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编辑人才是出版业的核心资源
编辑工作是出版工作的核心，编辑人才是出版业的核心资源。邹韬奋先生在他的编辑生涯中说到过，编辑人才的业务素质与报刊质量有很大的关系，编辑人才队伍强大，出版单位才能够做大做强，编辑人才缺失，出版单位就难以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文化作品。
进入新世纪以来，媒介技术的进步给行业带来了巨大变革。这首先表现为微博，微信，微视频为首的新媒介的出现打破了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对信息资源的垄断，让话语权下放到草根阶层。其次，被赋权的公民拥有话语权之后，就变成了如尼葛洛庞帝所言的“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1]”。新媒介带来了信息社会，信息量也呈指数态爆发增长。2018年工信部表示，全球数据总量每年增长50%。值得注意的是，每一个人的电台都是“无照经营”，也就是说，每一个信息源都可以传播或好或坏的内容，这直接对编辑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与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传播学者保罗·莱文森在他的媒介进化论中提到：随着媒介进化的持续，媒介技术与人类传播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媒介具有人类的属性，具有了人类传播的形态。[2]也就是说，媒介在发展的过程中，会拥有更多类似人类的感觉器官，从外在形态到内在功能越来越有成为“人”的趋势，人工智能便是媒介进化的产物。人工智能对于出版行业的影响正在超越我们的思维，《纽约时报》的传播趋势预测程序Blossomblot和Velocity正在帮助大事件编辑精准把握公民议题，光明日报的xiaoming bot 与腾讯的dreamwriter将编辑劳动从新闻写作中剥离，虚拟现实技术也在将二维图书出版工作延伸向三维赛博空间。
邹韬奋先生曾言主持工作离不开人才，生活书店从最开始只有三四名店员到拥有56家书店400多名员工的成功是离不开人才与培养人才的。韬奋先生的人才培养观可以分为四点：1.博学。编辑是图书的第一经手人，需要掌握大量文学知识与生活常识，只有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才能够胜任编辑工作。2.心思缜密吃苦耐劳。编辑工作要的就是一个“细”字，小到一逗一句，大到一书一人，都要编辑进行艰苦付出。3.实践与锻炼。编辑是一个职业，也是一种技能，除了先天的文字敏感，还需要从事大量的编辑实践获得经验完善工作。4.活动力。“所谓活动力是不怕麻烦的研究, 不怕艰苦的搜索, 有时也包括不怕艰险的奔波”[3]。
2019年是人工智能元年，如何利用好人工智能为出版工作服务成为今后需要攻关的难题。然而人工智能的发达，又是否会影响到编辑工作与编辑人才的培养，将出版人的后备力量转化为机器程序？黑格尔在他的哲学思想中提到了“人的异化”，是指主体为对立面的异化力量所支配。那么，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找到培养人才的正确方式，还需要艰苦的搜索和艰险的奔波。
二.人工智能语境下出版新态势
1.媒介即延伸，AI技术创造新态势
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在他的媒介延伸论中提到：广播延伸了人的听觉，电视延伸了人的视觉，媒介是对人的感官的延伸。人工智能技术的已经深度融合在传媒行业的方方面面，重塑着出版流程。在选题论证阶段，大数据出版摆脱了编辑对于经验和问卷调查的依赖，选题是的出版价值会通过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分析得来，精准，迅速而经济。在编辑写作阶段有机器人程序帮助编辑生成稿件，智能翻译与识别软件代替了部分人工且效率更高。在出版产品落地阶段，AR与VR技术已经可以运用在出版物中，在《朗读者》中，读者只需要用手机轻轻一扫，便可以浏览电视画面，大大加强了出版产品与消费者的互动性与产品体验。
2.出版融合推动行业发展新态势
国务院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到2025年，人工智能成为带动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到2030年，我国将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可以预见的是，以先进技术为支撑的数字出版行业将首当其冲，率先打开人工智能技术与出版行业融合发展的大门。因此，对于能够灵活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编辑人才就成为了出版社日后急需引进和培养的重点。近年来，出版社在人才聘用方面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学编辑的毕业生知识与理论功底不扎实，专业对口的学生对于图书的敏感度与出版情怀缺失。现今，出版社纷纷将微信，微博，微视频作为新媒体时代的入场券，但是实际效果却远远不及预期。新媒体时代的编辑人才问题会迭代为人工智能时代更大的问题。所以，如何用人工智能的思维去培养编辑后备军和有生力量，也需要学界进行思考。
3.“编辑无学”被打破，学科发展进入新态势
