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费逵曾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寥寥数语，便清晰的阐述出出版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出版是历史记录者，通过出版物的呈现和出版活动的开展直接展现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貌。而在这张张书页的背后，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出版人们，他们用自己的公益精神与社会担当书写着时代的文化篇章。
一、出版人的公益精神与社会担当
何为“公益精神”?陶行知认为：“最伟大的精神，是跳出自己的范围而以别人的利益为中心。”梁启超将其理解为民主、自由。鲁迅理解为公共利益。
不同的人、不同的领域，甚至于不同的时代对于“公益精神”有着不同的理解。出版是记录、保存和传播人类思想、知识的活动，以服务人类精神世界为最终目的。在出版业，我将公益精神理解为服务大众的社会责任感、无私的奉献精神以及社会效益优先的出版原则。
（一）服务大众的社会责任感
“只有尽一个人的心力，使社会上的人多得他工作的裨益，才是人生最愉快的事。”
邹韬奋创办《生活》周刊，他说：“我们办这个周刊，心目中无私于任何个人，无私于任何机关，我们心里念念不忘的，是要替社会造成一个人人的好朋友。”
不论是“尽心力使他人得其工作裨益”，还是“替社会造成一个人人的好朋友”，最终目的都是为服务大众。所谓服务大众的社会责任便是指建立在出版人基本责任基础之上的以服务大众为根本目标，对出版行为所产生的社会作用及意义所承担的责任，贯穿于出版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与角落。
现在国内某些引进版图书，出于各种原因，删掉原有图书索引部分、注释标注不完善，甚至将图书的某部分内容上传至自己的网站，需要注册、认证、审核等等方式后再开放下载权限。我认为这便是没有尽到最基本的服务大众的责任。相关辅文、资料部分应是一本书的一部分，好的辅文能为一本书增光添彩，而不是选择将其删去或是为了营销而进行产品分割，出版一本图书最基本的便是保证其完整性和内容质量，从而满足读者需要，这也是出版人服务大众的责任所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金盾出版社为大众出版生活保健类读物，请来著名专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大众答疑解惑，打包的牛皮纸尺寸算来算去，社长编辑出差都是一省再省，尽可能降低成本，让利于民，这体现的便是服务大众的社会责任感。
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版人也面临着读者需求多样化的挑战，不仅在于形式上的多样化，同样还有内容上的多样化，大批高质量的图书不断涌现，正是这份服务大众的社会责任感使得老一辈的出版人以及今天的出版人仍像邹韬奋一样想读者所想、忧读者所忧，坚持出版为大众所需要的出版物，服务大众的社会责任感从未泯灭。
在此次疫情期间，出版人以自己的方式践行着这份服务大众的社会责任。中国版本图书馆馆长刘成勇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出版物数据中心登记的涉及新冠肺炎的选题有140多种，内容涉及科普知识、疫情防控、健身防疫、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文学作品等等。
出版业利用数字出版纯线上、传播快、覆盖广的的优势。多种出版物一并推出电子版、有声版。例如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自出版以来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电子书下载阅读量超过500万次，有声书点播量超过2200万次。
由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人们开始居家隔离，大中小学生也都延期开学或在线教学。针对种种情况，出版社免费开放了多种优质数字阅读资源，授权师生无偿使用网络课程、数字教材，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旗下各类的阅读资源、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教点读”数字教学资源等均免费向社会开放。
疫情期间各类出版物的出版，是紧急情况下的知识普及，为社会提供了解未知事物的途径，有利于提高读者的相关知识水平，使读者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防护有一定了解，能够科学的对待当时的情况，加强自身相关防护知识，也有利于缓解社会上的紧张焦虑，稳定公众情绪。各出版社开放数字资源，使大中小学生居家学习，不仅大力配合了防疫工作需要，更是满足了社会的文化需求。出版活动与社会的关系紧密相连，社会发展对出版活动有着决定性作用，同样的，出版活动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同样具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出版活动的根本属性在于传播性，这也决定着出版人践行服务大众的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性所在。
（二）无私的奉献精神
邹韬奋为了出版事业曾六次流亡，一次入狱，1937年的他在狱中曾说：“时光过得真快，我这后生小子，不自觉地干了15年编辑。为着了做编辑，曾经坐过牢；为着了做编辑，始终不外是个穷光蛋，被靠我过活的家族埋怨得要命。但是我至今‘乐此不疲’，自愿‘老死他乡’。”
