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出版单位公益精神的培育是一个渐进式、长期的过程，是公益主体多种意识作用的结果，有赖于多方力量的扶持。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出发，概括了公益精神的内涵、特点和价值，接着转入实践层面，运用SWOT分析方法，从优势、劣势、机遇、挑战四个方面进行单项分析和组合分析，认为在后疫情时代要培育和增强出版单位的公益精神，既需要出版单位在思想上强化公益认知，在行动上通过抓住科技大发展和国家政策支持的机遇，借助各种有利资源，再造出版流程，以提升公益服务能力和提高公益服务效率，也需要政府不断完善引导、支持与规制职能，强化出版单位的公益保障，最终实现公益行为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出版单位 公益精神 培育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党和政府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力以赴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国的抗疫成效有目共睹，充分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自觉担当。
疫情期间，出版业坚守文化使命，舍小利、担大义，及时推出了一批抗疫主题图书，积极发挥线上优势，迅速推出一批数字读物，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阅读需求，充分体现了出版业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1]随着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控制，我国进入后疫情时代，如何强化出版单位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担当，进而不断增强出版单位的公益精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一、公益精神的内涵、特点与价值
（一）公益精神是多种意识综合作用的结果
“公益”一词是现代社会的高频词，遍及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贯穿人类活动的多个方面，但是对于公益的内涵，理论界和实践界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一般而言，公益是与私人利益、团队小利相对应，反映的是公益主体（个人或社会组织）对公共利益的共同追求，这种追求是一种自觉自愿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化活动和行为。对于公益精神，有学者认为，它是“公益主体基于一定的关怀和利他意识而面向特定社会群体或人类发展共同关注问题而有所施为的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念和人格品质”。[2]也有学者认为，公益精神是人们在公益行动当中，所展现出来的信念追求、价值取向、品格品质等精神风貌或精神特质，体现的是人类在文明进程中超越个人私利之上的“奉献、慈善”的精神升华。[3]基于上述观点，本文认为，出版单位的公益精神就是由诸多出版人才所组成的出版单位基于一定的关怀和利他意识，在公益行动中所展现出来的心理态度、价值观念和人格品质，是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感、团结互助的协作意识和自觉自愿的参与意识的集合体。
（二）利他性是公益精神的本质特征
公益所追求的是公共利益或者某种共同的善的实现，它是一种对他人利益的共同的理解、关注和人性关怀。公益精神是公益主体对公共利益产生视角投射后所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意蕴，它的发生机制并非源于对权力和利益的渴求，而是公益主体在对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进行正确理解和把握后，所做出的高尚价值选择。公益活动的开展，讲求扶危济困、守望相助，即对处于危机和困难中的社会公众提供有效帮助，因此，利他性是公益精神的本质特征。
（三）出版单位公益精神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
在疫情期间，出版单位践行公益精神的主要表现是：一是针对不同的群体、运用不用的语言、采用不同的传播载体快速出版并免费提供了病毒防控、心理健康、文学艺术、抗疫纪实、法律法规、历史纪实类等多种主题的纸质书和电子书；二是通过App、网站、RAYS系统，免费提供教育类、专业类、大众类的数字资源，免费开放线上课程，免费开通在线教学直播平台；三是通过与懒人听书、喜马拉雅等平台合作，免费传播跟疫情相关的有声读物。
与汶川大地震相比，两次行为的相同点是，出版单位参与广泛、行动迅速、竭尽所能，出版物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强；不同点在于，12年前以纸质出版物为主，本次以电子出版物为主。这是由于时代、环境不同所致。尽管由于抢时间、争速度，个别出版物出现选题相近、编校质量问题，但瑕不掩瑜，出版单位以敬业的态度和专业化方式，展现了出版业良好的文化担当。
