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施普林格·自然这家公司于去年发起设立了年度奖项“中国新发展奖（China New Development Awards）”。在今年的第二届奖项评选中，最终有10部图书获奖，其中包括浙江大学出版社与麦克米伦合作出版的学术图书，此次获奖，带给他们哪些启示？在学术出版“走出去”和数字化方面，他们又有哪些经验可以和我们大家分享呢？对于这些问题，百道网专访了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袁亚春。
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袁亚春
众所周知，《自然》是伦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最有名望的科学杂志之一，它的名字不仅在业内，在大众范围内也是人尽皆知；施普林格（Springer）则是德国著名的科技期刊、图书出版巨头。2015年5月，施普林格科学与商业媒体和麦克米伦科学与教育（Macmillan Science and Education）进行多数业务合并，合并后的新公司即施普林格·自然。
双剑合璧，强强联合，施普林格·自然在科学、教育行业里的名望与权威性可想而知。去年，这家公司发起设立了年度奖项“中国新发展奖（China New Development Awards）”。该奖项的设立是为了表彰其出版的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有重要推进作用的学术书籍，其中所有获奖图书都必须由中国学者撰写或合著。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中国新发展奖”的设立，意味着国际上肯定了中国学者对中国以及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有利于中国学者在国际舞台上掌握话语权；能够促进跨国、跨学科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有利于中国学者开展交叉学科的研究；鼓励了国内学者站在全球视野进行科学研究，获奖作品也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标杆与方向。
在今年的第二届奖项评选中，最终有10部图书获奖，其中包括浙江大学出版社与麦克米伦合作出版的学术图书《Winning at the Turning Point》（赢在转折点：中国经济转型大趋势）。本书从内部视角提供了有关中国决策的洞见，总结了当今中国面临的社会、经济挑战，提出了以经济转型为主的结构性改革建议。
《Winning at the Turning Point: The Great Trend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出版社：Palgrave Macmillan
作者：Fulin Chi (Author), George G. Chen (Translator)
出版时间：2019年10月
另外，这两家公司合作出版的《Societal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中国农村家庭发展报告·上册）和《Advances in Food Processing Technology》（食品物理加工技术研究进展）两部作品虽然没有获奖，但是被列入了“中国新发展奖”奖项评选的前20名入围名单之中。
三本书入围，一本书获奖。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学术出版能力无疑成功获得“中国新发展奖”的认可。本次获奖不仅为浙江大学出版社在策划优质的国际化选题时提供了更好的方向，有利于其和国际出版接轨，而且也让浙江大学出版社进一步帮助中国学者将学术成果推向世界。
浙江大学出版社是如何对上述三部作品进行选题策划的？《Winning at the Turning Point》（赢在转折点：中国经济转型大趋势）这本书的最终获奖，带给了他们哪些启示？在学术出版“走出去”和数字化方面，他们又有哪些经验可以和我们大家分享呢？对于这些问题，百道网专访了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袁亚春。
每个选题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对策
今年施普林格·自然“中国新发展奖”的获奖图书评选自2019年中国学者出版的近1000多册图书和会议论文集，出版方是施普林格·自然旗下的两大出版机构——施普林格（Springer）和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Palgrave Macmillan）。能在1000多部作品中脱颖而出，入围奖项，浙江大学出版社在这三本书的策划选题方面下了一番功夫。
据了解，《Advances in Food Processing Technology（食品物理加工技术研究进展）》是基于作者方举办的一次全国性食品物理加工技术会议，会议中对食品物理加工技术的发展做了阶段性总结。参与成书的作者们在食品物理加工的多方面各有所长，最终图书汲取了大家智慧的精华，得以创作。由于这本书一开始就由全英文创作，因此经历了多次修改和编辑。书中探讨了如何更加健康地进行粮食消费、如何消除食品结构性不平衡、如何消除饥饿等问题。
《Societal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中国农村家庭发展报告·上册）是浙江大学出版社的研究的“中国家庭大数据”项目中的第一个产品。由于浙江大学的三农学科在全国管理学科里排名靠前，特别是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是学校重点培养的高峰学科之一，因此浙江大学出版社利用学科和平台优势，从农村家庭着手进行数据调查。
浙江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从选题提出起就提前介入到学科研究中，整本书的内容也紧密地结合了学科发展的动态。例如书中关注的内容包括农村家庭的资本结构、就业水平、收支情况、财富情况、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土地利用方式、人口迁移特点等等。
获奖的《Winning at the Turning Point》（赢在转折点：中国经济转型大趋势）一书由袁亚春亲自策划，主题是对中国经济转型与创新发展的研究。这个选题任务由中国改革研究院承接，主编和作者是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本书以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样本，围绕从“十二五”到“十四五”以来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展开，以提高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本次获奖和入围的三本书的研究课题中，每个都涉及了联合国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出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一个或多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等。
