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作为祖国的艺术瑰宝，敦煌莫高窟的美轮美奂为世人瞩目。首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艺术家常书鸿为保护这座沙漠中的艺术宝库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且付出了令人敬畏的代价。为了把他的事迹、他的精神传达给更多人，作家叶文玲历时多年，精心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
《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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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作者：叶文玲 著
出版时间：2020年06月
常书鸿，与张大千、徐悲鸿同时代的著名画家。他的一生，是极不平凡的一生，是为敦煌献身的一生。1936年，常书鸿毅然放弃了安定的生活和创作环境，回到面临抗日战争严峻局势的祖国。1943年，他几经转折抵达敦煌莫高窟，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极其匮乏的物质条件下，筹备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由此开始了对莫高窟有组织、有系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此后近半个世纪的风雨人生中，他虽然承受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遭遇迫害等种种磨难与打击，却仍以苦行僧般的坚忍与执着，为敦煌艺术的保护、研究和传播做出了无以替代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常书鸿决定了今天敦煌的这般模样。
在敦煌，常书鸿经历的是缺衣少食、经费不足和家庭的巨大变动，收获的是精神上的充实和升华，最终留下的，是一个无与伦比、再难复刻的敦煌。为了把他的事迹、他的精神传达给更多人，作家叶文玲历时多年，精心创作了《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该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为写作此书，叶文玲曾六次前往敦煌，与常书鸿先生及其家人、友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书中从常书鸿的少年开始讲述，娓娓道来，直至常书鸿病榻前的人生回顾。这是一部详尽、完整、可信的常书鸿传记，也是一部启迪心智、温润心灵、文质兼美的现实题材文学作品。
叶文玲
史实和文学性并重，情景性描写生动
《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虽然是报告文学，但是由于具有充分的文化性，做到了史实和文学性并重，这部作品更加类似于一部传记小说。《文艺报》总编辑 、评论家梁鸿鹰表示，这部作品以小说家的眼光来处理它里面的人物，用小说的笔法通过合理想象来呈现故事，它里面的对话、描述、心理刻画，是用全知全能的方法来叙事的。
叶文玲能成熟地驾驭多种文体，特别是在小说方面，她的创作能力有目共睹。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作家邱华栋认为，这本书从体例上来讲有点像章回体，并且叶文玲写作上最大的特点是情景性描写突出。“一般的报告文学采取叙事的手法较多，因为作者不在现场，很难把场景性的东西写出来，而叶文玲的书恰恰相反，它读起来最亲切、最令人感到生动的地方就在于情景性描写。”
例如，本书中有这么一段描写：“他简直无法明白眼前发生了什么，他喉头发紧，僵怔着，一时心乱如麻。芝秀，我真心想帮助你，请相信我。”邱华栋指出，这段文字动用了文学的多种手段，而正如这段描写一样，叶文玲的这部作品基本上都是以场景和对话构成的，能让我们不断走入作品还原的历史情景里去。“这部作品呈现了常书鸿先生还有他周围人共同构成的一个时代的画像。”邱华栋说。
《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是一部有温度的大书，其报告性和文学性达到了较高的统一，作者是著名的小说家，这部作品也可以看作是作家的跨界之作。对于本书所富含的动人心弦的文学性，《人民文学》总编辑、评论家施战军也指出，虽然《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写的是已经去世的知识分子的一生，但是事实上这本书拿到我们手里是有体感的，因为作者赋予了常书鸿永恒的心跳——那是作者的心跳传导给他的。所以，这本书无论在人物传记里也好，还是记述文化人物、文化事件或者中国的文化史方面的作品里也好，都是不可多得的优秀著作。
正如叶文玲在后记中所言：“在面对敦煌的735个洞窟、2000座彩塑、45000平方米壁画时，你没法不心灵震颤。在深入地了解了这位‘守护神’的‘九十春秋’后，你也没法不为他的一生所歌哭所涕泣。”
成功塑造形象饱满的中国文化英雄
在《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常书鸿从1964年出生到1994年去世，一生中他远渡重洋从浙江到巴黎求学，在国外连获艺术大奖，然后归国寻梦，守护敦煌，一直到他去世，整个人生都献给了敦煌。
