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两个效益”的实现、出版机构评价、出版机构运行中的行为作出分析，围绕公益在出版业中的存在形式分类、背后的机制以及可持续的传承路径作出探讨。并尝试分析“两个效益”、公益精神、社会担当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公益出版 两个效益 社会责任
公益是指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出版活动具有文化属性，出版产业具有鲜明的经济属性，出版物价值的主要体现在其社会效益上，可以通过市场及其商品属性来实现，因此在实现其社会效益时应考虑其经济效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样的发展思想，使出版具有公益属性。出版机构、出版工作者坚持宣传党的政策路线主张，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为坚定文化自信作出行业的、机构的、个体的贡献，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社会担当。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出版业在疫情防控知识普及方面积极作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高级别响应背景下，为人们居家隔离时提供阅读内容及出版物，宣传战疫成效、抗疫人物，为疫情防控作出了贡献，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精神需求，传播了正能量、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在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中，出版业与其他行业众志成城、并肩作战，彰显了宝贵的公益精神和强烈的社会担当。可以说，公益既是出版业坚持的发展原则，也是出版业一贯的发展实践。
一、出版具备公益属性的决定因素
出版践行公益的社会担当，是由其立足传播党的政策路线主张，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决定的。在出版领域来领会，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良好的社会效益以及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也是我们要始终坚持的政治方向、出版导向、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宣传好党的政策路线主张，使政策得到人民拥护、路线得到人民支持、主张得到人民响应，是团结人心、凝聚力量搞好发展建设的重要举措。出版作为重要的宣传阵地，承担着宣传党的政策路线主张这一重要政治任务。因此，涉及党的政策路线主张的出版物、出版活动，为了最大限度覆盖群众，使群众能够接收到内容信息，出版单位要最大限度降低购买门槛、最大限度拓宽获得渠道，在开展出版活动时尽可能压缩成本来让利读者，完成承担的重要使命任务。因此，在政治类出版领域，社会效益最为凸显，在坚持“两个效益”中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一重要原则体现得最鲜明，同时，公益属性由此显现。
出版践行公益的社会担当，是由其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事业组成部分决定的。中华文化的传承造就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发展至今而从未中断。当代中国经历过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到历史飞跃，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全民族文化素质的稳步提高、社会文明的逐渐提升贯穿其中。从这个角度而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事关全体人民的学习素养、文化素质。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全体人民、文化素质中，“全体人民”是出版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联动中，需要公益出版这个要素的关键词。全体人民意味着不止大多数人，而是包含经济收入微薄、人口数量较少民族、特殊生理障碍人士的最广大群体。要保证这些人群的阅读权利、学习权利，兜住文化发展的底子，公益出版是必备的机制。
出版践行公益的社会担当，是由其处于新的发展阶段，通过解决自身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来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的重要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存在于发展的各个领域，在出版业则是内容的生产效率跟不上全媒体供应，出版物的载体形式面向读者时存在适配度的问题，出版物、内容服务的传播方式与融出版的理想阅读体验还有差距。数字出版的一个便利条件就是无实体化的出版模式带来成本的降低，然而，出版物作为商品的价值并不完全是实体物料的投入，精神内容的价值才是决定性因素。单纯的供给侧压缩成本不会直接带来收入的增加，反而可能带来因产品结构调整而导致的收入下降，但是，无论怎样的产品规划，成本降低都会惠及读者——看似于出版单位获得经济利益不合理，实际上有其合理的状态，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公益性。公益使更多好书有更多人能读到，弭平出版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这是一条有效途径。
