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的不仅是‘小康’，更重要的也是更难做到的是‘全面’。”出版业作为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具有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属性，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文化建设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出版人是出版业的推手与摆渡者，出版业作为精神文化高度集约的行业，其发展的优劣主要取决于一个个活生生的有价值追求的从业人。正如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所说“书人优者，为国为民”，出版人首先要有公益精神与社会担当，才更有可能在即将到来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四五”规划中，做到“为时而著”“为事而作”。
疫情之下，出版人的社会责任与担当事关国民精神文化素质与国家稳定发展布局，一个个优秀出版人与出版经典案例彰显着不凡岁月里的非凡作为。早在2月6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就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疫情防控决策部署，及时发布了“加强出版服务 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通知。出版界分别在紧急出版、教育出版与特色出版等方面主动出击，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在紧急出版疫情防治出版物方面，出版从业者以敏锐的感知力与卓越的行动力完美地践行了新时代优秀出版人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其中，表现最为出色的当属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该社在四川新华发行集团、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领导下，联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共同出版了全国第一本有关新冠疫情的心理防护读物——《新型冠状病毒大众心理防护手册》。该手册从策划到线上出版仅仅用了两天多的时间，以免费阅读的模式为疫情中的老百姓带去了专业心理援助。此外，山东人民出版社联合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迅速出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知识120》科普图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与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合作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护知识读本》（网络版）供公众免费阅读使用，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版还附有《陕西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预防方案》以及陕西省164家发热门诊医疗机构的名单，随后还推出了相应的纸质版与有声版图书。我国第一本正式出版的疫情防控心理健康指导读物是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下心理健康指导手册》，该书由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游旭群任编委会主任，以电子书、有声读物及纸质图书三种形式推出，并在掌阅、喜马拉雅、微信读书等知识服务平台向的读者公益传播。
在教育出版与在线教育服务方面，一众教育出版人在开拓创新、不舍昼夜中赋予出版业无尚温暖与情怀。首先，在开学之际，为了确保教材的有效送达，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出版人在疫情期间停工不停产，有关京东和天猫店铺正常营业，青年出版人自发组建客服团队，24小时轮流值班，确保线上教学的顺利展开。其次，在少儿出版服务上，广东教育出版社聚焦3-7岁的学龄前儿童，出版了《写给孩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科普绘本》，这是第一本关于新冠肺炎科普知识的幼儿绘本，成为各大幼儿园进行防疫抗疫教学的配套教材。此外，广教社出版人还为小学生量身定制了《不一样的春节日记一一给孩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知识读本》这一防疫读本，并向当地小学生免费派发，以公益行动服务社会。再者，高校出版社在助力教育出版方面更是可圈可点，清华大学出版社和清华大学图书馆分别向广大师生免费开放“文泉学堂”知识库与京东读书校园版图书库。国家开放大学出版传媒集团通过“荟学习直播通”为各地学校网课提供了平台服务和技术支持。最后，人民教育出版社更是以大手笔和大气派响应国务院的号召，免费开放了涵盖中小学全学科近600种电子版教科书的教学资源，切实保障了疫情期间网络教学的需要。
在特色出版方面，辽宁民族出版社在疫情期间翻译出版了《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宣传手册》（蒙古文版）、《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宣传手册》（朝鲜文版），推出了“民族语言一起学数字化出版推广项目”，在丰富少数民族读者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在服务社会中凸显了自身优势与特色。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连夜出版了蒙古文版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四川文艺出版社则以文艺风诗集的形式推出了《另一种驰援的集体行动——2020年中国抗役阻击战诗选》，并采用多渠道分发的方式为疫区人民暖心护航。电子工业出版社利用自身“悦”系列优质数字内容资源的优势，向全网免费开放“悦读”“悦学”“悦知”“悦智”知识库，是疫情期间出版跨界支持教育的典型案例。
为抗击疫情，出版行业机构也在组织募捐行动中响应社会关切。中国出版协会人民出版社工作委员会号召成员单位向湖北人民出版社捐款139万元，大众报业集团向湖北捐款近90万元，《健康报》公益基金也募捐物资捐往武汉，以实打实的经济资助支持出版业共克时艰。当然，任何一场灾难都是实践的试金石，实践下的出版业也必然会暴露出各种瑕疵，比如：数字版权保护、快速出版焦虑与实体书店寒冬等问题。
在数字版权保护方面，个人认为，即便是疫情之下，经济下行压力加重，出版业以公益效益为首位，这也并非意味着可以弃所有图书版权于不顾，尤其是数字版权。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进程以及公民版权保护意识的确立实属不易，疫情特殊时期更需要恰到好处地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如今，在全国疫情好转的形势下，对于某些免费开放版权日期范围外的出版物要加强数字版权保护，及时打击非法网站的私密搬运与违法买卖行为。关于如何平衡版权保护与公益传播，青岛出版社和五洲传播出版社做出了示范。青岛出版社先后推出中文、韩语、英语、日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6个语言版本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手册》，五洲传播出版社则与人民卫生出版社合作出版了英语、意大利语、日语、韩语、法语、西班牙语以及波斯语7个语种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众防护手册》，在版权输出与对外抗疫援助方面与世界人民守望相助。
在快速出版焦虑方面，出版的本质是文化知识的长期积累与沉淀，疫情主导下紧急出版的形式是否值得大力提倡，成为出版人忧心与反思的一大问题。个人以为，不能以出版时间的长短来衡量一个出版物的价值，出版速度也不应该成为困扰出版人的问题，凡是符合出版物自身类型特征并且彰显出版内容价值的出版行为都是值得肯定的。对于各大出版社早期出版的一系列防疫读物，比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手册》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护手册》等，都是响应国家号召的行动担当，在满足特殊时期的群众需求方面传递了不可忽视的正能量。从这个角度而言，快速出版只是紧急出版物的表现特征，而不应该成为行业焦虑。
在实体书店寒冬方面，如果说疫情之下出版人的责任与担当尽得其显，必然少不了实体书店公益联盟人的加持。据中国实体书店联盟“书萌”于2月份发布的《实体书店问卷调查分析报告》显示，参与调查的1021家书店中，停业书店的占比达90.7%，超过99%的实体书店当时没有正常收入。由此可见，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各地实体书店的经济效益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基于此，以北京市新闻出版局为代表的各大出版组织管理单位相继发布了“实体书店扶持管理办法 ”，以政策干预组织公益行动开展经济救助。此外，出版业内涌现出大量有公益担当的出版人，比如：新蕾出版社社长马玉秀、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北京中心主任李大林等。据新蕾出版社社长马玉秀介绍，新蕾社通过联合实体书店组建了阅读分享群，通过为读者引流来拯救实体书店危机。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北京中心主任李大林则是组织武大校友通过24小时在线接力，为武汉疫区捐赠物质。
出版是传承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手段，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然要加强出版服务。一个倡导全民阅读的文明古国，也必然是出版强国。出版人作为推动出版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更具有肩负国家发展战略与民族文化自信的神圣荣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愿每一位有志于从事出版业的当代大学生都有着悲天悯人的胸怀、服务人民的魄力以及热心公益的坚守与担当。
（本文作者孔雅洁，北京印刷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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