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元济在戊戌变法时期，即希望通过兴办新式学校培养维新人才。戊戌变法失败后，遂绝意仕途。1902年入主商务印书馆后，走上了一条传播西学、昌明教育的救国救民的道路，推动商务印书馆从单一的印刷作坊实现了向现代出版企业品牌的转型，并塑造出了“文化商务”品牌。作为现代出版业先驱，张元济给我们留下了一位优秀出版人的光辉业绩、闪耀品牌和伟大的精神财富，留下了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开拓创新、积极服务国家社会的出版精神。
关键词：张元济 社会担当 教育发展 文化传承
前言
张元济（1866-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1892年中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授职。通过传统的科举路径进入到政治体系，1894至1898年间为刑部主事，并任总理衙门章京，兼办矿务铁路总局事务。戊戌变法时期，张元济积极进言献策，创办通艺学堂，希望通过兴办新式学校培养维新人才，与康有为同日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1] 。变法失败后因受到牵连而被“革职永不叙用”，遂绝意仕途。同年由北京至上海，入创办不久的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短暂主事译书院。
1901年，张元济“以辅助教育为己任”，投资商务印书馆。1902年在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诚意相邀下入主商务，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编译工作。1903年任该馆编译所长 , 1916年任经理，1920-1926年改任监理，1926年任董事长直至逝世。[2]
在当时“军事救国”“实业救国”“立宪救国”“教育救国”的种种呼声中，张元济认定了唯有兴学才能自强的道理，走上了一条传播西学、昌明教育的救国救民的道路，并为此奋斗了终生[3] 。张元济身兼中国传统士绅与现代知识分子的性格，作为拥有功名与深厚国学功底的传统士绅，为早期印刷作坊式的商务带来社会、文化乃至经济资源。作为具有开阔视野、与时俱进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推动商务印书馆从单一的印刷作坊实现了向现代出版企业品牌的转型，并塑造出了“文化商务”品牌[4] 。作为现代出版业先驱和当之无愧的文化巨人，张元济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位优秀出版人的光辉业绩、闪耀品牌和伟大的精神财富，留下了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开拓创新、积极服务国家社会的出版精神，值得我们不断学习与借鉴。
一、顺应时代潮流，矢志教育发展
张元济在戊戌维新时期，即给好友汪康年的信中指出自己的“开通民智”“培养人才”的想法，“时至今日，培养人才，最为急务。以公之力，何不速开一学堂，似收效比诸事为大。” [5] 1902年初，在当时著名的教育期刊《教育世界》上发表《答友人问学堂事书》一文，张元济明确提出了“教育之普及”的观点，认为教育改革的要点在于“取泰西种种学术, 以与吾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相为调剂, 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6]。
入主商务印书馆，让张元济普及教育的理念获得了与戊戌维新时期不一样的实践平台，也让张元济的教育理念藉由出版事业的发展而得以实现。当张元济应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的邀请加入商务印书馆时，便与夏约定“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出版方针，大力普及国民教育，商务也得以从一家印刷作坊成长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闪亮星座。[7] 张元济这种矢志教育普及、推动民智开通的理念，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为清末民初的知识传播、思想解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大量与教育普及相关的书籍出版，不仅塑造了商务印书馆出版事业的方向，更为近代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出版既和文化紧密相连，也与教育密不可分。近代中国在遭受“欧风美雨”的冲击与“国难日亟”步步紧逼，开展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式教育成为时代的呼声，这就对承载新知的书籍有巨大需求。张元济在《答友人问学堂事书》中还认为，教育“必重普通而不可言专门，必先初级而不可亟高等”。所以，人们公认的商务印书馆在出版史上的第一个大贡献就是新式教科书的编撰。张元济入主商务印书馆后，组织人员精心编撰了名噪一时的“最新教科书”，开创了中国初等教育教材编写的新纪元。
早在1903年，张元济就支持商务印书馆与日本的著名教科书出版机构金港堂合营，推动了包括出版教科书在内整个出版业的发展。随着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新式学校层出不穷，传统儒家读物已不能适应新的教育形势。开发和出版新式教科书成为彼时中国出版业最大的市场所在。在这一背景下，为“力求适应潮流需要，以符提倡协助教育之初衷”，张元济立即组织蔡元培、蒋维乔、吴丹、高梦旦等一批新式知识分子从事教科书的编纂。 [8]1907年。张元济给汪康年的信中，谈到自己对编纂新式教科书的看法，“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谓高出一层也”，认为“教育之良否，教科书关系最巨”。 [9]可见张元济把小学教科书的编纂视为开启民智、启蒙民众、尽国民义务的重要途径，更认为发行编撰、发行国文教科书比担任官员还更能尽到国民义务。