二、出版业中的公益实践
公益在出版业中体现，从经济利益的让渡、专门的从事机构和出版业的社会责任来考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主要方面——具有公益属性的出版、公益出版，以及出版的公益行为。公益性应该是一种目标和效果，而不仅仅只是某种机构的产物。[张大伟,黄强.中国出版 “公益不足” 的制度障碍及市场机制效用研究[J].出版发行研究,2013,2:16.]具有公益属性的出版，本身并非以公益性为目的，而是在为实现其社会效益的过程中无法兼顾经济效益。比如，政治理论学习读物的出版，出版社通常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无论是站在作者还是出版方的角度，考虑的都是最大限度降低图书获取的门槛，保证内容传播的覆盖广度。过程中一般采用成本定价甚至低于成本的定价方式，使作为载体的图书能够顺利到达读者端，从而保证思想理论深入人心的客观条件。教材出版业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国家实施义务教育，教材作为硬件中的重要一项，直接关系广大地区尤其是贫困、欠发达地区的学校教育质量和学生受教育水平，教材出版的质与量对出版机构的成本控制提出很高的要求，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做到质优价廉，一方面也要求政府、社会有关方面参与进来，共同完成这项任务。
政治理论类图书，和以此为出版内容范围的出版社所具有的公益属性，是由出版坚持政治方向、意识形态属性决定的，由出版机构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来完成。政治理论类出版肩负的使命是社会上层建筑的构建，其目的就是追求社会效益，或者仅服从于社会效益角度的评价。学习出版社出版的“理论热点面对面”系列通俗理论读物，持续推出近20年，面对成本增加的压力，多年坚持定价不变，就是坚持以图书覆盖群体规模最大化为第一位——出于这种考虑采取的方式还有在报刊、权威网站等平台上免费连载图书内容。教材出版服务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是提高全体人民综合素质，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对国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在事关国家发展大计的方面，经济利益并非教材出版业的重要目的，因此，在过去和当前一个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下，做好教材出版，其实是教材出版业、相关出版机构肩负的凸显公益性的社会责任。
公益出版，不同于一些专门出版工作和任务赋予出版物和出版机构的公益属性，在更基础的层面彰显出版的文化属性。为服务具有特殊需求又总体规模不大的特定人群，如视障及存在其他生理障碍人士，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去考量，出版机构在产品生产中的成本投入与图书销售收入极有可能无法达到收支平衡，甚至连日常运转都难以为继。民文出版亦是如此。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他民族人口与汉族人口数量悬殊，同时，受到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影响，一些民族文字出版物的受众在群体规模、购买力方面均不足以支撑其成为一个成熟的市场。还有古籍出版等，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留存下来的典籍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出版人对一些濒危残本、孤本进行修复和保护，用现代化、高科技的方法将它们保存好，其成果更多地是发挥档案资料的作用，而非面向市场推出，也是社会效益很好、经济效益很小。
出版的公益行为，是指在出版活动的有关环节中做出的公益行动，区别于有公益属性的出版和公益出版，是更具体地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考量而做出的。出版社转企改制后，除了业务流程，都是以企业的经营机制来运行。企业设立的主要目的是营利，是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一本书出版时可以从成本产出、竞争策略、市场需求、读者心理等角度设置定价，然后进入市场销售，这是一种商业行为。进入数字出版时代，同一本书可以既有纸书也有电子书，甚至可以通过内容推送的订阅号选择付费订阅。比如，2020年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带来了严重危害，为了帮助人们掌握病毒的传播规律和预防措施，一些出版单位迅速作出反应，策划编辑出版新冠肺炎病毒诊治、防控科技读物，并坚持纸书和电子书同步出版——疫情时期，书店、物流都处于非正常状态，出版社推出纸书的成本可能沉没，电子书低定价甚至免费共享也会对纸书的销量造成冲击，这是一场负重的“逆行”。除了在担当社会责任时不惜成本代价，开展捐赠活动也是出版机构投身公益的形式，据中国编辑学会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2月20日，全国共有18家科技出版社捐献了62种超260万册（张）防控疫情图书和相关折页、挂图。疫情期间，对于出版而言，在经济社会发展遇到困难时与其他行业一样承担起社会责任，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其自身放弃一部分利益也是值得肯定的。不仅如此，出版机构平常也积极参与国家组织的一些公益活动。特殊时期出版人、出版社的表现充分彰显了出版的社会担当，这不是一时的专门策划、一阵风的突击行为，而是融入出版发展的脉络，贯穿出版发展的历程。