对于出版单位来说，用自己切实的举动帮助特定群体，既可以让他们享受到文化资源的丰富性，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增加幸福感，也能够塑造出版单位良好的外部形象，增强出版竞争力。
对于社会来说，出版单位秉承利他意识，着眼于社会公众共同利益的公益行为，有助于协调文化信息不对称、文化资源不均衡等问题，有助于将高尚的道德情操、先进的思想观念、优秀的公益文化传播到社会，进而引领社会文明风尚，推动社会和谐进步。
二、后疫情时代出版单位公益精神培育的SWOT分析
SWOT分析，是基于内外部竞争环境和竞争条件下的态势分析，指的是对于研究对象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遇(Opportunities)和挑战(Threats)的分析。由于SWOT能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研究对象所处的内外部环境，抓住了战略的核心要素，它被运用于多个研究领域。本文以下内容以出版单位为研究对象，运用SWOT分析方法，分析后疫情时代出版单位在培育公益精神的过程中所存在的优势和劣势，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而进行SO、ST、WO、WT战略组合分析，并探讨培育路径。
（一）优势
1.拥有独特的资源优势。首先，传统的出版单位是编印发一体化的集合体，在出版的各个环节，编辑、校对、排版、印刷、发行人员在其中都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长期的履职所铸就的专业化队伍，是出版单位的重要资源。其次，大众出版、教育出版、专业出版类的出版单位每年会出版大量的纸质书、电子书、电子音像作品或网络作品，数年的积淀让出版单位拥有庞大的作者资源、丰富的内容资源、鲜明的品牌特色、固定的消费群体、稳定的营销渠道。因为区域和定位不同、发展路径各异等原因，这些资源带有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所展现的独特性给出版单位发挥公益职能带来了比较优势。
2.拥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目前，绝大部分出版单位都已从事业单位转企改制为国有企业，仅有小部分出版单位保留事业单位性质。单位性质的改变，让各自分别具有营利性和公益性的特征，但是，作为党领导下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是二者都要坚持的首要原则。坚持社会效益第一位的定位，决定了出版单位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
（二）劣势
1.公益传播的时效性不强。传统的出版流程是“选题策划—作者资源的获取—组稿—编辑—排版—校对—制作印刷品或电子音像制品—宣传发行”，这是一种线性的运作方式，后一环节工作的开展依赖于前一环节工作的完成。这种方式的好处是保证了工作的有序性，但却影响公益传播的时效性。疫情期间，广东科技出版社创造了48小时出书的“广东速度”，这是快速整合资源和优化出版流程的结果，对于常态化的公益活动而言，纸质类、电子类的出版物都需要走传统的出版流程，策划内容、组织内容、制作内容、申请书号等，都需要时间，这必然影响公益传播的时效性。
2.信息化程度较低。出版单位的信息化，主要是办公信息化，即为编务、编辑、财务、营销人员以及行政后勤人员日常办公而开发或引进信息操作系统，而相应的为数字出版所开发的数据共享平台、数字技术平台、软件供应平台则比较少。另外，电子资源的文件因为采用不同的软件而有不同的格式，文件格式的不统一、不兼容，造成读者需要下载不同的阅读器进行相应的阅读，这既会造成资源浪费，也打击了用户使用电子资源的积极性，显然，这些都不利于出版单位发展数字出版和公益出版。
（三）机遇
1.科技的发展提高出版效率。科技的发展改变了出版的运作方式，提高了出版各个环节的效率。在策划环节，大数据让策划选题有了广泛而全面的数据参考，有助于提高选题策划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编辑加工环节，办公软件、黑马软件等可以让编辑人员快速地查询到重复文字和科学性错误的文字，甚至有某种导向错误的文字；在宣传发行环节，数字技术让传播变得便捷而环保；在印刷装订环节，先进的印制设备实现了快速的大批量印制和小而精的按需印刷。这有助于出版单位在公益活动中迅速行动，为特定群体提供免费的文化产品或服务。
2.国家政策的支持。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强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鼓励社会力量捐助和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对于出版领域而言，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省级出版基金项目、农家书屋工程、全民阅读活动、各项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等都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支撑点，也是出版单位开展公益活动的重要抓手。
