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组织或行业都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而出版业更要有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这是我国出版业的根本属性决定的。“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中国出版业的优良传统，也是出版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新中国出版业自诞生之日起就担负了传承文明、传播文化、传递知识的使命。正是历史的呼唤、时代的选择、民众的需求，出版业才能把一部部好书做出来并传递传播下去，历久弥新。如果背道而驰，在经济利益驱使下盲目跟风抄袭，庸俗媚俗低俗，那就走不远，走不快，走不长，注定被淘汰。坚守公益精神，践行社会担当，是出版业薪火相传的底色，也是出版人安身立命的底线。
由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以及AI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媒体的快速融合，使得出版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数据库出版、有声书出版、互联网出版、游戏出版等新的出版发行业态不断涌现，从事内容采集、编辑加工、制作、发行的组织和个人快速增加，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出版业、出版人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给出版业如何在人才培养中，提高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就此谈一点初步认识。
（一）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阅读碎片化趋势和社交软件影响力与日俱增，出版业受到不小的冲击。尤其是在“流量”上没有领先优势，即使在“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公益领域精品力作层出不穷，在“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的责任之路上不断推陈出新，也很难有出现一呼百应的示范效应。一部打磨了数年的佳作甚至不如一个明星离婚引发的关注更多；一家运营几十年的出版单位不如一个主播有号召力。因此很多出版人发出“正规军干不过杂牌军，英雄无用武之地”之叹。
这些问题既是痛点也是挑战。而如何在源头正本溯源，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培养和提高出版人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的出版人已不仅仅是传统出版业的从业人员，也包括了社会众多从事新兴出版业态的从业人员，而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讲，对象应当是全体的从业人员，而不应该有遗漏。
1.出版人定义的扩展
传统出版业的从业人员包括出版社、杂志社、报社的采编、校对、排版、设计、印刷和发行人员，这些人可以称之为“体制内出版人”；而在数字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的今天，出版业的外延和内涵俨然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游离在行业管理之外的新媒体、自媒体的从业人员，这些人可以称之为“社会出版人”。
2.“社会出版人”的泛化
在新兴出版业态中，各平台几乎没有准入门槛，人人可注册成为主播、网络写手、网络编辑，可谓人人皆作者，人人皆编辑。大量人员尤其是年轻人充斥到新兴“编辑”岗位，把关能力弱，趋利性较强，所有内容直接端到读者面前，各种视频平台、网络文学网站、两微一端上的谣言、迷信、玄学、淫秽低俗等网络乱象时有发生。国家有关部门的监管不到位和一些网络平台的漠视甚至纵容，使得网络的出版环境存在诸多问题。为数不少的“社会出版人”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几乎无从谈起。
如之前拥有百万粉丝的自媒体大V咪蒙，因编造虚假故事引发负面舆论等被叫停，但毒害年轻人三观的影响已不可挽回。人民日报官微曾就咪蒙事件发表评论:“咪蒙发道歉信，避实就虚，避重就轻，暴露出一贯的擦边球思维。当文字商人没错，但不能尽熬有毒鸡汤;不是打鸡血就是洒狗血，热衷精神传销，操纵大众情绪，尤为可鄙。若不锚定健康的价值坐标，道歉就是暂避风头，‘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就变成一地鸡毛。”
3.“体制内出版人”的短板
“体制内出版人”在新媒体领域缺乏话语权。传统出版业对新媒体融合出版领域各个环节应用不够，难以应对新媒体、网络传播速度。传统出版人对新技术的理解和应用明显跟不上发展的脚步，尤其是对如何在新业态中体现公益精神和社会责任办法不多思考不深，缺乏话语权和影响力。尤其是体制内出版人时常摆出“我是主流”的架势，这对文化程度越来越高、年龄越来越轻的网友们来说是不太好认同和亲近的，同时也造成了出版业的某些失众。
4.“社会出版人”行业管理的缺位
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和出版行业组织对“体制内出版人”有要求有纪律，对从业人员管理和培养有渠道、有内容、有手段。但对“社会出版人”缺少必要的、有效的教育、培养和引导，不出问题谁也不管，出了问题不是约谈就是“关停并转”，这对提高全社会出版业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是不够全面的。
（二）
要提高整个出版业的公益精神和社会责任意识，除在传统出版领域把从业人员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放在重要的位置外，还必须加强对“社会出版人”的培养力度，并将其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促使其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以实现“内外一盘棋”。对此，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如无特殊说明，下文中的出版平台是广义的传统出版和新兴社交平台；出版人是广义的“体制内出版人”和“社会出版人”）
1.一视同仁，把对“社会出版人”的教育和培养纳入议程
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谈到民营文艺组织和新的文艺群体时说：“我们要扩大工作覆盖面，延伸联系手臂，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们，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们，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出版领域亦应如此，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统一战线，因此，国家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出版行业组织应对“社会出版人”与“传统出版人”一视同仁”加以对待。
