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是一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出版机构。一百余年来，中华书局以出版物精品多、作者水平高、出版人才辈出而享誉海内外，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中华书局品牌的形成和辉煌成就的取得，有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原因，但社会担当与公益精神是其发展壮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对这家著名的出版机构的文化担当与公益精神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丰富的出版文化，有助于当代出版业的建设和出版工作的良性发展。
一、中华书局社会担当的三个体现
其一，中华书局的担当，体现在书局人先进的出版理念上。中华书局从建立那一天起，就和中国社会的文化、教育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华书局与中华民国同日创立。创立伊始，中华书局即以适应社会需要的新式教科书抢占了出版市场。刊登在1912年第1期《中华教育界》上的《中华书局宣言书》开篇即说：“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此后，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曾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青年思想杂谈》，中华书局1926年)陆费逵先生还说：“个人，非有学问有修养不能成事；社会，非有教育有风纪不能有为。”（《职业与修养》1939年第5期《我的青年时代》P131-133）凡此陆费逵的言论，都显示了中华书局创业者的先进理念、文化担当、社会责任和出版情怀，也昭示了中华书局早期服务社会、文化育人的闪亮底色。
其二，中华书局的担当，体现在书局人浓浓的爱国热忱上。据王建军先生《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92-294页）引《中华教育界》1916年第1期《新式教科书与日本》一文记载，当时国民政府外交部收到日本驻华使节的报告，日方认为中华书局的教科书有“排日”的记载，要求中华书局禁售该种教科书。中华书局收到相关反馈后复函：“有损于本局之营业，关系尤小。使全国青年学子，从此遂忘国耻，关系实大。”中华书局人爱国信念之坚定令人动容。
其三，中华书局的担当，体现在一批批高质量的出版物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上。从中华书局最早出版的广受社会各界欢迎的新式教科书，到后来陆续出版的《中华大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部备要》《辞海》以及二十四史、《清史稿》《全唐诗》《全元散曲》《全元散曲》《古代汉语》《管锥编》等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典籍，无不以校勘精良、体例完备、内容深邃而深受学界重视。以二十四史修订为例，“有时为了一个标点符号就要反复商讨……13年出8种书，如果放在一般出版社，相关编辑早就‘下岗’了，出版社恐怕也早就关门了。但对中华书局而言，精审严校、精益求精已经‘渗透进编辑的血液’”（2019年10月5日《人民日报》第5版《为古籍整理出版贡献力量》）。除此之外，中华书局前前后后还出版了多种质量上乘的杂志，诸如创业早期的《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妇女界》《中华学生界》以及当下的《文史》《文史知识》《中华活页文选》《中国出版史研究》等，均获学界和社会大众的广泛好评。中华书局以其大量的优质出版物赢得了众多读者，也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赓续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中华书局公益精神的四个践行
从理论层面来说，一家出版企业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是一脉相承的。中华书局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中华书局网站介绍“读者开放日”这项公益活动时写道：“作为以传统文化出版为己任的百年老社，我们应该有‘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有社会担当的出版企业，自然会有投身公益的种种行动。在新时代，中华书局的公益精神焕发出了独特的活力和魅力。