三、出版的公益实现机制
公益的出版能够造福社会，值得肯定推崇。同时也须认识到，出版机构、从业人员也不是存在于真空中，也需要资金维持运转，保证生产生活持续。因此，无论是具有公益属性的出版、公益出版，还是出版业中的公益行为，都需要有一个能够支撑其发展的基础才能持续下去。具有公益属性的出版，有其鲜明的特点，首先，应从其服务对象、存在的必要性等角度去考虑发展和管理的问题。政治理论类图书是传播党和国家方针大政、思想精神的重要载体，出版机构要把握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具体到工作中就是正确处理宏观传播效益与自身利益的关系。教材类图书的目的是促进发展教育，提高人民知识水平、民族文化素质，宏观目标决定了其公益性。其次，因为此类图书在市场中也是商品，为保障其提供方——出版社能很好运转，政府和有关部门可以提供发展的政策照顾，如税收优惠减免；在图书采购中提供一定的补助，或以政府购买、公物公用的方式提供支持。此外，要注意区分图书的公益属性和经营性，在政府采购、补贴时划定产品的边界，确为学习必需的图书，可以纳入相应的政策支持范围，如义务教育阶段的必修课程教材；其他图书如教辅读物则无十分必要享受特定优惠。
公益出版所涉及的民文出版、盲文出版等主要出版类型，都具有市场体量小的特征。民文出版中细分有不同的语种，其市场大小直接决定于民族人口。对于从事公益出版的机构，考虑到其非盈利性，可以由政府来设立，从人事、业务、资金三个方面，并对同一内容类型的出版机构集中统筹发展规划、出版计划，并对具体业务、选题安排作出指导。如新疆新闻出版东风工程，即是由国家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一规划、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具体组织实施的一项重要的德政工程和民生工程。其主要任务是加强出版能力，建设以各类出版物为载体，传播先进文化、普及科学知识，满足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提升科学文化素养的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实施《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中华珍贵古籍史话》等国家重点古籍编纂出版项目，推动《中华再造善本（三编）》《中国古籍珍本丛刊》《中国古籍书志书目丛刊》等一批国家级重点古籍影印和整理出版项目实施，则是将相关出版工作整合为一个以选题为形式的项目，实现古籍编纂、出版的规模化，规避有读者却没有市场的经营风险。政策上的扶持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与此同时，还应支持其开展营利性出版业务，在日益市场化的出版业里有序参与，由单一的政策扶持向政策扶持和自行承担相结合转变。
出版业热心公益，在出版人、出版机构以及行业层面都不乏例证。新冠肺炎疫情中出版业的表现即如此。不管是科技出版单位积极策划、慷慨捐赠知识普及读物，还是出版人策划选题为疫情中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勇士点赞宣传，还是更多出版社以此为契机探索新的出版方式、在线上提供免费的内容资源供人们在足不出户时消闲娱乐，都是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他们或在非常时期发扬出版业为文化繁荣兴盛作贡献、为经济社会纾困勇担当的优良传统，自发自为组织起捐款赠书活动；或在国家的号召和统筹下，参与全民阅读工程、农家（社区）书屋工程、书香中国等，把优质出版物提供出来，从而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添砖加瓦。
四、公益精神的坚守和社会担当意识的传承
社会担当彰显公益精神，践行公益精神即社会担当。出版天然具有公益属性，疫情中出版人免费赠送抗疫图书、免费赠阅电子读物、免费开放数字资源、免费提供中小学名师网课，更深刻地意识到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的重要性。当前，后疫情时代出版业的发展也受到影响，新的出版业态正在出现，新的出版模式在形成，以此为契机，出版业的公益精神传承也有了新的内涵。
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夯实公益根植出版的深厚土壤。一是完善出版单位履行社会责任制度，研拟公益出版优惠政策，倡导公益出版单位专注业务、其他出版单位积极参与公益出版；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拓宽对公益出版提供支持的途径、方式及力量来源。二是逐步探索公益性出版单位内部管理、运行机制优化调整，向具备经营能力的市场主体转型，同时，要注意区分公益出版单位的公益出版和经营性业务，使其在不受经济指标压力下开展公益出版，提高出版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三是在同一内容领域、同一范畴研究公益出版资源的配置方式，形成公益出版单位之间既有单兵作战、也有竞争合作的良好局面，激发工作积极性。
