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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江涛专栏】崇祯皇帝

2020年12月12日   作者:佘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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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佘江涛专栏】历史没有一个终极、一个中心。历史永远向我们展示无限的开放性,我们对其永远会有新的阐释和认知。本文为佘江涛为《景山的晚风:大明帝国的衰亡》所作书评。百道佘江涛专栏文章来源于“佘江涛的江和涛”,作者佘江涛。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佘江涛

别梦依稀咒逝川,我的出版生涯即将结束,但三十年前工作不久策划的四本帝国衰亡(汉唐宋明)四书——徐兴无师弟的汉帝国衰亡、赵益师弟的唐帝国的衰亡和宋帝国的衰亡、夏维中师弟的明帝国的衰亡——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它们将在中国出版史上长期留存。

四书当时开中国历史新叙事的先河,集文献功底、问题意识、历史叙事为一体,这样的历史三重奏当时无出其右,今日少出其右。

据说江苏人民社今年将再版四书,包装设计一定耳目一新,书名也会更改(原来的整个书名是当时出版编辑小秀才刻意对仗的产物,实在是败笔,不忍重复),加上今日营销能力,一定能横空出世莽昆仑。特以书评四篇记录一下。

读《景山的晚风——大明帝国的衰亡》

《景山的晚风:大明帝国的衰亡》
点击图书封面可直接购买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夏维中
出版时间:2016年08月

有关大明帝国的衰亡,似乎很难再发掘什么历史的新意了。自万历朝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去世后,大明开始处处暴露出衰败的征兆。200多年前太祖定下的基本体制作为“祖宗之法”无人敢去触动,人们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修修补补,使庞大的帝国苟延残喘。到崇祯帝即位时,来自东北后金的军事冲击和西北农民的暴乱,使明朝处于比南宋还要难堪的局面。从朝廷一方看,财政危机和士风颓靡最为严重。尽管皇室内帑无数,宦官、大员私藏甚伙,但应付饥荒、战事、平乱的国用已日渐空竭,加征税赋和拖欠军饷使急于敛财的朝廷饮鸩止渴;而文官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党同伐异并未因魏忠贤阉党的被清洗而终止。“庙堂不以人心为忧,政府不以人才为重;四海渐成土崩瓦解之形,诸臣有角户分门之念。”连内阁大学士也都是些虚与委蛇、战战兢兢、揣度思忖、嫉贤妒能的官场混子。至于以钱养官、晋官的贿赂之风更是无法阻禁。

《景山的晚风——大明帝国的衰亡》一书对以上诸种原因的叙述条理十分清晰,基本上让人把握住了明朝衰亡的历史轨迹。但读罢此书,还可以从中发现另一个直接导致明朝衰亡的原因,那就是崇祯帝刚愎自用,勤政不善政,用人又疑人。

平心而论,崇祯从登基伊始,一直兢兢业业,一心想成为中兴之主。与其祖父万历、皇父泰昌、皇兄天启相比,确实可谓励精图治,其勤奋在中国历史上无一亡国之君可与之比肩。难怪所有史籍都众口一辞,把“慨然有为、沉机独断、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的赞语加在他身上。在位17年,他几乎每天忙忙碌碌,很少有什么享受。但勤政不能等同于善政。

经历明末战乱的文学家张岱在其《石匮书后集》中说:“先帝(崇祯)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至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不亦枉却此十七年之精励哉?”

特别在用人方面,崇祯帝是满盘皆输。在乱世之秋,不善于识人,不善于用人,可以说是政治上最大的失败。这种失败必然导致决策层、管理层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导致政治合力的松弛,削弱政府接受挑战、应变时局的能力。

纵观崇祯帝的用人之策以及最后结局,都不出张岱所言:“用人太骤,杀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诸渊。以故侍从之臣,止有唯唯否否,如鹦鹉学语,随声附和而已耳。则是先帝立贤无方,天下之人无所不用,及至危急存亡之秋,并无一人为之分忧宣力。从来孤立无助之主,又莫我先帝若矣。”

崇祯帝绝对自信,尽管他缺乏政治经验,却听不进一点不同意见;又求胜心切,不能容忍大臣一时一地的过失;更缺乏内省,直至他魂归煤山前仍说:“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似乎亡国的责任与他毫无干系。他这些偏执的心理痼疾,直接导致了晚明官僚集团中,有所作为的人几乎都成为悲剧性的人物。