其一，中华书局与桐乡市政府联合发起的公益阅读活动“伯鸿书香奖”已经成为近年来出版界和全民阅读领域的亮丽文化品牌。该奖项以中华书局创办人、著名出版家陆费逵（字伯鸿）先生的名字命名，围绕多种阅读活动展开，自2013年以来，“伯鸿书香奖”已经成功举办了四次。光明日报社、人民网、中华读书报、图书馆报等著名媒体都曾参与活动的主办。以第四届“伯鸿书香奖”为例，奖项设置有“伯鸿书香奖·组织奖”“伯鸿书香奖·个人奖”“伯鸿书香奖·阅读奖”，重在发现和表彰在推动全民阅读方面有突出表现的组织和个人，奖金额度多达数十万元，而参与者是全程免费参与的。基于活动取得的良好社会效益，许多知名媒体纷纷报道，这都为全民阅读的深入开展、书香社会的建设，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其二，中华书局主办的公益性讲座“伯鸿讲堂”在社会和业界取得了良好的口碑。“伯鸿讲堂”的宗旨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座主办方遴选学识渊博的学者作为主讲嘉宾，确保了讲座的质量，吸引了众多文史爱好者的参与。例如，2016年5月29日，“中华书局举办了第6期伯鸿讲堂活动：杜伟生主讲《古籍修复技术》《书画装裱技术》。据了解，这一期讲座信息在5月24日下午发出预约，至5月26日早上9时，讲座的200个名额已经报满”（2016年6月14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第13版《中华书局“伯鸿讲堂”线上线下联动：打造传统文化公益讲座平台》）。为了方便公众阅读，主办方还通过多种渠道将讲座视频上传至网络，让更多的传统文化爱好者享受到了高质量的思想盛宴。
其三，中华书局的“读者开放日”为广大市民亲近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自2015年以来，中华书局将每年的世界读书日确定为“读者开放日”。在读者开放日当天，往往会有一系列有趣的、内涵丰富的文化活动，诸如，总经理致辞、名家讲堂、国学大赛项目、古籍专家进行古籍修复与装裱技术表演、古籍专家现场修复古籍并请读者参与、邀请读者在数字出版体验区进行APP体验和古籍数据库试用、总编辑现场接待读者及网上在线与读者互动、主题图书展览、精品书刊展览、民国出版物展览、各种古籍善本展览、购书打折活动、赠送藏书票和笔记本以及荣誉读者证、限量赠书……即使在2020年疫情期间，中华书局的读者开放日也没有停止，主办方将阅读活动转到线上进行，借助网络直播，完美地打造了一场影响广泛的“云端”阅读盛宴，受到了众多参与者的好评。
其四，中华书局助力“宋云彬古籍整理出版基金”公益项目的开展。“宋云彬古籍整理出版基金”为国内首个私人捐资奖励古籍整理和出版的公益基金。基金办公室设立在中华书局。曾在中华书局工作过的宋云彬先生，是著名的编辑和文史学家。宋云彬先生的后人将宋先生旧藏的书画作品拍卖，并与中华书局商议，“所得拍卖款1320多万元在保留本金的前提下，基金利息和理财收入将用作推动古籍整理的奖金及相关工作的经费，不足部分由中华书局承担”（2016年5月31日人民网《宋云彬古籍整理出版基金在京成立》）。截至2019年，“宋云彬古籍整理奖”评选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两次，多家出版单位默默奉献于优秀古籍整理的编辑出版人获此殊荣。该奖项的设置，无疑给从事古籍整理事业的编辑出版人增添了欣喜，为古籍整理这看似枯燥的名山事业之发展增添了活力，对我国古籍出版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此外，中华书局近年来还与高思教育联合推出了“致敬经典·书香校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校行公益活动、联合孔夫子旧书网举办了“孔网新书界读书会”、联合京东开展了“传统文化月”活动等公益文化项目，这些活动都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三、中华书局社会担当与公益精神的示范意义
社会担当与公益精神，是一个优秀出版企业品牌价值的体现。中华书局的社会担当与公益精神贯穿于其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之中。
“如编辑者编成恶书付刊，则印刷者有阻止的权限；设印刷者亦未察出，发行者亦有不售的责任。”（陆费逵《书业商之修养》）这是中华书局早期创业者的社会担当。“就像我们经常会对唐人、宋人的书籍进行评价一样，编辑们会在意几百年或上千年后子孙后代对中华版古籍的评价，因而做事更加认真。”（《人民画报》2018年10期《中华书局：为古籍 为大众 为责任》）这是新时代中华书局人的担当。
正因为有社会担当意识，中华书局在新时代适时地推出了一个又一个公益文化项目，打造出多个公益文化品牌。“伯鸿书香奖”作为公益阅读活动的品牌，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读书人、阅读推广人和全民阅读推广机构参与。公益性讲座“伯鸿讲堂”从线下延伸到线上，从中华书局所在地北京延伸到浙江桐乡陆费逵先生的家乡，这富有内涵和深度的文化讲座，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热爱优秀传统文化的普通市民和专家学者参与。而“读者开放日”声誉日隆，参与者日众，甚至吸引了很多外地读书人，在读者开放日当天，专程坐高铁到北京参加这一活动。“宋云彬古籍整理出版基金”的设立，也为其他有条件的个人、企业和民间机构助力文化公益事业做出了榜样和表率。
综合以上可知，中华书局的社会担当与公益精神以及为此付出的种种努力及成绩，能给其他出版企业带来积极的启示。启示更多的出版企业结合自身优势，关注公益，勇于担当，以不同的方式为新时代出版事业、全民阅读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献计出力。与此同时，中华书局的社会担当与公益精神，也必将引起社会各界的更多支持和关注。
（本文作者王佳伟、陈兵枝，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师）
发表评论前，请先[点此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