（四）挑战
1.大众文化对公益性文化产品产生较强的冲击力。大众文化是伴随着现代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而产生的文化形态，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传播手段，以普通百姓为消费对象，以感性文化为核心内容，进行多种文本的创作和传播，具有鲜明的商业性、娱乐性、媚俗性、日常性.[4]大众文化因其特质，满足了大众对感性文化特别是具有娱乐成分的感性文化的需求，与之相比，公益性文化产品往往因为格调高雅或者晦涩难懂，抑或者因为是“免费的午餐”，容易出现平淡的市场反应。
2.低价的粗制滥造的出版物让真正有质量的出版物难以
脱颖而出。无论是公益出版还是非公益出版，价格竞争都是市场竞争的重要方面。粗制滥造的出版物，因为投入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成本较少，可以定出较低的价格。而真正有质量的出版物，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定价和折扣自然不能太低，出版发行的周期也难以很短。在这种情况下，粗制滥造的出版物因为低定价、低折扣和快速成书，相对而言更容易占领市场。
上述分析可用一张简表加以概括，具体见“SWOT矩阵战略模式”表格。
SWOT矩阵战略模式
三、加强出版单位公益精神培育的三个维度
通过上面的组合分析，我们发现，出版单位应综合内外
部环境因素，从加强思想认识、提升服务水平上发力，抓住科技大发展和国家政策支持的机遇，借助公益平台，让公益精神真正落到实处。
（一）出版单位：不断增强出版单位的社会责任感，强化出版单位的公益认知
社会责任感就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个体在心理和感觉上对其他人的伦理关怀和义务，这种关怀和义务包括经济、法律、伦理、慈善等责任的履行。要强化出版单位的公益认知，首要前提就是增强出版单位的社会责任感。为此，一是要时刻牢记出版人的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出版的文化属性和政治属性，要求出版人必须具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不断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中去。“出版人的品格与追求，决定了出版的品质与成就。优秀出版人永远是那些崇尚文化、志趣高洁、德才兼具的人类精英。他们心怀理想，身肩使命，以窃火播光的虔敬和热忱，造就了出版的辉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5]二是要转变对履行社会责任的肤浅和错误认识，具备正确的道德认知，做到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分为反应型和战略性两种。履行反应型社会责任，可以给企业带来暂时的竞争优势，但不可持续。履行战略型社会责任，可以让企业结合内外部条件，把社会责任纳入企业长期规划，制定科学客观的决策模式和社会责任内容。由此看来，不管履行哪种类型的社会责任，都并非企业单方面的付出，都对企业有一定的正外部性。从更高的站位和出版格局来看，履行社会责任不仅有助于出版单位与政府、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还有助于出版单位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协调出版文化和出版经济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出版单位：不断增强出版单位的服务能力，强化出版单位的公益实践
第一，强化文化担当，借助各种有利资源，积极参与公益文化活动。专业化的人才队伍、丰富的文化积累、稳定的传播渠道、常年的品牌塑造，让出版单位拥有人力、内容、读者、渠道和品牌资源优势，科技的发展让出版单位可以便捷地传播公益性文化产品，国家政策的支持让出版单位的公益出版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对此，有条件的出版单位应该抓住机遇，借助各种有利资源，积极参与以政府采购、出版基金项目为主要形式的公益出版项目。发展公益出版项目，首先做到不急功近利，不好高骛远，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明确出版单位的优势和劣势，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国家政策走向和文化发展方向，策划具有前瞻性、时代性、创新性的，真正有分量、有科学价值、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公益性出版选题，避免同质化倾向；其次，所选择的作者必须是有时间写作、会写作且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专家学者，这是保障内容质量极其重要的一环；再次，对申报的材料要进行全盘把握，做到重点突出、层次分明、特色鲜明、有理有据；最后，以项目管理的方式对质量、时间和费用进行全流程把控。
