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务通讯》是生活书店的内部刊物，1938年1月22日创办于汉口，每周一期。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生活书店在全国多地开设分店，分店时常遭受战火侵袭，不时处于变动中。为了联络工作、互通讯息，《店务通讯》应运而生，它主要用于探讨生活书店的出版、经营、管理等业务工作，报告各分店的动态和职员动向，发布一些企业经营的政策、规章、制度。《店务通讯》创刊号说明了创办意图：诸位同仁：本店因分店及办事处的逐渐增多，营业的日益开展，同仁们都分散至各地工作，在业务计划与消息报导方面，除随时用通讯方法商洽外，似乎很少有系统的联络，所以想每周出版一次专供同仁阅览的“店务通讯”，来报告一些关于总分店办事处的业务进行计划、出版界消息、文化人动态，以及各店和办事处的扩展情形、同仁的生活近况等等，使各地能经常的互通消息，多得联系。
《店务通讯》诞生于战争时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以很多篇幅记录了生活书店各分店在战时的生存状况，分店如何在市面波动的情况下选址；如何在当地书店、出版社纷纷关闭的情况下取得营业上的成功；如何从文化上抗战救国：在图书经营上做好抗战宣传工作，在社会服务上积极参加赈灾济民的活动。
《店务通讯》记录了生活书店在战争中遭受的人物和财产损失，在炮火中顽强求生的经历。《店务通讯》在战时发挥了特殊作用，一方面从形而上的精神层面把各分店团结起来，提振士气，增强信心；一方面通过具体事例来分享同人在各地工作的新经验，提出面临的新问题，并作批评和改进。可以说，它既是一本生活书店的店史，也是抗战时期生活书店出版人在各地努力的真实记录。它所记载的许多事例，实在地体现了韬奋领导的生活书店在抗战时期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
生活书店在战火中四处开设分店，传播思想文化，为当地的军民、学生、大众提供精神食粮，像一支支蜡烛点亮了当地。翻阅《店务通讯》，可以看到活跃于各地的分店动态，福州、丽水、常德、衡阳、南平、赣州、宜昌、桂林、南郑、昆明、香港等地都留下了店员艰苦奋斗的身影。由于战争，书店变得稀少可贵，但各地的文化需求仍然存在。因此，生活书店分散在各地的分店受到欢迎。《店务通讯》第43号（1939.04.08）发表袁润的《在天目山》（于潜通信）一文，记录了生活书店在浙西开设流动书店的情况：
我们常被那些县长一次又一次的来请求，要买书籍。他们说：“好久不见一个正式书店，好久买不到一本好书，今天看见生活书店在天目山，挂着浙江区流动供应所牌号，感觉很高兴，无论如何非买不可。”于是我们只好敬重顾客的情意，来营业一小时或二小时。这种营业是很趣味的，完全是所谓“商业游击化”。当天一小时卅分时间的营业，实计收入七十二元。每一县长，都买十元和八元的书志。各县长都说我们生活书店对抗战供（贡）献极大。
《店务通讯》第44号（1939.04.15）记录了重庆分店的繁忙营业情况，毛泽东先生也是书店服务的读者对象：
重庆分店共有工作人员二十人，尚感忙迫，门市每天挤满读者，星期日尤甚，正与别家书店冷落相反。柜窗陈设，委员长作战大幅彩色画。营业时间上午九时至下午八时，门市轮流工作，实际工作时间为七小时半。邮购每日百余元，新疆陕西等大批在外。发行每天开二百余张定单，其中有毛泽东先生定阅三十余种刊物，按期航空寄发。
事实上，战时的生活书店的分店经营非常艰苦，在浙西山区，由于交通不便，职员需要步行几十里路去摆摊卖书，还要经常应对当局的检查、封店等突发情况。在重庆战区，生活书店同仁忙着躲避空袭，经常携书搬场，疲累恐惧不堪。不过，这也没有压垮生活书店的同事，一次又一次地重建工作和生活的秩序。《店务通讯》第47号（1939.05.13）《混乱的一周间——五三至五九的总处和重庆分店》记录了1939年5月初可怕的日军空袭和书店同事们井然有序恢复营业的情形：
