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年底，一场意料之外的浩劫发生了。新冠病毒像暗夜里滋生的毒蔓，伸张着血色的触角，无声地侵入人类的家园并不断蔓延。全世界数十亿人受到影响，无数家庭因此受难，许多人的人生轨迹发生改变。有的人因为疫情而失去生活来源甚至遭受重大经济损失，从而不得不重新选择人生道路；有的人因为亲朋猝然离世而追憾难舍；也有些人的生命就此戛然而止。
难以忘记，医院外痛失双亲的悲鸣；难以忘记，为了安全隔离而阻断的马路像道横亘的伤口；难以忘记，封城数月中，被风吹雨打的红窗帘昭示着屋主的不知去向，牵动了无数人的心；这些是灾难的缩影，终将湮没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
同样难以忘记的，还有医护人员舍生忘死，踊跃奔赴一线的鲜红请战手印，他们被口罩勒出淤血的面孔，布满伤痕的双手和累极瘫倒的身影。以及数以亿万计和医护人员一样的逆行者，特警、协警、交警、联防、城管、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乃至环卫工、外卖小哥等等，在最寒冷的冬天，在可能感染病毒的危险环境中，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忘我工作，坚守对抗病毒的哨岗。也有许许多多的中华儿女，不论身处国内还是国外，时刻牵挂疫情中的国人，慷慨解囊，甚至不惜毁家纾难，捐物捐资，四处奔波采买医疗物资，将国外的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采购一空，紧急运往疫情中心。这些，是时代的印记，终将被历史铭记。
更多的普通人，把自己对病毒的理解看法，演绎成生动有趣的小段子，写成文字，拍成视频，传到网络，用苦中作乐的方式，传递着战胜病毒的能量和鼓励。
在信息传播如此迅捷的大数据时代，还有着前赴后继的出版人当仁不让，用具有出版特色的方式，帮助人们顺利度过疫情难关。《三联生活周刊》电子版在尖峰时刻自疫情中心武汉采写了一篇篇难能可贵的硬核文章，再现2003年抗击非典和2008年汶川大地震等危难时刻的周刊风采。中国新闻出版广播报、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等推出一大批免费经典有声读物和免费数字教学资源。一批抗疫主题的图书经过出版人的精心策划，悉心编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人民卫生出版社推出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指南》、广东科技出版社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浙江教育出版社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手册》等于2020年1月出版，迅速及时地宣传正确、权威、专业的公众防护知识，引导公众正确认识新冠肺炎、维护健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最美逆行者》，展示了全国各地医护人员驰援疫情的感人行动。湖南文艺出版社精选了抗疫工作者的家书，打磨成触动心弦的图文书《你信大爱我信你——潇湘家书·抗疫篇》。黄山书社的《皖美战“疫”》用疫情期间安徽第一位深入ICU采访的一线记者的笔触，勾勒出战疫英雄的群像，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书中同样有不少提供免费电子版阅读资源。这些书的出版，无疑体现了优秀出版人牵挂国事民生、社会时事的使命感、责任担当和公益作为。
出版人心怀大爱。出版人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永远在路上。
出版人肩负文化使命，是文化的传播者。出版活动自诞生之初就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出版的对象——作品，是“通过作者的创作活动产生的具有文学、艺术或科学性质具有独创性而以一定有形形式复制表现出来的智力成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经过筛选，为文明传承所需的优秀文化的代表。因此，作为出版活动的实施者的出版人，需要对文化进行整理和探索，启蒙和传播，天然地便肩负了传承人类文化，弘扬人类文明的使命和社会责任。
在人类文化这一个包罗万象的复杂整体中，出版人不仅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作为传播者与其他文化活动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推动着人类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和文化的不断发展，因此，出版人常常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正是出于社会对出版人作为文化传播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的反馈和认可。
出版人身系时事脉搏，是时代主旋律的谱写者。冯骥才曾说：“文化自觉，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自觉，即知识分子应当任何时候都站守文化的前沿，保持先觉，主动承担。”[1]自古及今，无数知识分子在社会迷蒙的时候发出清醒的呐喊，在时代升平的时候展现昂扬的气象，所以才有屈原的黍离之悲，阮籍的穷途之哭，有李白的盛唐高歌“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也有杜甫在唐朝由盛转衰时的悲鸣“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还有明清之交顾炎武投笔从戎的呼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知识分子与时代命运、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知识分子的心声需要通过出版传递，同时出版人身兼知识分子和出版活动实施者的双重身份，不仅牵系时代脉搏，还可以运用出版方式，为时代注入自己的最强音。戊戌变法时期，张元济深刻认识到：“任何政治改革强加于冷漠、毫无生气和愚昧无知的大众，必然毫无结果。”毅然决然地加盟商务印书馆，数十年如一日投身出版事业，为觉醒民众意识，推动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在山河沦亡的近代，鲁迅痛心于国人麻木不仁的看客思想，所以弃医从文，要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国人走出昏聩。三联书店前总编辑董秀玉说：“出版确实是一个时代感非常强的职业，出版人一定要敏感于时代的需求，因此出版人一辈子都必须学习，不断关注时代发展，才能通过出版物，以优秀的文化思想去影响和推动社会进步发展。”出版的内容既来源于历史文化的沉淀，又来源于时代的营养输入。出版不能与时代脱节，时代赋予出版新的生机与活力，出版以引领市场、引领文化的方式汇入时代主旋律，反哺时代。
出版人心怀理想“白月光”，是人文情怀的负载者。著名出版家范用引用大雁出版社的一句话，说：“大雁还有一句话，深得我心：做出版，必须感情用事。”感情用事，其实是人文情怀的外在呈现。
日本出版家小尾俊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与同僚一起，创办了一家小书店，又历时45载，不断推出优秀的作品，把最初粗陋的书店经营成了饶富盛名的学术出版机构。他出版的回忆录《出版与社会》，见证了日本出版从走向大众媒介化之初的繁荣到言路被窒息的全过程，可谓是日本昭和时期出版的良心史。中国晚清到民国的近百年间，社会动荡，易帜频仍，战火连天，但就是在这样严峻的社会环境中，仍旧有着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夏瑞芳等一批优秀出版人，心怀文化救国和实业救国的理想，努力克服步履维艰的现实困难，成就了影响深远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出版机构，实现了传统出版业向现代出版业的转变。富有人文情怀的出版人，具有宽厚、包容和博大的胸怀，乐天下之乐，忧天下之忧。正如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说：“我们关注的是一代代生命的人格模样，我们在乎的是一个国家的集体目光，我们响应的是民族复兴的伟大渴望！”
数十年前，写作和出版被奉为彰显才华的圣坛，随着科学技术的繁荣发展，人们的精神需求越来越丰富多样，出版也逐渐走下神坛。在网络游戏、电影电视等行业的冲击下，出版行业趋于式微。出版更多地成为了理想主义的事业。从事出版行业的人，在微薄的利润和收益面前，或多或少地燃烧着信仰和情怀的动能。甚至有人戏言，编辑穷一生，出版毁三代。这不是夸张，但这也是夸张。出版人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并不是要完全牺牲经济利益，疫情中涌现出的大量出版作品尤其是免费出版资源，既起到了帮助人们群众正确认识疫情、做好防护的作用，又因为其无私的公益和担当作为受到社会好评，赢得了市场。出版人付出人间大爱，人间大爱亦可为出版增温！
（本文作者马奔奔，黄山书社编辑）
参考文献：
[1]冯骥才等.学者四人谈：什么是“文化自觉”怎样做到“文化自觉”[N]北京日报.201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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