一生出版梦·一世珞珈情——首届“珞珈出版人论坛” 在北京成功举办

作者：雨梦 2021年04月15日来源：百道网

【百道编按】2021年4月1日，首届“珞珈出版人论坛”在北京举办，主题为“一生出版梦·一世珞珈缘”，该论坛由毕业于武汉大学、跨越24个届年的50位校友出版人共同发起。

嘉宾合影

2021年4月1日，由毕业于武汉大学、跨越24个届年的50位校友出版人共同发起的首届“珞珈出版人论坛”在北京举办，本届论坛以“一生出版梦·一世珞珈缘”为主题。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梁衡作开场致辞，原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副院长王余光，百道新出版研究院院长、百道网董事长程三国发表主题演讲，多位武大毕业的出版人进行书业分享。此次论坛由砥砺资本承办，论坛由资深媒体人九三级校友黄端主持。

论坛上，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梁衡发表开场致辞，他表示，作为出版人有两个要求：一是要出书，二是要盈利。因此面临两个问题：一是要出什么样的书？二是如何能盈利？

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梁衡发表开场致辞

从目前的大环境来看，能盈利的书不一定是能够打造品牌的书，也不一定是能够经久流传的书。因此，可以出版可分为消费型出版和积累型出版，前者如教材出版、古籍读物出版等能够盈利的出版。另一种是积累型出版，如大百科出版社出版的能够流传下去的、积累国家文化的出版读物。从广西师大出版社和外研社的发展来看，他们都离不开这两种出版形式，这也是基本规律：两个市场，两种出版。

同时，出版是服务于读者的，出版人要研究读者的心理，他提出读者的六个阅读心理需求，即六个阅读欲望：

第一，刺激性。从人的本性出发，读者肯定喜欢看一些刺激的东西。第二，休闲娱乐。人除了工作之外，还有一部分休闲，包括游戏、填格子、打毛衣、钓鱼等。

第三，传播信息。这些功能现大多被报纸、电台、电视台分流。

第四，人对知识的需求。这是出版界最大的一块，传播知识，包括各种专业出版社。

第五，思想。这是最关键的，知识是直接告诉你是什么，思想是告诉你为什么。好的出版社大部分是这样的，出版积累型的图书，它具有思想含量，一代代传下去。如《共产党宣言》，正因为有新思想，所以才被传下来。

第六，审美。正是源于读者的这六个欲望，才有了出版同仁出版图书的基础。

（梁衡先生先生现场为每位校友签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树梢上的中国》一书，该书开创中国人文森林学先河）

《树梢上的中国（精装）》
点击图书封面可直接购买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作者：梁衡著
出版时间：2018年08月

原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副院长王余光发表主题演讲

原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副院长王余光作了题为“图书情节·珞珈情怀”的主题演讲。他回顾了武大图书情报学院的发展历程以及他与武大的种种情结。从1983年开始，武汉大学创办图书发行专业，到后来的出版科学系，再到后来的数字出版系，一步步逐渐壮大，为全国培养了大量的出版发行或是数字出版人才。到目前为止，武汉大学的出版科学系在出版科研的各个方面都处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同时，王余光通过国内出版的发展历程，提出对武大出版人的期望。早期，由于中国人民生活较为贫困，制约了人们获取读物的能力。长期以来，图书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昂贵的东西。图书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崇拜的对象，这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经济的困难和对知识的崇拜。而民国时期的出版业是发展的，且是多样化的，个性化的，它恰恰是中国传统出版业向现代出版业过渡的时期，出版法和著作权法进一步明确规定；从传统的、特殊的作坊向现代出版业转化，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在整个亚洲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印刷质量最高、管理水平最先进的出版社。同时，当时出版界也留下来丰富的遗产，比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古史辨》和《辞源》《辞海》等等。前辈出版家们留下的丰富遗产，需要今人去钻研、去创新。王余光表示，武大的出版系不仅仅培养的是出版人，还应该培养出像张元济这样有情怀的出版家，希望能够为日后研究中国出版史的人留下这一代的事迹。

王余光在论坛上总结了出版的意义。“今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出版史，大家会发现中国出版业在世界人民出版史上都是有巨大贡献。从造纸术到印刷术，以及墨汁的发明，这些发明都属于中国，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发明，人类的进步将会大大推迟。人类发展史就是人类智慧增长的历史，出版恰恰就是记录这些增长的历史。”

百道新出版研究院院长、百道网董事长程三国发表演讲

百道新出版研究院院长、百道网董事长程三国发表了“出版强国·书业远景·武大人未来”的主题演讲。他提出“文化强国对书业意味着什么？”的思考，表示在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下，出版发行人如果单纯只从产业角度来求解产业发展未来，就会碰到增长天花板；应该增强事业意识与公共文化服务思维，因为在出版产业结构中，对出版产值的贡献，公共领域越来越多的大于商业领域，而且是图书的影响力价值会越来越受重视。