毛泽东曾评价他：“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奉献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鲜明底色，是中国人民的重要精神特质和精神动力，是一种无私的精神。韬奋精神中同样包含着出版人公益精神之中的奉献精神。
出版人的奉献精神贯穿于整个社会之中。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各家出版社迅速做出了反应。早在1月23日，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包括常识、预防等等内容。这本书的出版时间只有48小时，48小时的背后是不眠不休，是各部门的协同合作，这是一场出版人的战疫斗争。
各出版单位快速组织出版相关读物，当人们开始居家隔离，出版人在满足疫情防控条件的同时，不论是联系作者、组稿、编审，还是出发去印厂、进行公益科普宣传，出版人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这个社会奉献。他们以最快的时间出版高质量出版物与广大读者见面，充分发挥出版业的作用，以满足社会需求，有利于提高社会文化素质的同时，有效的辅佐了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
《武汉抗疫日记》于七月底正式出版，记录了武汉封城76天内，一线亲历者战疫实录的珍贵文字资料。这本书全部收益将全部捐赠微博“医护后盾”公益计划，该计划目前已资助169位抗疫英雄。出版是记录、保存和传播人类思想、知识的活动，通过出版人的活动，把真实的故事记录下来以出版物的形式向社会展示，使读者以这本书为窗口看到真实的抗疫故事，也为后人记录下当前社会我们为抗击疫情所做过的努力，使其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出版人的奉献精神首先体现在作品之中，正如邹韬奋在稿件的选取上曾说：“我对于选择文稿，不管是老前辈来的，或是幼后辈来的，不管是名人来的，或是‘无名英雄’来的，只须好的我都竭诚欢迎，不好的我也不顾一切地不用。”只有好的作品才能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促进人们提升精神文化的提升，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在此次疫情期间大批量优秀出版物的涌现正是出版人奉献精神的体现。
（三）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
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曾写道：“所要保全的是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本刊的生命所靠托的唯一要素。倘若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无法维持，那生不如死，不如听其关门大吉，无丝毫保全的价值，在记者亦不再作丝毫的留恋。”
出版工作是整个社会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具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公益精神是一种文化精神，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文化内涵，在出版行业中的重要体现便是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
既是精神产品又是物质产品是出版物不同于一般商品的重要特殊性。这也决定着出版物的使用价值与社会效用同等重要，使用价值与社会效用既可能一致，也可能背离。在面对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关系上编辑们都遵循着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重要原则。
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是一种文化担当。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出版人主动承担起这份文化担当，做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文化判断，以满足社会大众的精神需要。例如关注人们心理健康类的图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下心理健康指导手册》《抗新冠肺炎心理自助手册》等。针对少年儿童的科普绘本《孩子别怕：儿科专家讲病毒故事》《等爸爸回家》《九千毫米的旅行》等。人民出版社的主题类图书《中国疫苗百年纪实》电子书，在多家数字平台上线，免费供公众阅读。这些免费提供给公众阅读的读书涉及不同选题，精准定位不同的受众，有效地为读者提供了所需的精神食粮。
在这个特殊的背景环境下，出版人更加重视文化的选择与传播，始终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深刻落实了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以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二、疫情之下出版业社会责任的思考
疫情之下，各出版单位速度反应，稳定公众情绪，开放数字平台，提供专业知识，展现了出版人的公益精神与社会担当。对于出版人来说，社会效益、社会责任是出版人的历史使命，更应该成为出版人的价值追求。此次疫情之下，一些出版单位及时、深度参与的举措，让我们看到公益精神与社会责任之于出版单位的思考。
