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邹韬奋以新闻出版为主阵地，系统宣传民族救亡思想，坚持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鹄的，与时俱进，对民众进行抗战动员与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深远。他在主编《生活》周刊、《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全民抗战》等报刊，以及创办生活书店的实践过程中，逐步丰富、完善其编辑出版思想，引领全民族抗战文化动员潮流。这为我国现代新闻出版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新时代出版人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抗战时期；邹韬奋；编辑出版思想；文化救亡
抗战时期，邹韬奋通过主编一系列报刊，以及在全国各地开设五十余家生活书店出版进步书刊，动员引导广大民众，尤其是大批青年读者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遗憾的是，由于耳疾恶化，他不幸于1944年7月24日在上海逝世，未能亲眼看到抗日战争最终胜利。但正是他“努力于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1]的不懈奋斗，照亮了无数中华儿女前行的道路。为了纪念他，毛泽东同志亲笔写下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2]
一、主编《生活》周刊，启蒙与救亡并重
邹韬奋从1926年开始主编《生活》周刊。他与徐伯昕、孙梦旦一起克服重重困难，“完全以民众的福利为前提”，视读者为朋友，“俾人人得到丰富而愉快的生活，由此养成健全的社会”。[3]
首先，敏锐关注形势变化，探寻民族解放道路
以1928年5月日军制造“济南惨案”为起点，邹韬奋领导《生活》周刊同仁积极进行追踪报道，并发表大量的相关评论、研究文章，引导读者做好对日宣战准备。他在《济南惨剧后我们应该怎样？》的编者附言中指出：“本刊向来是注重社会问题而不谈政治的，但是此次的奇耻大辱，是国命生死存亡的关键。我们国人要获得正当的生存与向上的发展，非对此事有正确的了解与态度，努力雪耻，否则国且无为，何有于生存，更何有于进展？”[4] 在《一致》、《对付国仇靠什么？》等文中，他明确提出要扩大军事训练范围，养成军用品的制造力和强有力的民众，“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主张“日本肯还我一切便罢，否则就与一战”。
1928年11月，韬奋在《<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中强调“《生活》周刊究竟是社会的”[5]，而非替任何个人或机关培植势力。1929年12月1日，《生活》周刊在第5卷第1期的刊头印上了如下文字：“本刊期以生动的文字，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1930年12月13日，邹韬奋在《生活》周刊第6卷第1期的《我们的立场》中申明，一贯的办刊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常站在社会的前一步，引着社会向着进步的路上走”。这标志着韬奋早期编辑出版思想的逐渐成熟，也是“邹韬奋走上救国救民道路的起点”[6]。
“九一八”事变后，韬奋在《料理后事》中激愤地写道：“最近有几位朋友刚从日本考察归来，据谈日本简直已替中国料理后事，闻之令人毛骨悚然，我们中国倘若不愿‘疾终正寝’，全国上下应有一致的觉悟。”[7]在救亡图存已经成为中华民族面临最大危机的时刻，他将《生活》周刊转变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及时反映、分析时局。他一方面屡次组织民众为抗日武装筹备军需，另一方面深刻反思、批判国民党当局的妥协退让，尤其是“不抵抗主义”政策。
针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邹韬奋认识到“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终必成立”[8]。从1931年5月第六卷第21期发表《蒋作宾口中的苏俄现状》开始，《生活》周刊增加了关于苏联介绍的内容，例如毕云程的《苏俄五年经济计划》、陈彬和的《苏联的五年计划》、艾寒松的《中俄复交问题》，等等。邹韬奋在这一时期除了上述的《蒋作宾口中的苏俄现状》外，还撰写了《读<莫斯科印象记>》、《读<苏俄视察记>》、《苏联的儿童》、《苏联的妇女》、《备战中的苏联》、《当代革命文豪高尔基》、《高尔基与革命》等一系列文章。据统计，1933年的50期《生活》周刊就刊载了胡愈之、艾寒松、毕云程等解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近40篇文章，内容涵盖政治学、经济学、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人生观等各方面。[9]
在中华民族遭遇外敌入侵之际，邹韬奋秉持关护民众、服务社会的初心，以《生活》周刊为阵地动员、组织民众参与到民族救亡的时代洪流之中。由于宗旨明确、内容丰富、爱憎分明，《生活》周刊深受读者欢迎，社会影响日益增大。
其次，不卑不亢，捍卫独立精神与编辑主权
邹韬奋办刊非常重视创造精神与内容质量，反对“尾巴主义”。他曾自比为花匠，将《生活》周刊看作“小花园”，希望为读者在人生长途中提供安慰、愉快、同情与鼓励[10]。为了实现办刊宗旨，他非常重视气骨，从不以经济收益为目的，也不受任何机构或个人左右。1928年11月，面对读者贺军来信中对《生活》周刊“是建筑在资本家残羹冷饭之上”的责难，邹韬奋明确答复：“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服的”，“编辑可不干，此志不肯屈”。[11]