深入研究新技术新手段在出版活动中的应用，提升公益性出版的质量和水平。开卷数据显示，受疫情影响，2020年2月，实体书店零售总额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86.36%。[张鹏禹.出版社试水直播[N].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04-06(7).]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社会运转放缓，甚至部分功能停滞，催生了“宅经济”等新型经济形态，网络阅读、网课学习和图书线上销售进一步发展。以疫情影响下的被动转型为契机，融媒体出版中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协调配合发生了化学反应——两者相融配比发生变化，引发的成本投入、营销表现、受众反应就随之变化。有的出版物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出版机构选择以电子出版物的形式推出，经济效益上虽然无法比拟纸书，却能及时满足受众的需要；有的出版物既让读者有“抢鲜”的冲动，又有留存的价值，纸书和电子书同步推出，阅读体验上为读者提供多一种选择，购买时也划分出价格区间。疫情时期给我国出版人最大的启示之一就是我们已经处在互联网时代，掌握互联网技术的出版人将获得更广阔的出版传播空间。[聂震宁.后疫情时代我国出版业面临的变化预测与应对[J].出版发行研究,2020,6:33.]应充分肯定技术的应用为出版发展带来的效率提升，同时也要对融出版进行“科学配比”，以专业的态度，用专业的人才做好专业的事情。争取更多开放共享资源，丰富出版公益属性的内涵，实现两个效益的最大化。
不断提升出版的职业使命感责任感， 充分理解“两个效益”与公益精神、社会责任的关系。每个时代都有流传度广、畅销或长销的图书，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文化和潮流趋势。中国古代即有“采诗以补察时政”。梳理出版发展的脉络，20世纪之初，《新青年》的推出及其矢志传播先进思想的编著者在中国掀起了新文化运动，让中华大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版的社会担当甫一展现，站位之高就令后世出版人景仰；70年代，《光明日报》刊登一篇特约评论引发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让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序幕徐徐拉开，受到的关注让人们近乎忽略背后出版人的辛劳、魄力和担当，却丝毫不影响出版人以此为荣；2012年，《复兴之路》展览引领我们回顾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艰辛历程，自此开启实现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不同时代的出版人有时代赋予的不同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当今时代变革日新月异，出版人要从出版发展史中汲取丰富的滋养，面对理念、技术、环境带来的变化，须臾不能放松与时代同频的步伐，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出版导向、价值取向，坚持守正，固本，创新，稳中求进。应以把握好、实现好“两个效益”为根本，在其中找准公益属性的贯彻方向，社会担当的实践策略。出版单位，要将经济效益的获得与社会效益的彰显进行统筹规划，要树立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理念，将社会责任的承担看作是长期利益最大化、增强核心竞争力以及树立良好企业形象的价值追求和现实手段。[王金辉.移动互联时代出版业社会营销中的社会责任缺失分析[J].出版发行研究,2014,2月下:77.]
结语
出版机构通过不同程度地承担成本做到让利读者甚至无偿提供，有层次地在公益出版的各方面实践了社会担当。以更宏大的视野来观察，出版的发展和公益出版是分不开的。出版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文化供给的矛盾在“缺不缺、够不够”时凸显的是公益问题和社会担当，在“好不好、精不精”时则是如何更好取得两个效益双丰收。一方面，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出版带来了发展的机会——人们受教育程度提高会有文化精神需求的增长，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带来文化多元呈现，科技研究、理论探索、知识服务、终身学习、文学创作、艺术鉴赏、娱乐休闲、兴趣爱好，等等，都对出版机构提出新要求新期待，也为出版产业提供新盈利模式新市场。个体提升、社会进步、国家发展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出版在一个发展阶段的公益行为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下一个阶段有可能就会从中受益；在一个阶段能获得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的出版活动，也有可能下一个阶段就转变为更高层次的公益出版。这样的良性互动离不开全体出版人的共同努力，带来的是出版发展的整体提升，也必将助力国家兴盛、民族兴旺。
（本文作者张俊，学习出版社编辑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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