由于张元济独具慧眼、与时俱进、精心谋划，使商务印书馆的新式教科书在清末历次发行教科书之时均稳居优势地位。如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时，审定102册教科书中，商务出版的教科书即占总数的一半以上。所以商务的教科书，迅速确立了在全国教科书的垄断地位，对推动新式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0]
张元济先后主持编校最新高小学教科书16种，教授法10种，详解3种，中学校用书13种，师范学堂、高等学堂、实业学堂用书数10 种。参加者有高凤谦、蒋维乔、庄俞、杜亚泉、伍光建等。 [11]及至1925年，在张元济的领导下，商务印书馆共推出了“最新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新制教科书”三大套现代新型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的教材在清末民初的教科书市场上独占鳌头，商务印书馆在成为行业巨擘的同时，也被时人目为文化重镇。[13]
梁漱溟、叶圣陶、冰心等都曾回忆起商务教科书和其他读物对他们一生的影响。胡适曾在日记中说：“对几千万少年的知识思想有影响的商务，要比北京大学重要得多。” [14]冰心曾回忆道：“我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我在学认‘天地日月，山水土木’这几个伟大而笔画简单的字的同时，还认得了‘商务印书馆’这五个很重要的字。” [15]陈云为商务印书馆85 年题词时也曾指出：“应该说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 [16]
1952年，张元济在《别商务印书馆同人》一诗中说“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真可谓他一生出版事业的志向与情怀所在。
二、服务国家社会，致力文化传承
作为晚清翰林，张元济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与自觉精神，具有保持、传承传统文化的担当精神。作为具有新思想的现代知识分子，张元济也有这传承民族文化的高度责任感与紧迫感。熟读四书五经等传统儒家经典，是张元济考取进士的重要基础。与其说“我是书丛老蠹鱼”是张元济的自我嘲讽，不如说是他的自我表白。在积极接受新知，引进翻译出版各种东西洋的最新知识的同时，张元济依然保持着阅读古籍的习惯。
但是，在主持馆务后，张元济对古籍的态度超越了传统士大夫文人的审美情趣。他开始从保存民族文化的高度审视古籍出版，从“为古书续命”、保存国粹”、“以饷学者”的高度来看待古籍的搜求、辑印与出版。[17] 如在抗战期间，194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孤本元明杂剧》一书，在时局动荡之时仍大获学界关注。为了出版这一在国难当头“突然散见于旧书肆”的珍贵文物，1938年起张元济即屡次书信请王季烈主持校订，来往书信16通，反复商讨杂剧古本的选目和校订等事，确定了校印144种未见流传的杂剧古本的宏大计划，书名也因之定为《孤本元明杂剧》[18] 。该书出版发行后，备受各界关注。张元济与王季烈也结成深厚友谊。
同时，张元济也耗费巨资，广泛搜集宋元善本，主编影印了《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等丛书。[19] 这些大型丛书，都经过精心校勘、精心整理，受到学术界的好评。为得善本，在与时人交往的过程中张元济时常嘱咐他人为商务印书馆代购古书。如他在一封给丁文江的信中说：“先生行踪所至，如遇有志书为敝馆所无者，务祈代购。不能购，则托人代抄，虽费多金不惜也。” [20]为寻购古籍，张元济“先后收买了会稽徐氏镕经铸史斋、北京盛氏意园、广东丁氏持静斋的部分藏书，以及太仓顾氏、浭阳端氏、江阴缪氏、巴陵方氏、荆川田氏、南海孔氏、海宁孙氏、乌程蒋氏、扬州何氏藏书，其中包蕴了不少宋元旧椠和名贵秘籍”，辟专室收藏，取名“涵芬楼”。涵芬楼藏有宋元珍本 308 种，稿本、抄本分别为79 种、460 种，其中不乏宋刊《六臣注文选》《史记》《南华真经》等珍贵刊本，涵芬楼藏书成为日后校印古籍重要的母本[21] 。在1928年，张元济访问日本，“在一个多月时间里，除星期日外，每天都聚精会神、如饥似渴地选阅国内罕传的宋元旧椠，晚上整理笔记，往往直至午夜，毫无倦容”，“每有所觏，辄影存之。” [22]
张元济进士出身，旧学底蕴十分深厚。他还身体力行，亲自校勘各种珍本善本。不仅校勘文字正误，还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各种古籍进行十分认真、精到的点评和整理，并写成 《校勘记》 数十册 [23]，出版了《校史随笔》(1938)、《涉园序跋集录》(1957)。 [24]在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编辑丁英桂信中，即可发现其精心、细致的编校，如“《元秘史》清样亦阅过。”“《乐府新声》校记阅过，稍有改动，并原稿送还。”“《宋史》一卷阅过送还。”“《洛阳伽蓝记》毛样已阅。” [25]
在形式上，他吸收了清代校勘家阮元等做法，把选定的善本与其他各本参校，发现问题写成校勘记注附在书后，而不改动原书，以保存善本原貌。在校勘方法上，除了采用对校法外，还采用本校、他校、理校等多种方法，解决了古籍中许多讹误。[26] 在长年坚守的古籍校印事业上，张元济一直秉持“书贵初刻”的思想，并以此影响和带领着商务印书馆的同行，不断促进一部部大型古籍丛书的出版。[27]
对古籍孜孜不倦的追寻，既是出于读书人张元济对传统文献的阅读热忱，又是出版家张元济领导下的商务印书馆对传承民族文化高度负责的体现。细致、精细的古籍编校出版，是为了使古代文化精华“化身亿万晌世人” [28]，又体现出张元济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与出版人对文化传承与传播的责任与担当。
三、不断开拓创新，打造文化品牌
早在戊戌变法时期，为了能更好地阅读西学读物，张元济就开始学习英语。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之中，被视为“另类”之举，但也体现了张元济的开拓创新的精神品格。在主持商务印书馆事务之后，张元济更是以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主动应对挑战，自觉引进先进的文化理念、管理制度、科学技术等，在时代的转型中展现出了传统官、私刻书家所不曾有的出版人精神， [29]打造出了现代出版文化企业的辉煌业绩与文化品牌。