六日，重雾而有好太阳。在清晨总经理发布了临时工作支配名单，各人担负了适切的工作，没有一丝力量的浪费。一部分留新屋从事整理，零乱的书籍，被堆叠成一座座整齐的小山；一部分同仁不顾轰炸的危险，去搬保险箱，办公用具和没有搬完的书。但没有搬我们以前每天睡的床，以及其他私人用品。中午，敌机又攫住了机会，我们像沙汀鱼似的装进汽车向郊外开。事后，据说敌机来了八十余架，但给我们自己的飞机撵回去了。分店于下午三时复业了。当门市部的同仁带着书坐上车子，我们像送出征的勇士一样欢送他们。七日，深夜一时，我们于熟睡中又听到像受伤的狼一样的嚎叫声。惊起奔逃，大家分散在一座沿公路的小山左近。警报时间持续至三时之久。月冷，风凄、雾重，衣衫单薄，人冻得瑟瑟作抖。八日，除突击整理工作外，有些部门已经在杂乱的桌角边开始办公了。同时也发布了避难组织与地点的通告。九日，各个部门都正式办公，生活又上了轨。
在匆促躲避空袭之余，生活书店重庆总管理处始终不忘自己的社会责任，多次参加赈济难民的活动。《店务通讯》第50号发表了张知辛的《重庆大轰炸中的服务工作》，记录了生活书店的服务社会工作：扶助妇孺到难民救济站，代写书信，用讲演和歌咏作抗战宣传，救助受伤儿童，参加重庆市各界文化团体服务队联席会议组织，并作为总代表，向赈济委员会接洽服务工作。同胞遭受重庆大轰炸苦难至深，生活书店重庆总管理处捐款出力，不遗余力地为难民服务。张知辛总结了服务难民工作的三方面意义：一方面，于大众，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生活书店爱护大众、服务大众；另一方面，于政府，生活书店热烈响应政府号召；第三，于生活书店自身，贯彻表现了“生活精神”——在困难面前不屈服的战斗精神，在工作上积极认真负责的态度。“生活精神”也是韬奋在抗战时期领导生活书店的一面旗帜。韬奋和他的同仁们曾多次著文，阐发“生活精神”。
生活书店重庆总管理处同仁张锡荣在《“生活精神”的具体表现》（《店务通讯》第47号）一文中对各分店在困难时期的表现做了总述和回顾：
在困难临到的时候，这种精神表现得特别明显。万县支店的迅速重建，南昌的退出与赣州的建立，长沙的退出与曲江的建立，以及西安的受难等等，都充分表现出敏捷、机动、突击和勇敢的“生活精神”。这次重庆遭受大轰炸，在五面火柱包围中，总处及重庆分店的同人忘掉了自身的财物和生命的危险，在负责者的领导之下，当夜英勇地抢救重要文件，在极度疲倦，饥渴，雇不到搬夫和轰炸的威胁下，合力搬运全部重要的公共财物，迅速恢复工作秩序。这种积极性与组织性，不得不使人惊奇：“真想不到有这种工作精神！”这是又一次的“生活精神”的具体表现。
生活书店在抗战时期的重庆，还参加了一次影响较大的社会活动——征集五十万封慰劳信鼓励前线军人。1939年6月2日，军委会政治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部、重庆市党部及全国慰劳总会等五机关征求五十万封慰劳信鼓励前线军人。韬奋亲自作文《热烈响应政府五十万封慰劳信的号召——本店发动十万封》（载《店务通讯》第52号（1939.6.17）），发起倡议号召职员参加活动，并认领了十万封慰劳信的工作量。文章说明了写信慰劳军队对生活书店的积极意义——首先，这是有益抗战的文化工作，正符合生活书店作为文化机关的岗位职责，也恰好是为国效劳的机会；其次，本店的目标就是“供应抗战需要”“发展服务精神”，这次活动正符合这个目标；最后，这次活动可以发挥“生活精神”。韬奋说，“我们的传统的‘生活精神’是对于有益国家的事情，都用全副的精神作兴会淋漓的参加。‘生活’的生命，就是完全大公无我的对社会服务的精神组成的！我们全体同仁这次响应政府五十万封慰劳信的号召，也应该尽量发挥我们的传统的‘生活精神’！”
以文化工作襄助抗战建国，供应抗战需要，发展服务精神，是生活书店在抗战时期的宗旨。而“生活精神”是实现这些宗旨的精神动力。
在韬奋的倡议下，生活书店同仁积极行动起来，投入慰问信的写作和征集活动中。同期发表同仁张知辛的《十万封慰劳信运动的发动与展开》一文，对征集工作做了具体安排指导，内容详尽。列举了店员征集慰劳信的四种方法。方法之一：同仁之间组队竞赛，个人对外征求竞赛，规定了目标任务的数量——个人50封起，集体100封起，以及奖品。方法之二：发动各分店征集，包括发动同仁；发动当地同行和团体、学校；发动门市读者；发动附近读者。方法之三：重庆总店沿门逐户征集，方法之四：发动重庆本地的学校、文化团体13家。总之，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团体和个人，集合重庆总店和外地分店的力量。文章还对慰劳信的写法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详细至具体的内容、词句和格式等，便于大家操作。譬如：