对于实现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出版社发挥作用的空间是有边界的。对此，袁亚春总结道：“我们能做的是将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产品，通过图书的形式出版出来。把书出好，把问题寻找对，把解决问题的对策提供好，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成功“走出去”是基于领导支持和全社的努力
这次《Winning at the Turning Point》（赢在转折点：中国经济转型大趋势）获得“中国新发展奖”，是浙江大学出版社在“走出去”这一道路上又迈出的新一步。
在谈到对于获奖带来的启示时，袁亚春表示，“未来我们出版社策划的图书，一定要关注人类共同的命运，要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而不是泛泛而谈。这样一来，哪怕图书出版后一时不被大家所接受，但长远来看，它也有一定价值。”
据我们所知，浙江大学出版社在原创输出、联合出版方面的成绩显著，并且一直在推动跨国界的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出版社以服务科学研究和教育为宗旨，强调原创出版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重视和国际出版机构的合作。
在原创输出方面，2019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开展了“丝路书香”重点翻译项目、经典中国出版工程项目等43个“走出去”方面的立项；全年共计输出了图书版权372种，输出国家涉及欧美国家、“一带一路”国家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
在高端学术出版方面，浙江大学出版社依托自己的双一流学科优势，瞄准世界一流的出版机构，全面推进学术项目的合作。例如，浙江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合作，剑桥大学出版社引进了《汉代的谣言》《中国早期近代经济》等高水平原创书。此外，他们还和施普林格合作了《中国基础研究报告》，以及向俄罗斯等国家输出了在国际上关注度很高的《China's High-Speed Rail Technology》（中国高铁技术）。
《汉代的谣言》
点击图书封面可直接购买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吕宗力
出版时间：2011年10月
除了高端学术出版，在面向大众的学术普及类图书方面，浙江大学出版社把目标集中到“一带一路”国家和非洲部分国家和地区。他们和“一带一路”相关的图书，已经出版了阿拉伯文、土耳其文、越南文、菲律宾文、文莱文、马来西亚文等语种。
在图书之外，浙江大学出版社旗下还有23本学术期刊，将这些期刊推广到国际科技学术平台，出版社也做了不少努力。其中《食品质量与安全》杂志就是他们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共同创办了三年的期刊，目前已经被选入到SCI（科学引文索引）平台中。
为什么浙江大学出版社在“走出去”方面的成绩如此令人瞩目呢？袁亚春指出，这首先是因为社领导层面对于走国际化之路这一目标思路清晰，并且高度重视；其次，不能光有想法不行动，因此设立国际合作的机制非常重要；最后，让他感触颇深的一点就是，全出版社各部门都在一起努力做这件工作。
“国际化不仅仅是国际合作管理部门的事，是全社的事，如果业务部门等部门不发展起来，光靠领导扯着嗓子喊要和国际合作部门，那么内容是枯竭的，事情做不起来。所以我们的成功和发动全社一起重视、努力是密切相关的。”袁亚春总结道。
数字化效益喜人，但是还要向国外出版巨头学习
对于学术出版来说，一本书所带来的效益不在于卖了多少本、赚了多少钱，而是体现在它的电子版被同行学者引用、下载了多少次。因此我们可以说，学术出版要想“走出去”，必然数字化。而浙江大学出版社在图书数字化方面做出的成果也相当可观。
在和施普林格合作的过程里，施普林格负责图书的纸质版和电子版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发行，而浙江大学出版社负责内地市场的出版和发行。双方将纸质版和电子版同步在自己的官网发行，同时在亚马逊、当当等电商渠道销售。图书发行后，双方会全方位合作，通过电子邮件、网页、学术会议以及自身的社交媒体，对图书进行多方面宣传。
本次入围和获得施普林格·自然“新中国发展奖”的三本图书均在2019年上线。到目前为止，定价为96.2欧元的《Advances in Food Processing Technology》（食品物理加工技术研究进展）被引用次数超过531次，下载量达到5200次；定价为93欧元的《Winning at the Turning Point》（赢在转折点：中国经济转型大趋势）下载次数超过1100次；定价超过12欧元的《Societal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中国农村家庭发展报告·上册）被下载次数超过了2200次。可见浙江大学出版社在扩大中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影响力上，效益喜人。
出版数字化本身是出版企业实现节约化和规模化经营的一种手段。从国际出版行业的数字化方向上看，袁亚春指出，数据免费开放将是总体趋势。另外，数字化在服务多维度的读者方面也有自己的益处，能让评价体系变得更加多元化、专业化。
在这一点上，浙江大学出版社正在尝试“按需印刷”，以及构建自己的数字化知识服务平台。“按需印刷”指的是先数字出版后进行交付的出版模式，它能实现成本最优化，解决了大量无效库存存在的情况。浙江大学出版社基于文件的标准化、业务流程的再造、生产流程的自动化，联合上下游不断加快按需生产业务的探索与创新。由于技术发展较快，因此成本逐渐下降，袁亚春预测成本问题将得到解决。
而数字化的知识服务平台主要面向学术出版和学术服务。浙江大学出版社在整合社内数字资源的基础上，对资源进行挖掘、筛选、加工、重组，向用户提供更加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和解决方案。
虽然在数字化转型上浙江大学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袁亚春指出，中国在这方面和国际出版巨头之间还有非常大的差距。“对标国际一流出版机构，我们还是处于一种探索之中，应该把他们当作学习的榜样和目标。”
至于为什么中国没有做好学术出版的数字化转型，袁亚春提到了两个原因。
第一，国内出版机构一开始并没有很好的远见，传统出版机构对于数字化出版的动力不足。例如国内数字化出版做得较好的，往往多数都是技术商、销售商们，之后传统出版社才去跟进。这样一来，单体的一家家出版社在市场中的议价权、话语权就不足了。
第二，国外出版巨头通过中国出版社和国内作者谈合作时，往往在联系上作者后就选择直接和作者对话，因此出版社如果不进一步进行跟进与服务，在合作过程中会被边缘化。这也导致了国内出版社普遍缺乏主导权的问题。对此，袁亚春以他们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创办的杂志《食品质量与安全》举例——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和主编对接的过程中，浙江大学出版社多次召集双方进行沟通，并且提出了各种有效的建议，获得了双方的认可——这个案例或许可以为其他出版社所借鉴。
（责编：肖歌；编助：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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