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之中，张元济始终坚持重义轻利、义利兼顾，“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30] ，始终以社会效益为先，既注重图书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品位，又注重图书的市场价值与商业效益，实现文化追求与商业利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
在商务印书馆广受赞誉的翻译出版活动中，张元济秉承“以用为先”的理念，积极有利于时代发展的翻译著作出版。晚清著名思想家严复翻译的作品，启迪了几代人的思想。在张元济的推动下，严译名著包括《天演论》《原富》《群学肆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穆勒名学》《名学浅说》等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31] 张元济在致力于引进西学、翻译出版外国名著，组织出版的《帝国丛书》包括《明治政党小史》、《埃及近世史》、《帝国主义》、《各国宪法略》和《各国国民公私参政》等，陆续出版政学丛书、历史丛书、财政丛书、商业丛书、地学丛书、战史丛书、普通学问丛书、说部丛书、传记丛书、哲学丛书等丛书与各种中外文辞书，同时编辑出版《绣像小说》、《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清政杂志》等刊物 [32]，在新知新学的普及传播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在翻译出版各种名著的同时，张元济在长期的出版实践过程中，主张将“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33]，提出广受学者尊崇的“民族人格”理论，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至深且远的影响，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事业成为国人近距离观察和理解西方社会思潮和思想文化观点的重要窗口。[34]
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张元济提出了“喜新厌旧主义” [35]，即编辑与出版不能因循守旧，而应与新文化合拍，以适应时代的发展的需要，始终以对社会、文化、国家的发展有益为出版事业的宗旨。张元济也两次拒绝由商务印书馆代售刊有康有为鼓吹帝制的文章的《不忍》杂志，体现出作为职业出版家的张元济对应该出什么书、不应该出什么书，有着清晰明确的标准。“学术之书，他家力量所不能出版者，本馆可以多出。欧美名著己译成多种，尚可继续进行。现在编译百科全书，一二年后当可出版。” [36]
即有利于提高国民素质的书一定要出，于国民无利甚至有害的书则坚决不出。
在抗日战争时期，张元济在积极推动各种文化出版事业的同时，还亲自编著了《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砥砺民族气节，弘扬民族精神。此书在抗战时期一版再版，影响很大，以至日本侵略者将其列为禁书。[37] 体现出了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使命担当精神。
陈建明先生在《智民之梦——张元济传》将张元济的优秀品质总结为八个方面: 一、善于抓住机遇，矢志不移；二、眼界开阔，志向远大；三、加强科学管理，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四、善于识别和选拔人才；五、注意改善职工福利待遇；六、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七、廉洁奉公，勤俭节约；八、重义轻利。[38]
张元济正式以文化为本、敢于担当的出版精神、强烈的文化追求自觉和浓厚的爱国精神，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打造出商务印书馆独特的文化品牌。
小结
张元济一生始终和读书、谈书、校书、访书、出书紧密联系在一起，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出版工作，为中国现代出版事业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书写了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一段传奇 [39]。
作为优秀的出版企业家，张元济身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高度不确定的现代中国，不仅在推动“教育普及”“民智开通”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还在古籍整理、文化传承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不遗余力地引进、翻译国外名著的活动，更是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张元济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开拓创新，服务国家与社会的发展的出版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作者汪建华，重庆出版集团编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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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范军、欧阳敏：《论近现代杰出出版人的企业家精神》，《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科学版）》，2013年第6期。
[38] 陈建明：《智民之梦——张元济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见章宏伟《昌明教育平生愿》，《新闻出版交流》1997年第3期。
[39] 范军、欧阳敏：《论近现代杰出出版人的企业家精神》，《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科学版）》，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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