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日前，第三届译想论坛（2020）的第三场沙龙“翻译与学术：翻译如何影响我们的知识体系？”在福州无用空间举行。谢寿光、黄荭、郭建龙、冯立君、张明扬五位嘉宾围绕沙龙主题，分别从各自的经历出发，分享了从事翻译工作对自己的学术和写作的影响。
日前，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无用空间、新京报·文化客厅、新译科技主办的第三届译想论坛第三场沙龙“翻译与学术：翻译如何影响我们的知识体系？”在福州无用空间书店顺利举办。
本场沙龙邀请的五位嘉宾分别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著名媒体人、作家张明扬，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散文作家黄荭，“帝国密码三部曲”和《穿越非洲两百年》的作者郭建龙，以及陕西师范大学东亚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冯立君。他们围绕沙龙主题，分别从各自的经历出发，分享了从事翻译工作对自己的学术和写作的影响。
谢寿光在开场首先分享了为何在成本高、利润低的市场环境下，仍然大力支持引进和翻译学术作品，并且培养了以甲骨文为代表的一系列译著品牌，而这种大胆尝试的背后又包含着一社之长怎样的初衷和情怀。
谢寿光指出，在1997年他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持工作时，正值改革开放取得重要成就的时期，中国的学术出版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仍然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有较大差距，于是定下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出版宗旨——出版学术的专业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谢寿光后来又感慨道，学术图书的译介客观上已经成为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方式，作为出版人，今天应该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站在一个大国的角度去做出版，这样才会生产出好的成果。
接下来，其他各位嘉宾分享了自己在翻译学术作品时的体会和所得，其间张明扬提出了翻译与原创的微妙关系问题，认为翻译对原创不仅有推动作用，而且众多伟大的翻译作品的存在也会对该领域的原创产生一种极大的压力，引起了各位嘉宾的热烈讨论。
黄荭认为，做学术研究，翻译是第一步。她分享了自己大四那年暑假翻译杜拉斯《外面的世界》的经历，也正是因为翻译这本书，她对杜拉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后对杜拉斯的翻译和研究为她拿下了学术“大满贯”。她也谈到，翻译不仅仅是语言转换的过程，其实也是译者的一种研究范式，即通过翻译一部作品，从中了解作者及其作品的时代背景，并与作者和作品建立一种比较隐秘的联系。
黄荭曾经翻译过法国存在主义西蒙·波伏娃的《岁月的力量》等女性主义代表作品，法国作家菲力普·福雷斯特的《薛定谔之猫》，并且从去年起还在翻译《小王子百科全书》。在翻译的过程中黄荭了解到，这许多的作家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在写别人的时候也在写自己，而写自己的时候同时也在写别人，所以在阅读他们作品的过程中，某种程度上就会出现很强烈的共情。
“虽然翻译这件事可能还没有被学术体系认定为一种研究成果，但是从翻译出发，其实你可以做出一些非常好的研究成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转换，从翻译到研究，然后由此延伸到写作，这些行为都可以很好的结合。另外我觉得我写的很多的书评其实就是翻译的一个副文本。”黄荭表示。
郭建龙谈到了自己在非洲取材时的经历，但也感慨道，国内原本关于中东、非洲的资料比较少，近年来甲骨文等品牌译介的关于非洲的作品，如《一把海贝》等，会使他的书有一天会面临过时的威胁。但翻译《一把海贝》的经历鞭策着他看更多的好书，来补充自己的知识储备，进而更好地修订自己的作品。
最后，冯立君分享了自己在出版界、翻译界和学术界“跨界”的那些事。他谈到，对自己而言，无论是做编辑，还是从事翻译和学术研究，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获取知识。而用一种非母语的语言去阅读、去吃透原著，并且用自己的语言将其呈现出来，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冯立君还提到了东亚汉字文化圈对中、日、韩之间的翻译产生的影响。
目前向甲骨文等国外优秀的翻译作品进来后，给国内的文学、历史研究等原创作品带来挑战，国内作者应该如何去面对呢？对这一问题，冯立君指出，如果出了一个新的翻译著作，就能把一个学者的研究打翻的话，这说明他基本上是二流乃至三流的研究，是不入流的。真正入流的优秀研究，早就已经涉及国际学界研究成果，乃至于在世界史研究或者中外关系史研究上应当是超越海外学者的。因此，国内优秀作者并没有面临挑战的压力。
梁启超曾言：“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近代中国对西学和世界的了解是从翻译开始的，直到今天，社会科学的大部分学科都源自西方，其基础理论和研究范式都以西方学术为基础。可见，翻译对我们知识体系的影响不容忽视。在这一场沙龙中，资深出版人、翻译家、作家、学者分享了他们各自的经历与体会，相信也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迪和思考。
（责编：肖歌；编助：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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