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这个知识经济极大发展的时代，出版产业在传播信息和影响主流价值观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出版人出版了什么内容、报道了什么内容不仅是使公众对一些社会事件得到了解，还会因为撰写角度的不同引导社会评论并影响公众对事件的判断。因而出版人要如何对内容进行选择出版和报道不能因自己的主观感受来进行，还应考虑到社会影响等多重因素。所以无论是对如今出版人的要求还是在出版人才的培养中，让出版人了解拥有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以及在出版工作中如何去践行这两点是当今我们应该关注并着重去实现的。
清末我们有梁启超、谭嗣同、蔡元培、张元济等优秀的出版人，为国家复兴而肩负起历史使命；我们也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革命人士，以出版的力量为民族带来希望；我们更有鲁迅先生这一伟大作家，以“弃医从文”的勇气用文字带给国人巨大的冲击，试图用出版物来点醒世人。几千年来直到今天，有很多身负社会担当的出版人，他们不论是作家、编辑、记者还是其他出版人，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力量影响世人、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做到了一个出版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对于一个编辑来说，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学者型编辑，而学者型编辑是对社会化精神产品生产者的基本要求。他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功底、良好的学术研究能力、有效的协调沟通能力、利用出版平台促进学术发展的能力、始终站在出版科技最前沿的能力，而邹韬奋先生便是近代学者型编辑的楷模。韬奋先生的一生都在为了出版事业而奋斗，同时积极参与到救国存亡的运动中，用文字等力量帮助世人，彰显其在那个特殊时期的公益精神以及社会担当。作为《生活周刊》的主编，他以犀利之笔，力主正义舆论，抨击黑暗势力并积极呼吁大众为前线抗战的战士捐款筹集资金。他无疑是中国近代重要的记者和出版家，一生抱着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执著信念，为了祖国和人民的伟大事业鞠躬尽瘁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的这种为真理而战斗不屈的精神、这种始终为国家和人民着想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都是我们所应学习的韬奋精神。
而在我们现在，一些拥有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的出版人也不在少数，他们也在人民和国家需要他们的时候挺身而出并严守出版人的使命，将责任扛在肩，在人民心中打下一针“镇定剂”。
今年年初，我国遭遇了一场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随着新冠肺炎的快速传播，越来越多的民众感染了疫情，人民开始变得恐慌、焦虑，这时急需一些对疫情详细的报道以及科普来让民众知道当时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的真实情况以及普通民众要如何去做才能避免更严重的感染，因而出版人的重要作用便在此刻突显了出来。
疫情之初，武汉的情况十分严重，大批量的感染以及稍有不慎的接触便有可能感染疫情使得多数人尽量避免了进出武汉。但有一群人，他们抛却自身地安危，冒着相当高被感染的可能性，做了一群“最美逆行者”，而这些“最美逆行者”中有援鄂的医生护士等，也有一些是我们的记者和编辑。在这种危难时刻，他们挺身冲在前，为的是向其他地区传递疫情重区的情况并送去及时的报道，同时传达出武汉人民和医护人员对于战胜疫情的决心和斗志，为那时的社会传达一种正能量的精神，让人民可以安心、放心，减少人民的恐慌和焦躁情绪，为社会的稳定做出一定的贡献。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看到的只是他们从医院里传回来的采访视频和新闻报告，是一种让我们了解新冠疫情的方式。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是在冒着巨大的风险为舆论引导以及社会价值观的导向做出努力，这是存在于记者身上的对于人民和社会的一种担当，是我们应该敬佩并进行学习的方面。在他们的采访报道中，我们看到的新冠肺炎病人总是模糊的不透露真实姓名的，从这里我看出的是新闻人对于病人隐私的尊重，是为了避免对他们以后的生活产生过多影响到周到的考虑。我想，尊重特殊采访对象的隐私并在撰写文章的时候隐去他们的姓名是一种新闻伦理，也是我们出版人应该去遵守并宣扬的精神，或许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是一种公益精神。
在那些只身前往疫情严重地区的记者和编辑来说，出版人的精神、公益精神、社会担当都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我们在庆幸我们国家有这样一群勇敢担当的出版传媒人的同时，也应思考如何加强对于出版人的教育，让一代代的出版传媒人都能拥有这种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从而使我国的新闻出版事业发展的更好。
而我们在拥有这些优秀的出版人的同时，也不乏有一些缺乏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的出版人为民众做了错误的榜样，对社会价值观的引导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2008年，汶川地震震动了每一个国人的心。当时由于汶川地处山区，不仅通往外部的路被地震所破坏，通讯设备也遭到损坏从而当地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因此在这个时候，为了了解当地的情况也为了向外界传达出汶川当地的救援情况，央视派出了一批记者前往震区进行采访报道，徐娜就是其中的一名记者。
汶川地震发生之初，徐娜是央视第二批赴四川采访的记者之一，而当直播间主持人为了解聚源镇中学的救援情况而连线记者徐娜时，却发现她正在成都的一家酒店里并且回答问题时言辞闪烁。明明当时聚源镇中学的通讯情况已经基本畅通，徐娜却说是因为都江堰那边的通讯完全中断因而她才无法进行采访从而返回酒店。而当主持人问及现场的救援情况如何，徐娜却说话断断续续言不成句，其中编造的成分十分明显，最后她还向我们传达出了救援工作正接近尾声的信息，可事实却是当时聚源镇中学的救援才刚刚开始，连温家宝主席都在赶往灾区。当她的这个报道一经播出，便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都在质疑为什么这个记者不在灾区现场，为什么她能如此心安理得的做了一个“逃兵”还在直播连线时向全国人民撒谎，而这一切都显示出了她并没有一个记者的职业底线，也缺失了作为引导社会价值观的出版人的社会担当。危难时刻，她想的不是为了人民的安心以及社会的稳定而详细报道灾区的情况，也不是为了向身处灾区的人们传达国家和人民的关心，而是为了自身地安危、为了一己私利，在刚刚到达灾区不久便逃离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可以说，徐娜的这种行为是作为一名出版人对于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的缺失，是摸黑了出版人的形象，是为民众做了错误的表率。在她的这次工作中不仅没有传达出正能量从而引导社会价值观，还对社会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这样的出版人是一个失败的出版人，是我们所不认同并应该在日后对于出版人才的培养中应该避免的。
从古至今，我们有一批批优秀的出版人，他们身负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为了国家的安稳和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勇于承担，用自身的出版精神影响人民的思想、带动社会价值观的走向，为国家拥有更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堪称时代的楷模，也是我们培养出版人的毕生追求。对于我们当代出版人来说，我们应该在学生时期便培养出版精神，让这些未来的出版人了解身上所肩负的责任，让他们逐步具有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让我们从此时起便在他们心中埋下一颗颗种子，等到某天便可以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进而承接我们手中的接力棒，将出版事业继续发展下去、继续承担引导社会价值观的责任，做一些拥有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的优秀出版人。
（本文作者穆宇萱，北京印刷学院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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