他颠沛流离、历经磨难，把敦煌和艺术作为自己的信仰。正因为有这样的信仰，他在处理时代、现实和艺术之间关系的时候，能够做到虽九死而未悔；在面临家庭变故，妻子离开，弟子离散、自然环境恶劣、战乱、资金不足、研究与保护均面临重重困难的境况下，在经历了身体、精神、心理的种种磨难后，他仍然拥抱敦煌，仍然守护敦煌。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认为，在这本书中，中国艺术家的艺术人格得到了完整且完美的呈现。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评论家李建军更是提出，《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这部作品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塑造了一个文化英雄。什么是英雄？卡达尔的《论英雄》与《英雄崇拜》里面讲过，英雄意味着一个时代的方向，一个时代一定需要一个英雄，没有这种英雄，这个时代是没有方向的。
“我们这个时代很多文学作品里的角色都缺乏人格精神。”李建军谈到。他认为，常书鸿的英雄形象主要体现在他有文化信念和文化信仰，而且有执着而深刻的爱上。这种爱既是对国家的爱，也是对文化的爱。常书鸿之所以成为英雄，还在于他承受过坎坷，体验过苦难，并且做到精神和行为超越了这种坎坷和苦难，没有被磨难压倒。
李建军表示，中国虽然有写史记的传统，但是近现代以来大家都不会写传记，或者不敢写真正的传记。像法国的罗曼·罗兰等作家，写人物传记会深入地写进人物内心里，甚至写出人物在不同情境下人格的扭曲和断裂。但是中国的文化就是为尊者绘，为长者绘，一般不涉及那些让人难看的痛苦或者隐私，因为家属要把关，结果删掉很多。可以说国人不敢面对真相。
“但是我觉得叶文玲有一种勇气。当然还要感谢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以及他的其他子女。书中写到了常书鸿第一任妻子在婚姻上的背叛，要接受这些内容的出版，他的亲生儿女需要有胸怀和气度。也是因为有这些内容，叶文玲才塑造出了如此饱满的人物形象。”
对于敦煌的守护和发掘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
常书鸿为了保护敦煌这座沙漠中的艺术宝库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且付出了令人敬畏的代价。用叶文玲的话说，“没有常书鸿先生就没有现在的敦煌。”不过，到今天为止，对敦煌的守护、对敦煌艺术的整理发掘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
叶文玲在《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一书中写道，只要有人见到常书鸿，常书鸿就说“你一定要去敦煌。你去过敦煌吗？”如果对方回答没有，他会说：“那你一定要去。”如果对方回答去过，那么他会说：“那你还得再去。”从常书鸿的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敦煌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领域，它的发掘工作还有巨大的空间。
邱华栋表示，“敦煌”两字的辐射面很广，包括文化、宗教、历史、文学，甚至舞蹈、音乐等艺术层面。它还是我们中国当代文化的非常重要的资源，我们可以将其中的元素融入当代正在生成的艺术门类的创作中。“让敦煌的文化和当代文化不断碰撞，生出新芽。这是很有价值的事情。”
常书鸿这种把整个生命扑倒文化遗产的守护与建设上去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当代人继承和发扬。例如邱华栋认为，《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中拍摄下的众多年轻文物修复师，他们就像常书鸿一样，将他那种知识分子的人格和精神延续了下来。在进一步发扬常书鸿的伟大精神方面，范咏戈还提出，建议将《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改变为影视剧，以让更多观众接触到常书鸿的事迹，扩大影响力。
叶文玲是在全国政协第六次会议上，第一次认识了常书鸿。对她来说，写《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是她一辈子尽最大努力的一部作品，也是她一辈子写作当中最重要的一本书。在总结这本书时，她用了一个词：细节。
“常书鸿给我们的一切细节，都值得我们下一辈人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敦煌，热爱我们生活中所有的一切的一切。中国是最伟大的国家，常书鸿也是一个最伟大的领军人物。”叶文玲如是说。
“我今年已经九十岁了，父亲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我们尊敬他，怀念他。看了这本书，我很受感动。这是我所看到的详尽、完整、可信的关于我父亲的传记作品。通过这本书，如果能促进下一代人对敦煌艺术的了解和喜爱，使我们的文化、艺术的瑰宝能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包括我们老前辈对祖国和文化的这种精神，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好的事。”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表示。
（编辑：刘瑞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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