由于刊物勇于揭露黑暗现实，每每批判国民党要员、黑社会头目等势力，不少爱护《生活》周刊的朋友都劝他不要冒险、多管闲事。邹韬奋掷地有声地回答：“《生活》的生存价值在能尽其心力为社会多争些正义，多加些光明，若必同流合污以图苟存，则社会何贵有此《生活》？《生活》亦虽生犹死，何贵乎生存？”他义无反顾，认为个人和刊物都应抛却“患得患失”的心理与态度，坚持“以理性为指针，以正义为灯塔”。[12]
随着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加大对新闻出版的控制，1929、1930年连续颁布《宣传品审查条例》、《出版法》及《施行细则》，大力打压出版自由。邹韬奋“希望用新闻学的眼光，为中国造成一种言论公正评述精当的周刊”的努力遭遇到重重阻碍。在胡愈之的建议下，他以《生活》周刊“书报代办部”为基础创办生活书店。这一时期， 他已认识到“中国无出路则已，如有出路，必要走上社会主义的这条路”。[13]
1932年1月，《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颁布，形势更趋严峻。邹韬奋被胡宗南约谈，《生活》周刊在全国也被禁止邮递。但邹韬奋领导《生活》周刊社同人通过铁路、轮船、航空等渠道热心读者的帮助将刊物运送出去，配合本市人工分送、偏远地区改头换面邮递，使发行数不降反升，最高时达到15.5万份。上述费尽心力的斗争，一直坚持到1933年12月8日《生活》周刊被查封。12月16日，邹韬奋在《与读者诸君告别》中，大义凛然地表示：“言论绝无自由的时代，即欲公开表示愤慨而不可得”，“所以如果我们此后果欲对民族前途有所努力，必须从实际方面干去！”
总之，面对国民党与日本侵略者的威逼利诱，邹韬奋一直努力维护新闻出版工作的独立精神与服务意识，坚持不懈向大众宣传民族解放、文化救亡思想，成就卓著。根据夏衍的回忆，周恩来曾明确告诉他：“你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反动派不肯讲的话，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话，这就是方针。”[14]
二、以赤子情怀创办《大众生活》与《生活日报》
《生活》周刊被查封之后，邹韬奋被迫流亡海外。他坚持“为大众”、“爱祖国”[15]，不屈不挠地创办系列报刊，引导民众勠力同心、团结一致推进民族解放大业。
首先，勇于斗争，尽力站在救亡运动最前线
在流亡海外期间，邹韬奋对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苏联等国家进行了考察，并理论联系实际，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思想。他以国际化的宏阔视野，深入思考中华民族的发展出路，明确提出要担当“两种责任”，即促进民族解放与全世界剥削制度的崩溃[16]。
1935年，邹韬奋得知生活书店请杜重远创办的《新生》周刊被迫停刊，立即回国，11月即创办《大众生活》周刊。在题为《我们的灯塔》的发刊词中，他提出为了实现“力求民族的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的三大目标，“我们愿竭诚努力，排除万难，从文化方面推动这个大运动的前进”。甫一创刊，《大众生活》周刊的发行量就达到了15万份，很快又飙升到20万份。由于《大众生活》周刊发表有关“一二·九”学生运动、“联合战线”、“救国运动”等抗日救亡运动的大量文章，国民党中宣部长张道藩和复兴社总书记刘健群于1936年初联合找邹韬奋“谈话”。面对威逼利诱，他强硬表态说“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
1936年2月26日，《大众生活》周刊被查禁。生活书店出版的《世界知识》、《妇女生活》、《读书生活》、《生活知识》等杂志也同时被停刊。面对重重打击，韬奋在“紧要启事”中向读者剖白心迹：“我决不消极，决不抛弃责任，虽千磨万折，历尽艰辛，还是要尽我的心力，和全国大中向着抗敌救亡的大目标继续迈。”
其次，将《生活日报》办成“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日报”
1932年3月5日，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发表《创办之建议》，尝试以招股的形式创办《生活日报》，后来由于考虑到国民党当局对言论自由的重重压制，此举未能成功。但是，他没有气馁，在《大众生活》周刊被查禁后旋即赴港筹办《生活日报》。
邹韬奋曾自言：“我生平并无任何野心，我不想做资本家，不想做大官，更不想做报界大王。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要创办一种为大众所爱读，为大众作喉舌的刊物。但是办好一种周刊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创办一种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日报。”[17]
]在《生活日报》与《生活日报星期增刊》（后改名为《生活日报周刊》）成功创办之际，他心情非常激动，一夜未眠，在印刷所里的工场亲手接下印好的第一份《生活日报》。
在创办《生活日报》的过程中，邹韬奋通过柳湜等人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在《生活日报》的《创刊词》中声明，要“以全国民众的利益为一切记述评判的中心标准”。对于《生活日报》的出版，邹韬奋明确说：“只有在新中国才能有理想的《生活日报》”。他对于新中国的畅想是“独立自由繁荣的中国”，“大家都有饭吃，大家都有工做”。这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颇为接近。他在《生活日报星期增刊》上发表刘少奇署名“莫文华”的两封关于“民族解放人民阵线”来信并加编者按，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联合战线的文章。他明确指出：“在抢救中国危亡的现阶段，全中国应该只有两个阵营：一个是抗敌救国的阵营；一个是我们民族敌人和汉奸卖国贼的阵营”。[18]