1内容取材太单调，仅是抽象的鼓励，后方被炸，前方胜利等，不够广大。应该扩大范围，加添。
2漫画——画得不好不要紧，别的杂志上和报纸上的现成材料可以剪贴，照片亦可附上。
3故事——短小的抗战故事，各种有趣味的故事，笑话等。
4笔调——请注意各人笔调，不要过于严肃。
5敌情——每封信具体的报告一件事。
……
很快，征集活动开展仅一个月，7月1日，在《店务通讯》第54号上，韬奋又进行了一次征集慰劳信的宣传倡议。此时任务已经完成一半（五万封）。他告知大家截止期限延展半月，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完成剩下的任务。即使当时生活书店正在经受许多分店被勒令禁停查封的困扰，也坚持快速完场这项工作。他再次强调生活精神——
我们的努力奋斗，丝毫不因为环境艰苦而打折扣。这是我们的“生活精神”的一部分，是每一个生活同事所应该深刻体会到，很勇敢地把它支持起来！……如把文化工作也当作战争来看，他是我们的先锋战士，我们应该把崇敬战士的心情来对他致敬！愈艰苦愈兴奋愈努力，这是“生活精神”的一个成分。凡是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事情，我们总是要兴会淋漓地参加，乐而忘倦地参加，这是“生活精神”的另一个成分。让我们在这次继续征求十万封慰劳信的努力中，又一次发挥我们的“生活精神”！
第54号《店务通讯》记载，6月29日，韬奋先生主持茶话会，为重庆同仁颁发第一次慰劳信竞赛的奖品，获奖人员有：张志民、张锡荣、张知辛、孙明心、黄宝珣一组，集体自写六百四十二封得首奖；邵公文、沈敢、何廷福、解子玉、李德勋一组四百六十封得二奖；桂奕仙、黄洪年、臧其吉、沈俊元一组二百二十封，得三奖。臧其吉个人征集七千五百五十二封得冠军；赵晓恩个人征集二千六百十九封，得亚军；李济安个人征集二千一百三十七封得殿军。这些成绩说明各位同人发挥“生活精神”——愈艰苦愈兴奋愈努力；凡是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事情，总是兴会淋漓地参加。生活书店征集慰劳信的阶段性成果突出，高达五万封，占当时募集总数的三分之一。
至7月21日，十万封慰劳信胜利超额完成，共得十一万余封。生活书店完成了最终总募集数的五分之一。“生活精神”在这次活动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生活精神就是服务国家社会的公益精神，就是国家危难时责无旁贷的社会担当。在国家民族需要的时候，生活书店能够作为先锋，动员全体，完成供应抗战需要的许多工作。其实，生活书店在图书经营上，也有许多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此处从略。
综观生活书店在抗战时期的表现，他始终以文化抗战建国、服务社会大众为鹄的。一方面，通过图书出版和流通来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实现文化抗战建国；另一方面，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在赈灾济民的社会服务工作中勇于争先，建立了生活书店在大众心目中的公益形象。以韬奋为领导的生活书店，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以公益精神来要求自己的工作，至今值得文化行业学习。在困厄的战争环境下，“生活精神”在现实砥砺中绽放光芒；在和平的当代社会，“生活精神”更值得每个文化行业的从业者传承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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