（1）行业组织要将“社会出版人”纳入全行业教育培训体系。鼓励他们参加行业培训，包括政策法规、行业自律、出版融合与编辑创新、出版职业经理人等。并充分利用“互联网+”手段，开设官方网上培训平台，为有需求的“社会出版人”提供学习、咨询服务。
（2）行业组织应邀请“社会出版人”参加行业内有关活动。目前，出版业内的各种活动不少，比如：征文、评奖表彰、各种展会、参观学习、出国考察等，行业组织应有针对地邀请部分“社会出版人”参加这些活动，这样，既可增加他们的归属感，又能接受出版业的主流意识，还能丰富行业组织的活动内涵，一举多得。
（3）允许“社会出版人”参加行业职称考试和评定。当前，国家对专业技术职称考试越来越持开放态度。目前教育部已规定民办幼儿园教师可参加教育部门的职称考试和评定。笔者认为，国家有关部门也应放开出版行业职称考评限制，允许社会出版人参加考试、评定，意义自不必赘述。
（4）行业组织可以通过设立“认证制”或“积分制”奖励“社会出版人”参与有关培训和活动。同时将这些认证和积分计入职称评价体系。而这些认证和积分的设定，主要是体现其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内容的。
2.薪火相传，设立“出版工作者日”
公益精神不是先天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社会主流力量的政策影响、舆论导向、典型示范的昭示下，随着主客观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正如国学大师季羡林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个社会的良好的道德风尚，一个人良好的道德修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宣传教育，要舆论引导，更要实践、参与。”
因此要加强舆论引导，树立典型人物，形成舆论氛围，增强社会认可度。实际上，出版人与公益事业密不可分，但在以往的宣传上并没有突出“出版人”这一群体，因此加强出版人的职业认同非常迫切。现在，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节日，如记者节、人民警察节、教师节、护士节、医师节，等等。但出版人却没有自己专属的节日，这使得出版人缺少职业归属感和共同的职业追求，也缺少来自社会的正面宣传和普遍认可。很多人都觉得出版是冷门，人人只识作者而不识编辑，殊不知作者和编辑是互相成就的。出版人也需要走上台前去现身说法，让从事出版不仅是一种情怀，更是一种荣耀。因此，设立一个属于出版人自己的节日“出版工作者日”或“出版节”，不仅引起社会对这一职业的关注，更能加强出版人对所从事职业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以出版人身份去践行公益行动和社会担当，事半功倍。
3.强化激励，引导出版人的公益精神
没有哪一项事业仅仅依靠爱心、激情和崇高就能长久地支撑下去。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的培育单靠道德说教是难以持久的，需要通过制度和规范来进行激励和调动。
现阶段，对出版平台的考核缺少对“公益行动”的衡量，即使有，也非常简单，捐款捐物就算，显然，这个考量标准并不能调动出版人的积极性，如何让出版人聚焦“好人好事”传递正能量，让被动公益成为主动追求？激励机制必不可少。
当公益服务受到鼓励并成为公益行动者的一种习惯，成为一种经常性行为时，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就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培养起来了。抗疫期间，我社特邀辽宁省第三批援鄂医疗队重症医疗队副队长贾佳每天从前线传回战地日记，并在第一时间推出《战“疫”正前方：贾佳战地日记》系列连载，连载结束第一时间出版了同名图书。《战“疫”正前方：贾佳战地日记》在网络媒体发布后，社会各界反响强烈，央视、《中国日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纷纷报道，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进行转载。我们策划这件事就是凭借出版人的职业追求和职业敏感，没有想过回报和奖励，但是事情做成后，收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鼓励和表扬。今年六月，我社的编辑团队荣获沈阳市委宣传部授予的“最美沈阳人”荣誉称号。在这样的激励和鼓舞下，我们的一次自发行动就得到了升华，就会内化为一种追求，是社会的认可让我们找到了行动的价值和意义，今后还会为之努力。
激励机制可以从物质激励、荣誉激励等方面着手。在物质激励和荣誉激励方面，笔者认为，应当改变过去只强调对出版产品的激励，而忽略对出版人的激励。官方应设置更多的针对出版平台或出版人的激励，这不仅是荣誉，更是一种导向，这种仪式感能够升发出更多的激情和斗志。全国抗疫表彰大会召开时，习总书记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这将会激励更多的后来人。那么，出版行业是否可以借鉴？设立相应的荣誉和奖励给那些具有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的出版平台社和出版人，以此激发更多的出版人做公益。进而提高全行业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
4.加强指导，充分发挥行业组织优势
我国出版行业的行业组织具有很强的组织与协调、规范引导、服务与监管优势。笔者认为，新时代出版行业组织在拓宽人才培养面、提高出版人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方面，还应发挥更大的作用。行业组织可以在党的领导下协调有关部门，如网信办、工信部门、电信部门、知名网络平台等共同打造网络平台——“出版人”。在此平台实现行业组织的各种目标任务，亦为广大出版人提供线上的学习咨询、交流互助、甚至交易等服务。
行业组织应根据时代特点，开放办协会。打破原有壁垒，在会员资格、权利义务等方面进一步放开，吸引更多的愿意接受行业组织领导和指导的“社会出版人”加入，以此不断扩大行业组织的影响力、号召力。如考虑到主阵地安全性，亦可先在局部地区或个别领域先行试点，试办下一级别的行业组织。
总之，新时代的出版业，必须不断强化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我们只有不断拓宽人才培养的内涵和渠道，才能不断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和需要，才能在更加广泛的领域提高出版人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
（本文作者赵长伟，沈阳出版社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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