我国作为出版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出版对于我国社会发展的作用非同小可，而编辑人才的质量与出版物质量密切相关。长期以来编辑培养都陷入“无学可学”的境地，虽然胡乔木、钱学森等学者认为编辑应当是一门重要的学问，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设立了“编辑出版学”博士点，但是在2018年《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正文中，并没有“编辑学”或“出版学”，这意味着编辑出版还没有取得学界的“正统地位”。实际上，编辑出版应当是一门重要学问而且是一级学科出现在编辑人才的教育中。当前，来自内外两部的意识形态威胁日益加剧，人工智能给出版业带来的机遇空前，而出版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蒸蒸日上，这说明对于高层次编辑人才还存在着巨大需求，那么，出版业与其被称为“夕阳产业”，更应该被称为“朝阳产业”。
三、“胡乔木假设”与AI边际思维：编辑人才培养的方向
1.人工智能与出版的边界
人工智能虽然高度赋能，但是人工智能设备运行的前提就是明确的边界。比如alpha go只能在19x19的棋盘中与人脑博弈，一旦超出这个边界，人工智能就无法运行。因此，人工智能时代清晰的边界思维是培养编辑人才的基础。
李频教授曾提出过一个“胡乔木假设”，意在通过假设来探讨出版学的边界以及出版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结果证明，出版学学科发展的历史约束促成了、放大了出版制度设计中的有限理性, 出版制度设计中知识资源的缺乏严重影响了出版制度绩效。[4]这导致在编辑出版学的本科培养中，往往很多同学四年之后对出版仍然没有清晰的概念，研究生阶段中，由于课程体系边界不够清晰，左学一些出版学，又学一些市场营销学，研究生考试又缺乏大量的理论考察，因此，会出现学生“好像能写论文，又没有理论基础”，“好像能做新媒体编辑，又不会新媒体技术”。
出版学的教育也缺乏足够清晰的边界。编辑经常被当做“杂家”，这是由于编辑工作的工具性与实践性导致的。在高校中学习出版，除了学习编辑技能之外，还要学习传播学，市场营销学，广告学，公关学等诸多课程，如此开放而模糊的边界会导致学生处于混沌的状态中消磨课时。因此，从人工智能角度去思考编辑人才培养的方式，就是要从各个领域划分出清晰的边界，将其他学科的部分知识融合到出版教育中，而非原封不动做课程的加法。
2.标注出版边界，对齐编辑人才培养目标
对于人工智能而言，只有被标注的数据才会成为值得处理的数据。而这种标注，就成为了人工智能的学习边界。找到出版的边界首先要找到出版学与其他学科的知识边界，标清出版学与传播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交叉部分。传播学的“5w”研究法，非常适合分析读者，出版物，作者，出版社，编辑，渠道等方面的问题。就目前的教科书而言，《编辑学概论》与《出版学概论》也只是对于编辑出版学科本身知识进行阐述，并没有将其他学科知识融入出版学中标清边界。如果不对学科知识进行标注，那么学生也找不到提升自身理论水平与知识储备的途径，知识量也许会因为教学课时的增长而增加，但却难以转化为有效知识。
聂振宁先生说，越是信息海量的时代,越是出版传播网络化时代,越需要善经营、懂管理的新闻出版家,越需要真敬业的新闻出版家。懂经营，懂管理，真敬业其实也是出版学要成为一级学科所思考的问题，也是出版学的技术边界，商业边界和法律边界到底在哪的问题。技术边界是指编辑需要掌握的技能不能局限于修图排版等简单技术的应用，而是要对数据抓取，云端协作或机器人编辑程序来解放自己的时间服务读者。商业边界就是指编辑要衡量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的平衡，要坚持社会效益的第一性，坚决防止商业主义抬头。法律边界是指在选题策划时要严谨遵守民法，著作权里有关出版的内容，在组稿时要与著作权人签订出版合同维护双方权益，在编辑加工过程中坚守法律红线，保证出版作品的真实性与科学性。然而这些知识在本科的出版学教学中体现的不够深入，就难免会给用人单位留下不够专业的刻板印象。这些边界，就是出版人才培养需要标齐的方向。
四、参与意识与具身认知：编辑人才培养的方式
1.参与意识是新媒体时代编辑培养的遗留问题
培养编辑人才的目的是为了服务社会与促进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认为，一切宣传工作者都应当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编辑虽然构筑的是精神世界，但是却离不开实践的参与。这是由编辑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人工智能时代，编辑人才的培养也要注重实践，高知识密度的人工智能需要编辑人才在实际运用中不断试错，获得经验，提升学习水平。
当下大学教育对于编辑人才的实践能力培养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去过出版单位实习，大概学了几款软件，会做公众号就完成了实践阶段的培养。如果从目前出版社的新媒体运营现状去反推编辑人才是否达标，我们会发现出版社的微信微博建设似乎见顶，差强人意。在抖音快手视频号等平台开通短视频账号的出版社只有80多家，占到出版社总数的10%不到，其中大约四成都是空号废号。从剧本，剪辑，台词，出镜方方面面来看都不够专业，这直接导致本应该占据知识流量上游的出版社却被“书单”“读书”等营销号远远甩在后面。因此，培养编辑人才要让其参与到新技术，新环境中，不要让新媒体时代人才培养的缺陷留到智媒体时代，造成更大的人才空洞。
