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简单来说，就是作者、编辑、读者三类人关系的总和。在这一种关系中，作者与编辑、编辑与读者、读者与作者，不可分割，无法分裂，各自所扮演的角色清晰、明确，在这一关系中所占比例也相对固定。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作者、编辑、读者，三者也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一些变化，对既有的对于编辑、出版的定义提出了一些挑战。面对这些变化与挑战，处于中间环节的编辑，必定首当其冲。
这些变化与挑战，最明显的一点是，沟通方式便利了，但沟通成本并未减少，甚至有所增长。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沟通成本之巨大超出我们的预期太多。借科技之便，编辑与作者沟通的方式多样，语音、视频、文字，千里之遥瞬息可达，比起亲自拜访与书信交流，大大节省了时间，但最终回顾一本书的整个流程，在沟通上所用的时间反倒比以前的多了，为什么？是作者变了，还是编辑飘了？是作者太过敝帚自珍，还是编辑太过墨守成规？
要找寻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得回归到各自的身份本质上。作者，文章或者著作的写作者，艺术作品的创作者。这一定义，就已经点明，作者的本职工作是写作、创作。而要创作就必然要能感知，要足够敏感，因而任何一个作者，都是张开了全身的每一个毛孔，伸出了多到无法想象的触手，去感知，去捕捉，去反应，进而将他感知到这一切呈现出来。这一个过程，是自我的，也是自由的。这些呈现出来的作品，是他最真实的、最本质的那部分，每一个字、每一段话，在作者看来都是十分必要且万分珍贵的。但编辑不一样，“编辑”一词，含义丰富，既可以指一种专业性的活动，也可以指从事这种活动的职业、岗位或人员，还用作这类人员的中级技术职称。但就实际情况来说，绝大多数时候，编辑是专业性的编辑活动，它是以生产精神文化内容为目的，通过策划、组织、选择、审读和加工优化作品使之宜于传播的一种创造性文化活动。那既然都是“创”字辈的，为何还是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为何还是在日益便利的新时代里将大量的时间用在了沟通上？
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人民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文明需要足够长的发展时间；当物质生活足够丰富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去要求精神生活；在经济足够发达的社会，个人的需求会更加明显，个人的存在会更加突出，尊重每一个人特性成为基本操作……这些话，我们听过无数种的，无论怎么表述，实质不变。新时代的作者提升了，他们进入更细微的领域，回归内心，追寻个人的部分，不再只寻找人类的共性。而这些个人、个性的部分，在有些境况下，就难免有些不那么恰当，比如情绪化的部分，比如在信息太多琐碎或有限的时候。而我们日益增多的个人展示平台为这些创作的被阅读提供了可能。创作是自由的，被阅读也是创作者的权利，但如果出版，则完全不同。
出版，是有制度的。出版准入制度，出版业务活动管理制度，出版物印刷、复制和发行的管理制度，出版社的经营管理制度，出版物质量管理制度等等，大大小小好几十种。再加上我们的各种语言文字法规、国家标准和规范，仅就目前的文字、词汇部分，就有二十六种，这尚且未将逻辑、知识等方面算在内。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每一个编辑的案头，《现代汉语词典》《通用规范汉字字典》《汉代汉语八百词》《图书编辑校对实用手册》，以及各种国标的文件、标准的解读手册等，摞起来比人高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也就是说，编辑是要守规则、讲纪律的。
那沟通成本加大的原因就不言而喻了。一方面，作者提升了，个人主观表达的意愿与可能增强了，是在以广博的知识进行“胡思乱想”，而社会的进步与制度的完善，也保障与鼓励这样的表达。另一方面，为保证出版物的质量，提供优质的出版物给读者，出版的相关制度、规定日益细化，每一个环节都涵盖在内。一个需要恣意发挥、自由生长，一个要有稳定的土壤、严格的管理，那问题出现就是必然的了。当作者的创作完成后，编辑需要对这些自由生长的“米”，进行优化加工，使其可以色香味俱全且营养丰富的与读者见面。这就对编辑的“厨艺”提出了要求，除“选材”“刀工”外，“火候”更是重要。