崇祯元年,他起用辽东名将袁崇焕,对之期望过高,恩爱有加,以为有了袁崇焕,辽东局势可即刻乾转坤移。但奇怪的是当崇祯二年,后金大军进逼京师时,在慌乱之中,他竟听信谣言,中了努尔哈赤设下的反间计,逮捕并磔杀了袁崇焕。在自毁长城之时还不乏自鸣得意。

接替袁崇焕的辽东名将孙承宗在崇祯四年长山、大凌河惨败之后,自然无法向猜忌多疑、求胜心切的崇祯交待,落得个罢官闲居、剥夺世荫的下场。

好在儒教的教化,总有人愿意脱颖而出,报效国君。崇祯二年,杨鹤总督陕西军务。在崇祯的许可下,他以安抚手段平息战乱,并初见成效。但由于陕西的饥荒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安抚只能是权宜之策,以致祟祯四年,“贼乱”又起。杨鹤遂遭逮捕,谪戍边塞。

在平息陕西“贼乱”中,曹文诏的表现尤为突出,算得上是陕、晋前线最得力的干将。崇祯六年春,曹文诏节制陕西、山西诸路兵马,连连获胜;但仅到八月就因“怙势而骄”的罪名而被调离,从而成了锋芒毕露的牺牲品,农民军失去了一个真正的对手。崇祯八年,曹文诏气急之下战死。

接下来是洪承畴和卢象升。前者屡建奇功,但于崇祯十五年松山大败后降清;后者功高被忌,被崇祯帝调离熟悉的剿“匪”战场而主边事,崇祯十年与清作战阵亡。此外就只剩下孙传庭、贺人龙、傅宗龙了。

孙传庭本是剿杀农民军的最得力将领,但崇祯十一年,却因与兵部尚书杨嗣昌不和,被皇帝囚于狱中。直到崇祯十五年,走投无路的崇祯苦于前线无人领兵,才被释放。可悲的是,孙传庭在赴任之前奉密旨斩杀了陕西大将贺人龙,其罪状是多次临阵脱逃。贺人龙与李自成同为陕西米脂人,长期与农民军交锋,甚有名气,人称“贺疯子”。他的被杀真是莫名其妙。崇祯十六年,孙传庭奉旨在潼关与农民军作最后一搏,结果是战败被杀,连尸首都没有找到。

傅宗龙在崇祯十二年被起用为兵部尚书,但几个月后就因与崇祯帝意见不合被逮捕入狱。两年后,再次被任命为无兵无将的陕西总督,不久战死,其状惨烈。

不能说明末无人,只能说明末无善用人之人;不能说明末无千里马,只能说明末无伯乐。当时几乎无一能人有什么好下场,而他们的悲剧的导演大都是由崇祯担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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祟祯一朝,高层官员变更十分频繁,如兵部尚书先后撤换了14人,刑部尚书则更多,为17人,而阁臣竟多达50多人。最令人吃惊的是,祟祯竟在半年之中更换了五任蓟镇总督。这种走马灯式的撤换,哪里还能谈得上什么久任之法。

更严重的是,崇祯帝还推行重典之策,严惩文武百官,其手段之烈、范围之广、人数之多,都是明代历朝罕见的。崇祯帝在位17年,共杀首辅2人、总督7人、巡抚11人,其余各级官员更是多得数不清。

更可怕的是,崇祯帝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自己的偏执和疯狂。危难中他总渴望有人能力挽狂澜,但他不能容忍失误,更不能容忍失败;稍有舒缓,他又不能容忍不忠、能干。在这个反复无常、心底狭隘、具有强烈病态心理的皇帝身边,就连整日阿谀奉迎、揣摩圣意的曲意庸臣也不能善终,他又怎么能够善用能人,控制危局,把明朝的国脉延续下去呢?

明朝的衰亡固然有许多原因,但在这相互交织的原因网络中,我们会看见一个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可怕的身影,他就是《景山的晚风——大明帝国的衰亡》一书给我们展现的崇祯皇帝。

历史的故事此消彼长,展示了人性的魅力,同时也显示出人性的缺陷。对茫茫的历史来说,人的视角无论多么深邃,它只能照亮历史的一个点。人就在这个点上展示了新的历史含义。就此而言,历史没有一个终极、一个中心。历史永远向我们展示无限的开放性,我们对其永远会有新的阐释和认知。

(责编:肖歌;编助:安安)

来源:佘江涛的江和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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