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出版人作为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把关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肩负重大的文化使命，邹韬奋和张元济作为近代的两位优秀出版家所展现的使命担当以及公益情怀起到典范作用，对现代出版人才培养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邹韬奋 张元济 社会担当
近代中国苦难深重，邹韬奋与张元济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坚守文化壁垒，践行出版使命，有着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救国唤民，育化大众，为我国近代出版事业甚至民族复兴、社会进步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邹韬奋——一个出版人的救国之路
邹韬奋先生作为我国近代著名出版家，中国新闻事业、出版事业的奠基人，以生活书店为“根据地”为大众新闻出版传播活动开辟了一条新出路，在战争年代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
1.编撰报刊，抗日救国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第一个星期，邹韬奋先生就在《生活》报刊上呼吁：“全国同胞对此国难，人人应该视为与己身有切肤之痛，以决死的精神，团结起来作积极的挣扎与苦斗”。[1]继而，邹韬奋与时俱进地将《生活》周刊的编辑方针做了调整。他说：“本刊最近已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要“就民众的立场对政府对社会，都以其客观的、无所偏私的态度，作诚恳的批评或建议论事论人，以正义为依归”。当时，生活书店提出的口号是：“促进大众文化，供应抗战需要，发展服务精神。”[2]《生活》周刊的内容也逐渐从城市中产阶级的趣味转向宣传抗日救国，成为全国救亡运动的舆论阵地。既对日本侵华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告诉广大民众日本的侵略野心不在于东北，而是在于整个中华民族，并在刊上刊登一些反侵略的知识供读者学习，也反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在周刊上也批判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并对部分国民党军官进行了强烈谴责，其中还对国民政府中的一些官员的贪污行为进行了披露。此外，他在《生活》周刊上向广大群众号召，为东北抗日军队以及东北义勇军捐款抗日，得到了惊人的反响，每日到书店捐款的人络绎不绝，不仅给了东北抗日军队强有力的经济支持，也振奋鼓舞了将士们的抗日决心。
1936年，邹韬奋前往香港，与好友着手出版了《生活日报》，他在发刊词中提出：“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力求“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他和陶行知等人联名在《生活日报》上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并印发成册，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各党派联合抗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邹韬奋果断地将几种大型的刊物，如《文学》、《中华公论》等停刊合并，集中精力，编辑出版《全民抗战》，建立抗战后方的文化宣传基地。
身处战争年代，时局动荡，国难深重，邹韬奋先生作为出版人心系社会责任，洞察时代需要，成功地将办刊办报与救国救民结合在一起，为民族解放奔走呼号，出版民众需要的内容，站在正义的立场，以犀利之笔，全面宣传抗日救国，时刻关注时局走向，巧妙运用了出版传播的力量唤醒民众热情，团结社会力量，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将出版的报刊变为了抗战强有力的文化武器。
2.关怀读者，为社会服务
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中非常看重的两部分就是开头的“小言论”和读者信箱。他常邀请一些作者参加座谈，不拘形式地交流和沟通信息，漫谈各人对时事的见解。[3]然后以自己的判断，凝聚社会焦点，确定选题组稿，自己动笔写“小言论”，针对读者所关心的问题发声，力求做大众的“喉舌”。本着服务大众的原则，他以设立读者信箱的方式为群众提供发表个人看法和建议的平台，认真读信、用心回答读者的提问，真正将《生活》周刊做成人民的刊物，备受民众推崇，读者群体十分广泛。
就邹韬奋自己创办的生活书店而言，他明确了“盈利归全体，没有剥削存在，一面为社会服务，同时也为自己工作”的经营原则，开架售书却任凭读者取阅，甚至在售书厅中设置座椅，定下“不可公开斥责偷书者”的规矩，理解体贴那些贫穷却又渴求知识的读者，开展了一系列便民服务。
在国家内忧外患、经济落后的时期里，邹韬奋出版的报刊有着庞大的读者基础，但他始终不以逐利为目的，秉持着为社会服务的初心，关怀贴近底层人民，出版翻译国内外益于民众、益于国家的有价值的著作，默许“窃读”，仿佛将书店开成图书馆一般，这样的公益情怀也是促使他能成为优秀出版家的原因。从宏观来看，这也为我国近代文化传播和思想启蒙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
二、张元济的出版初心与文化担当
张元济同样作为近代杰出的出版家，曾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使商务印书馆发展为近代最具影响力的出版企业，成为晚清以来，普及、传播新知新学的文化重镇。他也被誉为“中国出版业第一人”。
1.教育救国，延续文脉