在书稿的最初，编辑就需要对作者的性格及文字观有基本的了解，明确何种沟通方式是有效的，是面谈还是诉诸文字；清楚什么样的表达方式能更好的被作者接受且不容易产生抵触情绪，是直截了当还是点到为止；了解作者对个人作品的创作方式，是字斟句酌型还是汪洋恣肆型；等等。而这不一步工作的前提，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辑，都目标明确、目的一致，就是将更好的作品呈现给读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作者呕心沥血，编辑兢兢业业。但如果因为沟通的不足而造成失误，就未免太过遗憾。要做好沟通，就得明确哪些方面需要沟通，而要明确沟通的部分，编辑除要具有基本的文字统辖能力、文字驾驭能力、判断力、亲和力、分析力、设计力外，更为重要的，是要明确编辑的责任与担当，以便在沟通时有的放矢、有理有据、合情合法。那哪些是编辑的责任与担当？
首先，编辑要把好意识关，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做好本职工作。受限于个人的成长经历、受教育程度等，作者的文字驾驭能力不同，个人观点、学术观点有别，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能跳出性格与背景的限制。比如，编辑经常会在书稿中遇到的，有关教育方面的一些思考，像少儿作品中的暴力、血腥、消极内容，作者本人的创作意图肯定不是为了宣扬暴力，可他在表述的过程中，有可能并未意识到他的创作品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在有意无意地宣扬暴力，对成长中的青少你造成的影响甚至完全与创作意图相反。而编辑必须在第一时间发现这一问题，对其中的表述、段落或者是图片、视频等，进行加工处理，以实现最初的创作意图，达到教育的目的。再比如，我们现在正经受着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对如此大的灾难，作者承担起记录的责任是值得我们赞扬的，但作者也是人，是人就难免有情绪，有些时候甚至陷入情绪中无法自拔，完全被悲观的想法攫住，创作出来的东西几乎是个人情绪的宣泄。这时编辑就需保持理性，及时与作者进行沟通，对这类作品进行处理，做好内容导向工作。此外，在沟通时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让作者从情绪旋涡中抽离出来。
其次，编辑是文化工作者，做文化就一定要有担当，明确自己的定位，不以经济价值作为标砖，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比如，屡见不鲜的自费出版。面对现在的出版环境，人人都是写作者，人人都可以出书。这有积极的一面，一者说明我们现在的受教育程度大大提升，人人都有表达的能力，二者量变产生质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出版事业的繁荣有益。但这的消极影响更是不容忽视，作品良莠不齐，内容价值不高，甚至很多作品在导向性、基本观念上都存在严重偏差。对于这样的书稿，编辑一定要站稳脚跟，坚守编辑的职业操守，放弃眼前的易于获得的经济利益，将出好书、做出精品时刻放在首位，拿出煲汤的精神，运用快炒的技能，严格把关，筛选作品，既坚持原则又不放走精彩作品。面对这种情况，编辑的一定要注意沟通时的态度与方法，既不打击作者的创作积极性并了解自己作品的问题所在，也能坚决执行相关规定，不出没有出版价值的、不符合出版规定的作品。
书是一种很特殊的商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最可宝贵的部分——时间。作者创作作品需要时间，编辑运作书稿需要时间，而作者与编辑最关切的读者，则将自己的时间交付给了一本书，而这些被交付出来的时间是不可再生的，是一去不复返的。时间是编辑最大的成本，也是编辑最大的仪仗，我们要为自己的时间负责，更要为别人的时间负责，时间即生命。因而，新时代的编辑一定要灵活沟通方式，提升沟通能力，从源头节约时间，承担起编辑的责任，为出版负责，为文化负责，为生命负责。
（本文作者张佩，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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