1936年7月31日，《生活日报》发表由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和邹韬奋联合署名的救国会公开信《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在全国引发广泛关注。毛泽东给予高度肯定，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和要求”，“我们诚恳的愿意在全国联合救国会的纲领上加入签名”。[19]
三、以报刊为喉舌，成长为“无可替代的政治鼓动家”
全民抗战开始后，邹韬奋以《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推进抗战文化宣传，激励、引导了无数青年与爱国志士反抗侵略、救亡图存，被周恩来亲切地称为“无可替代的政治鼓动家”[20]。
首先，提高民族意识，推进全民抗战
1937年8月19日，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创刊，该刊同时出版六天一期的《抗战画报》，关注国际国内形势，引导大众参与抗战。上海沦陷后，韬奋开始第三次流亡，辗转到达汉口续办《抗战》三日刊。由于党中央认为他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工作作用更大，邹韬奋从此时开始一直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指导下工作。
1938年7月7日，《抗战》三日刊与《全民》周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邹韬奋与柳湜联合担任主编。在发刊词《全民抗战的使命》中申明办刊的两大任务：“一是巩固全国团结，提高民族意识，灌输抗战知识，传达、解释政府的国策，剖析国内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国际之形势，为教育宣传的任务。另一是以使政府经常听到人民的声音，民间的疾苦，动员的状况，行政的优劣，使政府在领导抗战，实施庶政上得到一种参考，为我们政治的任务。”[21]
其次，锲而不舍，维护出版自由
1938年7月，国民党当局公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与《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为维护出版自由，邹韬奋在《全民抗战》上发表《审查书报原稿的严重性》、《再论审查书报原稿的严重性》等文章，呼吁国民党应当听取民众的声音。1938年11月，他在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提出《请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以充分反映舆论及保障出版自由案》。在大会上，他针对刘百闵关于王云五曾请求政府发布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的说法，立即打电报给在香港的王云五进行确认。在大会的最后关头，他在大会上宣读王云五“绝未向政府请求举办”的复电，得到热烈响应，使得原本要撤销的提案得以通过。
1939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邹韬奋提出《改善审查搜查书报办法及施行撤销增加书报寄费以解救出版界困难而加强抗战文化事业案》与《严加肃清汪派卖国活动及汉奸言论案》。10月，他又参与国民参政员发起的宪政运动，除了在《全民抗战》上发表相关报道和文章外，他还专门编辑出版了《宪政运动参考材料》两辑。1940年，面对国民党当局恶意散布谣言攻击其将发布暴动，以及强迫其将生活书店与正中书局合并的无理要求，邹韬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强化对报刊言论的压制。1941年2月20日，生活书店贵阳分店被查封，至此全国除重庆分店外其他分店均被查封。2月22日，《全民抗战》也被查封。邹韬奋毅然辞去国民参政员，转赴香港，在《华商报》发表影响巨大的《抗战以来》，深入揭露国民党压制言论自由、打击进步文化人士的恶劣行径，热情讴歌爱国民众。该文被华商报社汇编为单行本出版后连印三次，发行量超过15000册，深受读者欢迎。
再次，宣传团结抗战，呼吁建立民主政治
1941年5月，韬奋在香港成功复刊《大众生活》。他深切认识到抗战形势的变化，聚焦宣传巩固团结统一，为抗战胜利提供保障。根据编委夏衍的回忆，当时《大众生活》编委会每周六举行，邹韬奋坚持亲自抓社论和读者来信“一头一尾”，“用他特有的精神和品德来团结作者和读者，同时又以科学的管理方法来编辑和经营这份刊物”[22]。他有效应对这一时期香港对于刊物主要采用的“清样审查”方式，《大众生活》的销量很快达到10万份以上。但由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大众生活》被迫停刊。
邹韬奋在转道回内地的途中，为东江纵队机关报《东江民报》题写报头，还写了社论《惠博失陷的教训》。在梅县乡下隐居期间，他系统阅读了包括《向导》、《政治》、《中国青年》、《少年先锋》等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自言“我对中国革命史半路出家，是通过自己的摸索，走了不少迂回道路的”[23]。之后，在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他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在接受新华社特派记者访问时表示“到根据地来是我平生最兴奋的事情”，希望早日到延安去参加整风学习，努力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改造自己。不幸的是，由于耳疾癌变，邹韬奋未能成行。在《遗嘱》中，他还念念于心，“最后一次呼吁全国坚持团结抗战，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果合格，请追认入党”。