2.利用具身认知培养编辑人才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认知不仅仅是大脑孤立的计算，而是大脑、身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5]例如虚拟现实技术通过计算机形成的三位图像构成了一个虚拟环境，人的大脑和身体参与进来与虚拟环境进行交互，达到人与智能机器合为一体。这说明环境对于人的影响是极大的。对于编辑人才的培养也是如此。在教学过程中，是否给予了参与实践的环境？比如在校对实务课中，校报，校刊，院刊稿件是否可以提供给学习课程的同学进行编加，是否可以将该类报刊的版式设计与图书装订工作交给同学，让他们生成对不同纸张，不同装订方式等媒介适应性的意识，将成果办成展览，也可以与艺术系的同学组成小组，提前模拟真实的编辑工作。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具身认知强调了“用户”的体验，因此，传统图书编辑的“内容为王”是否要在人工智能语境下重塑，变成“注重用户体验的内容为王”呢？不同媒介具有不同的阅读特点，手机阅读适合多图少字宽行距，纸质阅读适合字多图少颜色少。在排版中要掌握多少种颜色搭配，多少字适合插入图片与注解缓解阅读节奏，都需要学生作为用户去进行具身感知，从而转化为自身体验提高能力。
其实，无论是参与意识还是具身认知，都注重编辑人才在出版场域中与不同要素的融合，编辑参与在出版物的制作过程中也是出版业参与到社会运行中的一个缩影。出版要参与到新一轮技术变革的浪潮中，出版要参与到不同行业的融合中，出版更要参与到公益事业中反哺社会对编辑人才培养的付出。
五、公益精神与社会责任：编辑人才培养的精神内核
1.编辑人才的培养要注重公益精神与社会责任
“文者，贯道之器也”。编辑是内容质量的把关人，也是意识形态的守门员。编辑工作是文化与大众的桥梁，也是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重视公益精神与社会责任，是培养编辑人才不可缺失的环节。出版行业的公益精神体现在公益出版上，公益出版是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出版行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形式之一, 既繁荣了出版市场, 又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6]然而现阶段公益出版得到的注意力明显不足，在大学教育阶段提起的次数少之又少。心理学家扎伊翁茨在他的实验中得到，如果对实验对象进行频繁而复杂的刺激，就可以使实验对象朝着对实验者有利的方向发展。那么，如果在实际教学中不断强调公益出版的社会价值，就会诞生更多充满社会责任感的好编辑，真正做到出版为人民服务，文化服务，为社会服务。
2.人工智能时代的伦理困境与出路
约瑟夫·斯特劳巴哈和罗伯特·拉罗斯在《今日媒介 ：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中提出：媒介伦理……主要围绕着准确性或真实、公平与处置责任、以及媒体主体的隐私。[7]如硬币两面，人工智能也造成了巨大的伦理困境。人工智能会通过大数据精准测绘用户的侧面像，了解用户的痛点，痒点和爽点，与之对应的是，如今人们的关注点充满了感情色彩与二元对立，因此，依靠数据噪点而推送的新闻都充满着不实字眼，这样，由智能写作机器人撰写的稿件组成的拟态环境就会让受众对此信以为真，从而产生信息的真实性断层。如《xxx地区渴望加入中国》，《xx地区有望回归中国》等文章，片面利用用户爽点制造爆款骗取流量，置社会效益与无睹，有诱导民粹主义抬头的倾向。此外，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的发达对应着人的堕落，人工智能在取代部分人脑的功能，势必会带来编辑部分能力的退化。无论是大数据带来的数据迷思，还是算法与机器人写作的技术黑箱，背后都离不开技术的设置者——作为编辑的把关人。麦克内利认为，最重要的把关人在媒介里，最重要的把关角色是编辑。因此依靠人工智能作为把关人并不可靠，因为人工智能并不存在社会责任意识。
人工智能是依靠数据运行以数据存在为前提的，目的是为了解放人力，因此这种技术的第一目的就是提高生产效率加大商业效益。人工智能对出版行业的介入程度在不断加深，但是用机器去解决机器产生的问题并不可靠，这就意味着人工编辑的地位不容机器撼动，坚持正确出版导向的极端正确性关键还在于人。
为此，我们在进行编辑人才的培养时，要注重社会责任与人本主义理念的灌输。按照技术中性论来说，技术取得什么样的后果完全在于发明和控制技术的人。如何设置算法阈值避免信息茧房，如何兼顾信息的时效性与真实性，如何用高质量的内容满足受众的长尾需求，就要求作为把关人的编辑在理解人工智能的基础之上，加强把关意识与社会责任感，不断对出版人工智能的前进方向进行修正。
人工智能时代方兴未艾，出版行业的融合发展一浪高过一浪，正如聂振宁先生所言。人才问题将是第一位的问题。有了人才才会有出版，有了新型人才，才会有新型的出版，才会有整个行业的创新发展。为此，把握好学科建设机遇，找到学科边界，加强学生在学科教育中的参与度与出版人的责任担当，是人工智能时代编辑人才培养的题中之义。
（本文作者石尚，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页。
2.徐利德.保罗·莱文森媒介进化理论的思想逻辑[J].青年记者,2017(21):27-28.
3.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编:《韬奋全集》第8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22页。
4.李频. 论出版学的核心与边界[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04):31-41.
5.殷明,刘电芝.身心融合学习:具身认知及其教育意蕴[J].课程·教材·教法,2015(7):57-65.
6.高铭坚.跨界合作——公益出版的新机遇[J].新闻研究导刊,2018,9(04):21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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