晚清时期，那时张元济还是一名士大夫，甲午一战过后，他深感国力衰微，国家缺乏人才，若想挽救民族危机，促进国家发展，首先就要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于是他提出了“以兴学为先”，即兴办新式学堂，学习一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后得到了实施。后来，他又意识到仅注重学堂内的精英教育是不够的，他说：“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4]，若想开启民智，需普及教育，继而毅然决然辞去南洋公学代理总理一职，加盟了在当时还只是一个印书作坊的商务印书馆。
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期间，他自觉地把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的现代性变革连接起来。他的编辑宗旨就是“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他认为，办教育就应当编辑出版编写得体、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适合中国国情的教科书。张元济提出，要为中国办现代教育，就不能采用四书五经和那些宣传基督教教义的课本，要采用西方的各种学术，和中国的国民素质、习俗、宗教、政体等结合起来编新的课本。
于是他请来了国内外的学者、教育专家辅助编纂新的国文课本，共同构建新的教材体系，本着既要学习西方但又不能全盘接收的原则，将中西文化结合，策划了全套适合国人的教材，被广泛使用，进而还配合教学，编辑出版了大批工具书，不仅开创了我国学校统一用书的新纪元，也极大促进了我国近代教育及科学文化发展。
在民国时期北洋军阀与国民党各派混战和日寇入侵的特殊年代里，张元济为守护传承中华文化的血脉，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编校整理古书，定书选本遍访名家，对版本精心挑选，甚至为访书远走日本，为维护民族文化根基殚精竭虑，展现出对祖国文化的捍卫与担当，所保留下来的文化遗产至今仍影响深远。
张元济做出版的初心就是扶助教育，从而让国家摆脱积贫积弱的现状，他由士大夫向出版人的身份转变，正是出于对社会担当的考量，他选择以更直接有效的方式促进国民教育，基于对当时国情以及教学规律的考察，投入到教材的编纂出版中，满足社会需要。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深谙传承文化的重要性，为后世编校留存古籍，为往圣继绝学，更是做出版的良心与使命，这些古籍收揽，于整个国家、民族的文明基因保存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和价值。
2.轻利而敬业，只出利于国民的书
从编辑指导思想上，张元济注重社会效益，顺应社会发展，出版爱国、进步书刊，他主张以出版扶助教育，教育促进出版，先公而后私，轻利而敬业，注重人才的发现、培养、使用和管理等。而在编辑原则上，他认为有助于提高国民素质的书一定要出，于国民无利甚至有害的书坚决不出，倡导“宜多出高尚书，略牺牲营业主义”。他曾说道“学术之书，他家力量所不能出版者，本馆可以多出”。[5]就此他编译了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重视汉译科技和社科名著的出版，对社会大众的思想形成了广泛影响。
张元济将社会效益摆在首位，个人利益位居其次，将是否益于公众、益于社会长远发展作为出版把关的标准。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得民心、受到公众高度认可，和这样的出版把关标准是分不开的。出版商把出版当作盈利来源，利益当先，而出版家则把出版当作责任和使命，长久地利国利民、服务社会，如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这般，播种文化种子，秉持出版操守。
三、结语
从邹韬奋和张元济的事例中，可以发现，出版人首先应当爱国，有胸怀天下的抱负，把握时代脉搏，心系国家发展和社会大众需求，带着使命感做出版。然后要有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合理利用出版传播的力量，从是否益于社会长远发展的角度恪守出版原则，有所为有所不为，以专业、清醒的判断，认真行使稿件选拔权，做好文化的守门人。
其次要有公益精神和出版情怀。邹韬奋和张元济都是本着为民众为社会做实事，有着高尚的文化品格，重“益”轻利，先公后私，尊重并体贴读者，以服务为本，旨在为国家建设及人才培养领路。与此同时，还要自觉守护文化之根，就像张元济在西方科学技术开始引入之时，有主见地坚持不能全盘西化，要结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当下做出版更是如此，要保存好民族优秀文化基因，结合时代特点研究传统文化在当下如何更好地延续发展，为树立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软实力继续努力。
（本文作者王一佳，北京印刷学院学生）
参考文献：
[1] 邹韬奋.韬奋全集.[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 龚鹏.邹韬奋启蒙思想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3] 邹韬奋.经历.[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
[4] 张树年.张元济年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5] 李艳.张元济的编辑思想.[J]出版科学，2002（01）: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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