第二，再造出版流程，采用有效的生产传播方式，提高公益服务效率。传统的线性出版流程的缺点是：各环节之间产生明显的层级依赖，后一环节的开始有赖于前一环节的完成，导致出版效率较为低下；内容资源因为版权保护、软件不兼容等问题，编辑人员与排版人员、出版单位与作者之间并不能实现资源共享，容易导致重复劳动、交叉差错的出现；作者、读者、编辑因为缺乏共有的网络交流平台，加之信息是单向流动的，导致三者之间不能及时地沟通交流，难以形成社群互动。为此，要树立全媒体出版意识，对传统的出版流程进行再造：在出版的各个环节，充分重视多媒体手段的运用，让内容与载体分离，使“一次创建、多次使用、多渠道传播、多媒体发布”成为可能，使全方位的受众覆盖面和立体化、个性化的阅读方式成为可能，使传统出版发行产业链之价值传递过程从一元化变为多元化成为可能，从而实现以内容呈现方式、产品传播渠道、产品传播载体的多元化为重要特征的全媒体出版传播方式。具体来说，一是要搭建全媒体数字平台，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存储到统一的数据库中，这个数据库的内容是经过审核和加工过的精致内容，但它是片段式、分类式的，供相关媒体和个人提取、再加工；二是要对出版过程进行数字化改造，出版人员都置身于数字化的出版平台中，出版物被拆分成若干章节甚至更小的模块，每一章节或模块都能够构筑由编辑、校对、发行流程组成的小体系，某一章节或模块内容完成后，可以直接发送至融媒体发布区，以提高数字出版的效率，而一旦所有的章节或模块完成，则可交付印刷，以提高纸质出版的效率；三是要建立纸质出版物和数字出版物的连接，常见的方式是在纸质出版物上印上二维码或特殊的编号，实现编辑、作者、读者的良好互动。
（三）政府：不断完善政府的引导、支持与规制职能，强化出版单位的公益保障
第一，政府推动构建出版公益普惠平台，引导分散资源的有效整合。疫情期间，各出版单位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快速出击，出版了一系列防疫抗疫读本，丰富了公众的认知，缓解了公众的恐慌心理，但也存在重复出版的现象。“很多出版社为了求快、抢占图书市场而仓促出版，使得图书的选题呈现表面化、浅层化和资料化，出版社之间的选题也没能适当地拉开距离, 造成大量同类题材的图书重复出版，既缺少了新意，又浪费了出版资源。”[6]与此同时，各出版单位对文化资源大多进行分散发布，公众对各种平台所提供的海量资源存在筛选的困难。因此，对于政府来讲，推动构建公益出版平台，建立起覆盖全国、资源丰富、服务便捷、内容可靠的公益出版项目分享平台，有助于整合资源，推动资源的有效传播。
第二，政府建立出版单位社会责任的评价、激励、约束机制。出版单位公益精神的培育仅靠道德说教和道德自律是难以持久的，需要政府采取经济、法律、行政、宣传等手段进行调节，以引导、鼓励、支持或者约束出版单位履行社会责任。为此，政府要完善出版单位履行社会责任的法律法规，建立出版单位社会责任的评价、激励、约束机制。政府可以采取的激励措施有：一是物质激励。对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出版单位和个人予以减税或免税的财政优惠政策，或者在年度社会效益考核中增加积分，使公益主体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二是精神激励。对于在公益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出版单位和个人，授予相关的荣誉称号，使公益主体感受到崇德向善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从而逐步积累行善的社会精神。与此同时，政府也必须加强出版物市场竞争的监管，对于粗制滥造的出版物予以查处，加大对伪公益活动及其公益主体的监管力度，加强执法监督，对假冒公益名义而追逐私利的出版企业和个人进行查处，并纳入信用记录，防止劣币驱逐良币行为的发生。
四、结语
从历史的动态发展来看，公益活动不在于短期的轰轰烈烈、涸泽而渔的“突飞猛进”，而在于长期的点点滴滴、量力而行的润物无声；不仅仅依靠某个出版单位的“单方作战”，还有赖于政府的引导、支持和各出版单位之间的团结协作。由此而言，出版单位公益精神的培育是一个渐进式、长期的、相互扶持的过程，它需要充分发挥出版单位的主观能动性，也离不开外部环境的支持。
文献参考
[1] 聂震宁.后疫情时代我国出版业面临的变化预测与应对[J].出版发行研究，2020（6）：32.
[2] 卓高生．公益精神概念辨析[J]．理论与现代化，2010（1）：89．
[3] 刘振中.知行合一：大学生公益精神培育的关键[J].人民论坛，2018（9）：128．
[4] 左晶.大众文化视野下的畅销书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5] 贺圣遂，姜华.出版的品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6] 范高强.出版业在助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作用与反思[J].新闻世界，2020（5）：85.
（本文作者为福建教育出版社副编审刘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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