那么，在这样的发展环境下，书业未来的发展会如何呢？即纸质图书将会如何发展？从最初期的15世纪古登堡印刷术的出现，到现代图书的发展，正如英国出版家理查德·察金（Richard Charkin）所说，在过去的历史中，图书成功躲过无数新媒体的进攻，比如广播、电视、网络、社交媒体。到如今，图书出版把之前视为竞争者的这些媒介都纠集联合起来，转变为图书出版的工具与盟友，去寻找生生不息的作者和读者，比如把短视频的传播作为图书营销的工具，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服务。在去年新冠疫情的艰难环境下，图书出版也仍然在发展，正如企鹅兰登CEO马库斯·都乐盟（Markus Dohle）所说，出版业正在经历自15世纪活字印刷术发明以来最大的复兴，主要表现在6个方面：一是在疫情隔离期间，消费者的图书消费呈上升趋势。二是实体书与电子书“健康共存”，2020年企鹅兰登的实体书发行量占总发行量的80%。三是读者数量正在全球化增长。四是全球总人口识字率的上升。五是青少年读者的增加，例如去年美国的青少年小说和非小说类总数增长了30%。六是有声书作为新的图书形式仍然非常流行，因为听故事是刻在我们基因中的习惯。

在现在这个大环境下，作为“武大人”该如何在行业内发展呢？程三国表示，从近两年的行业发展来看，明显感受到图书馆与出版社和书店越来越趋于融合，即事业与产业的融合趋势。出版社利用各种媒体工具来进行图书销售，比如直播带货，越来越趋于书店的功能。而书店则从图书提供、服务时间、空间设计等各个方面为人们提供公共服务，等同于图书馆的职能，或许某些方面比图书馆的服务效率更好，但真正买书的人却很少。也就是说，出版社越来越像书店，书店越来越像图书馆。结合时代发展背景，从产业的角度来讲，程三国认为书业是以文化产业+文化事业为基础来发展的，发展范围也将越来越广。而作为从图书馆学专业细分出来的“武大人”，无论在图书馆、书店，还是出版社这三个互相关联的领域内都具有一定的优势，都应该游刃有余、进退有道。他还表示，在未来五年、十五年之内，书店来自公共服务的收入占比一定是大于来自对读者售书的收入占比，这种变化也一定是书店从现在的点到线，到未来的面的结构性变化。

程三国回想起从武大图书馆学系研究生毕业后分入中国教图公司，后进入《中国新闻出版报》，到后来创办《中国图书商报》以及创办现在的百道网，一直在做的就是在行业面临结构性变革的时候，提供关键性的知识信息与理念传导。最后，他表示能够进入武大学习图书馆专业感到非常荣幸，也很感恩，因为图书出版行业相比其他的一般行业来说具有非常强的公共性，也具有很高的公共价值和文化价值，因此也特别能够体现书业人的精神价值。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总编助理张维特分享思考

随后，1982级的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总编助理张维特在分享交流中说道，出版在所有产业中规模差不多是最小的，但对人类的影响却是最大的。你可以把其它产业看成是一个人的躯体，而出版则是这个躯体上昂扬的头脑。它代表着人类的思想与灵魂。因此，尽管做出版挣不了多少钱，但仍有不少心怀理想的人在坚守着出版。应该为这样的人鼓掌，我们也应该为自己喝彩！

中华书局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周清华分享交流

中华书局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周清华1983年入校，他从出版情怀方面进行了分享。他表示作为出版人要有担当，要有情怀，要有责任，要有理想。就像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先生当年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这句话在今天来看，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建瑞分享经验

1984级的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建瑞从5G大数据时代发展的层面分享了图书行业面临的库存问题以及5G时代的新技术在出版行业的应用与呈现。他表示面对图书的库存问题，他们借鉴国外出版的思维模式，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最终形成一套自己的控制机制，有效应对图书库存多问题。另外大数据时代的5G信息通信技术，在出版行业的应用不仅仅是呈现方式上，同时也更加注重营销方式的创新。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市场总监杨文胜分享交流

1986级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市场总监杨文胜从个人经历出发，表示现在的出版行业中，中国的出版人所掌握的核心技术相对于国外来说还有不少卡脖子的事，如高端按需印刷设备、高端纸张和编辑排版软件等核心技术。另在现代化项目管理能力方面存在普遍比较欠缺的问题，导致一些大型复杂出版项目烂尾。这也正是他担心的问题，同时也希望武大能够培养出能适应未来发展的新型出版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