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出版人，我们应当对这两个词极为熟悉——公益精神与社会担当。我认为，这是我们即使没有听过这些话语也合该印在我们脑子里的基本素养之一。换句话说，就是此为一种每一位出版人都必须具有的责任和品质，并且其需要一代一代地坚守和传承。
也许会有人搞不清楚，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究竟是个什么概念。
具体一点来说，公益精神就是公益主体基于一定的关怀和利他意识而面向特定社会群体或人类发展共同关注问题的行为的 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念和人格品质。通俗一点来讲，就是为他人献身的高贵精神品德。而社会担当则是指对于这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有着明显的责任意识。
举个例子来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何时眼前突兀现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当年杜甫漂泊流浪，居无定所，但想的依旧是那“天下寒士”，这便是他的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而对于出版人来说，就是要努力突出自己的社会效益，甚至在特殊情况下，放弃自己的经济效益。我们必须要承认，这样对于出版单位来说，确实是不利于自己的经营发展。但我们还是必须要有这个意识和觉悟
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和人格，我们经常被教导和提醒要无私奉献，回报社会。但显然的，大多数人都做得不是那么好，甚至是没有这个意愿。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个理念与自身的个人利益发生了冲突，我们需要舍弃一些自己非常珍贵的东西去奉献给他人，但很正常地，人之常情，许多人都无法割舍，这就造成了这个二选一的矛盾冲突。同理，我们出版人要做到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就要不可避免地要舍弃一些东西。而最直观的体现便是经济收益的减少。那么既然是这样，我们又为什么要倡导这个所谓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呢？
是为了提高知名度、提高品牌效益吗？当然不是，因为这部分收入是很难准确预测的，当舍弃的经济收入远大于这一部分的时候，就会造成不能弥补的空缺，这就又回到了上面我们所讲的矛盾点。所以说，这次我们分析原因不能从出版单位自身的收入好处入手。与其说出版人培养这公益精神和担当意识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不如说这是一种所必须拥有的精神品质。
我们出版单位到底是什么呢？是人民的喉舌与眼耳，信息的有效传达是我们存在的意义，更好地为百姓和人民服务是我们发展的方向。而在这个前提下，拥有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则更像是一种所需的必要条件，而不是一种可以随时改变或是丢弃的良好习惯。
从另一方面来讲，能力多大责任就有多大。易卜生先生说过，“社会犹如一条船，每个人都要有掌舵的准备”，而我们现在就在这艘船上占据重要位置。虽然我们的社会知名度不算高，但不能否认，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是关键性的。比如，我们不能想象没有书和报纸来读，两眼一摸黑，完全不了解外界的这种情况的发生。而这种地位也为我们带来了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有能力也有这个义务去通过各种途径为人们提供信息，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牺牲一些个体的利益。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
就拿这次规模宏大的疫情防控战来说，正是出版人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的体现。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进行抗疫，最终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在这期间，每天阅读关于疫情的时事新闻、关注前线的抗疫进程、在手机上观看各种与疫情相关的视频……是我和身边人真实的经历。而我们能做到全国性的隔离，个人也多多少少掌握一些防止传染的知识等与这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比如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数字版免费发布，就起到了很好的关于疫情的科普作用；又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文读书声”有声店铺为读者提供一大批免费优秀经典名著有声版，与数字平台联合，为读者提供免费电子书；还有人民卫生出版社很早就推出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指南》的图书、网络版读物和电子书版本，为我们应对疫情做了提前准备工作……这些都是我们出版人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精神的体现。免费出版，不记数目，不取收益，这就是我们的社会责任和家国意识。而正是这些工作，大大缩短了我们的反应时间，为这次众志成城的抗疫战争打下了胜利的基础。
既然知道了出版人具有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的必要性，那么下一步就该是讨论怎么做的问题了。
其实关于这一点，我们很多出版人都给出了优秀的答卷。首先当然是要符合并满足当时的社会需求，这就相当于开车时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举个例子，正如这次疫情防卫战来说，社会最需要什么呢？需要及时的疫情信息，有效的防控知识和在家学习的可能性。所以就有了每天推送的时实新闻，免费赠送抗疫图书，以及各种免费赠阅、免费开放的电子读物、数字资源和名师网课。这就是满足社会需求的成功事例。空有力量而没有方向最终只能是南辕北辙。所以调查清楚人民、社会和国家的真实需求是实现自己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的第一步。只有这样，才能做出迅速且有效应对措施，从而达到公益的最大化。
再一点就是相关机构可以设立并完善关于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方面的奖励机制。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真正做到无私奉献的仍是只占少数，就是说一大部分不能做到舍弃自己既得的或者原有的一些东西，而去换取一个看不到回报的、虚无缥缈的结果。我们要做的就是打破这种局面，给他们一个推力或者拉力去做出这个选择。所以设置奖励机制是有必要的，这可以把原来看不到的结果具象化，并且量化所得到的收益，进而用这种看得见的利益去培养、强化人们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至于惩罚机制，一方面，由于我们的公益精神和担当意识就目前来说还不太成熟，贸然逼迫着去做极有可能会激发逆反心理，出现形式主义的现象；另一方面，奖惩机制只是个在外部施加的力，我们要做的是要通过这个机制去强化人们的公益精神和责任担当的内心意识，不能为了一时漂亮的成绩就本末倒置，放弃了长远的发展；再有就是，一个奖惩机制并不能时刻、准确地判断当时的社会、市场条件和需求。依旧是那句话，机制只是一个辅助条件，我们要做的是让机制追着我们锦上添花，而不是我们追着所谓的奖励和惩罚而失去方向。
最后一点就是要增强整个出版业甚至是社会的公益精神和担当意识。就像我上面所提到的，奖励机制是一种外力的施加，再短时间内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长时间的效果我们不能保证。所以只有真正提高内在的意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培养出具有公益精神和担当意识的出版人才。
在一个良好的环境氛围下，学习往往能事半功倍。既然是针对整个出版行业提出的建议，自然是需要整个行业一起执行，而不是仅凭一家出版单位的独自响应。先不说那一家出版单位能不能达成目标，即使是成功了也会有很大的可能性会经营受损，进而给其他出版单位的积极性带来打击。所以说制定一个统一的方针明确发展目标是有必要的。在此之下各出版单位再依据自身情况进行计划和活动，形成良好的合作竞争氛围。
“书人优者，为国为民”，这是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在接受人民网文娱部采访时所提出的。他指明，当代出版人应具有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而我们作为出版人要做的，就是努力在此方面提高自己，真正地去回报社会。
我们出版业培养和强化公益精神及担当意识是一种随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而我们能做的就是调查社会需求，遵循奖励机制，并且从自己内心去接受这个观点，去顺应时代的潮流。
我们也许做不到“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但我们可以努力做到“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我们要自觉培养自己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提升作为新时代出版人的综合素质。
（本文作者王佳，北京印刷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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