（一）文化产业的坚守与相助
因为疫情的缘故，社会上的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出版业也不例外。同时我们看到文化产业中艰难前行的还有实体书店。各家实体书店纷纷开展自救行动。实体书店的艰难发展对于出版机构来说也造成了影响。但是危机总有转化成机遇的可能，这离不开人的努力。中国书业此次面临的危机加速了出版业、书店业务的线上转型。自疫情暴发以来，出版人、书店从业者都在积极尝试各种方法以自救：或开展线上阅读活动，或尝试在各类平台做直播节目，吸引更多读者，或开辟线上销售渠道，多方寻求物流合作等等。
在今年三月，浦发银行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全国200家书店，邀请知名作家加盟，携手启动“书店燃灯计划”。此外还有北京码字人书店、书萌联合发起的“星夜联航”，深圳书城投控、北京阅读季发起的“书业同光互助计划”，以及许多书店陆续开展的线上分享会，越来越多的灯被这份公益精神与社会担当点亮。
同时这也意味着实体书店未来发展要面临着转型升级，找到自己的特色化发展道路，以面对社会的变化以及飞速发展。
在今年六月一位农名工为东莞图书馆的留言引起了社会关注：“我来东莞十七年，其中来图书馆看书有十二年，书能明理，对人百益无一害的唯书也。今年疫情让好多产业倒闭，农民工也无事可做了，选择了回乡。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迫，余生永不忘你，东莞图书馆，愿你越办越兴旺。识惠东莞，识惠外来民工。”而在今年九月，我们也看到另一则消息，西安方所书店拒绝农民工的进入。舆论之下，我们需要思考，出版业的责任所在。书是人类精神的避难所，书店与图书馆同样也是，我们要清楚自出版业是为社会大众服务，做好文化传播工作。我们要立足于读者，优化出版内容。编辑出版最终将落实到销售，影响到书店，进而带动文化的发展。
实体书店不仅仅是图书的销售终端，而是一个循环过程，实体书店的销售不仅进行文化传播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对出版环节的检测与提升，起到反促作用，实现整个出版业的长远发展，从而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这也正是实体书店功能的扩大化，转型升级的最终意义。
（二）出版业的创新发展
出版业的创新发发展首先在于内容上的创新，要积极把握读者需求，寻找有价值的信息为新的选题策划方案做好准备，为读者呈现优秀的出版作品。
此次疫情期间我们看到了大量优秀出版物的涌现，由于疫情期间物流受限等因素，出版业充分发挥了数字出版线上传播的优势。随着5G、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在出版领域的应用，出版业也将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出版业要面对市场，在保持清醒头脑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为社会提供更优质的精神服务。
（三）让更多出版物走出去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已是全球当下最紧迫、让人最为关注的话题。我国在短时间内累积了大量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受到了世界瞩目。面对这一全球性话题，我们有理由也有责任向世界分享中国智慧。我国预防新冠肺炎科学方法的出版物《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已经成功面向十七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十二个语言版本的版权输出。这类出版物的输出，是中国智慧的分享，与世界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作为出版人，我们应该肩负起传播科学文化的责任，讲述中国故事，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做到文化的走出去。从长远来看，我们要坚持全球化的视野，从产品的输出不断升级，越过文化障碍，以国际化的声音将中国文化传递给更多的海外读者。
三、结语
出版业始终与社会紧密相连，更始终陪伴在读者身边。几十年前如此，今天亦是如此。2003年“非典”肆虐，人民军医出版社仅用一周时间出版《“非典”防治指南》，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非典型肺炎防治指南》，免费向社会赠送17万册。2008年汶川地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在第二天就组织《建筑抗震减灾知识读本》的编写，同时还有《房屋建筑抗震减灾知识读本》《地震灾后重建指导手册丛书》，无偿送往灾区。
在这些特殊的时候，出版人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个社会，缓解人们的紧张情绪，帮助人们了解相关科学知识。不为名、不为利，凭着服务大众的社会责任感、无私的奉献精神、社会效益优先原则的公益精神与社会担当，践行着出版人的责任与使命。
韬奋先生竭尽一生心力办报纸、刊物，开书店，那句“竭诚为读者服务”成为了几代出版人为之努力的宗旨，成为出版事业的根本，真正赢得社会与读者的尊重与信任。
“要用敏锐的眼光、深切的注意和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粮食’。”——邹韬奋
（本文作者王雨菲，北京印刷学院20出版专硕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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