结 语
综上所述，邹韬奋早在1928年就感应时局变化，呼吁民众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一致准备功夫对付日本侵略。抗战期间，他把一腔爱国热诚投入新闻出版事业，竭尽所能服务民众，推进民族解放、社会变革，成为现代中国进步新闻出版业的杰出代表。
毋庸置疑，韬奋精神一直是激励我国众多新闻出版从业者的一面旗帜。进入新时代，特别是面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继承与发扬韬奋精神应成为每一位出版人的自觉精神追求。
参考文献
[1]邹韬奋：《遗嘱》，曹辛之编《韬奋：韬奋画传·经历·患难余生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82页。
[2]《党和国家领导、名人论韬奋》，韬奋纪念馆编《邹韬奋研究》第二辑，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3]邹韬奋：《本刊与民众——本刊动机的重要说明》、《<《生活》第一卷汇刊>弁言一》，《韬奋全集》（增补本）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39页、644页。
[4]邹韬奋：《<济南惨剧后我们应该怎样？>编者附言》，《韬奋全集》（增补本）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8页。
[5]邹韬奋：《<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生活》周刊第4卷第1期，1928年11月18日。
[6]沈谦芳：《邹韬奋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60-61页。
[7]邹韬奋：《料理后事》，《韬奋全集》（增补本）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35页。
[8]邹韬奋：《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韬奋全集》（增补本）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9]沈谦芳：《邹韬奋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55-158页。
[10]邹韬奋：《心酸的回忆》，《韬奋全集》（增补本）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85页。
[11]邹韬奋：《答复一封严厉责备的信》，《韬奋全集》（增补本）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82-383页。
[12]邹韬奋：《苦痛中的挣扎》，《韬奋全集》（增补本）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93页。
[13]邹韬奋：《我们最近的趋向》，《韬奋全集》（增补本）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13页。
[14]夏衍：《巨星永放光芒》，《书林》1979年12月第2期，转引自沈谦芳著《邹韬奋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22页。
[15]聂震宁：《韬奋精神六讲（连载一）》，《出版参考》2016年7月，第62页。
[16]邹韬奋：《萍踪寄语·弁言》，《韬奋全集》（增补本）第6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17]邹韬奋：《<生活日报>的创办经过和发展计划》，《韬奋全集》（增补本）第6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75页。
[18]邹韬奋：《褊狭态度和动的现实》，《韬奋全集》（增补本）第6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91-592页。
[19]巴黎《救国时报》1930年10月30日，转引自沈谦芳著《邹韬奋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47-249页。
[20]许觉民：《韬奋与韬奋精神》，韬奋纪念馆编《邹韬奋研究》第二辑，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21]邹韬奋：《全民抗战的使命》，《韬奋全集》（增补本）第8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2-33页。
[22]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460页。
[23]陈启昌：《韬奋在梅县江头村隐蔽的日子里》，邹嘉骊编《忆韬奋》，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479页。
（本文作者王瑞，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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