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最有情怀的那批人正在远去。”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读到的这句话让我耿耿于怀。作为众多出版人中的一员，近几年我也确实感觉到一种不够清爽的气氛：浮躁和功利笼罩着整个出版界。快速出书的人多了，打磨书稿的人少了；想走捷径的人多了，踏实做事的人少了；跟风炒作的书多了，精品创新的书少了。甚至有的编辑和出版人，要么盯着能赚钱的书，要么盯着能获奖的书。
原以为这种悲观的现状会愈演愈烈，可是，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给人们的生命、生活、生存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唤醒了人们的生命意识、健康意识、公益意识、科学意识等。对于编辑和出版人而言，唤醒和激发的是久违的出版情怀和文化情怀，而这最集中地体现为公益精神与社会担当。
公益精神与社会担当，其实是编辑和出版人最久远、最深沉也最动人的美好传统。从中国编辑出版史来看，孔子无疑是最早、最伟大的编辑和出版人。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不是为了出名，更不是为了经济效益，而是一种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是从中华文化建构和传承的立场出发，为教化人心而进行编辑出版活动的。在孔子这里，教育和编辑是一体两面的，教育家和编辑家是结合为一的，教育精神和编辑出版精神也是融合贯通的。
“道，学，术”是孔子开创的教育思想体系中三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孔子之后的大多数教育家都把“传道”“授学”“习术”作为教育的核心任务。对于编辑和出版人而言，“道，学，术”同样应该是重要的范畴。编辑和出版人应该通过“求道”“好学”“习术”，增强职业素养和能力，实现自身的公益精神与社会担当。
编辑和出版人要有“求道”的精神和勇气。在中国文化中，“道”是非常重要又广泛应用的范畴，“求道”是一切文化人的最高精神追求和求学目的。古人格物致知、皓首穷经，最终都是为了“求道”。孔子甚至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那么，何谓道？古人强调了天道和人道，同时注重“天人合一”。其实，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行业的分化，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道。为官的有为官之道，经商的有经商之道，教书的有教育之道，那么，从事编辑和出版的也应该有编辑出版之道。探寻和追求编辑出版之道，回到编辑出版的本质，坚守编辑出版的初心，应该是编辑和出版人的天职和信念。要做到这一点，至少要从两个方面提升认识和境界。
一方面，是明其理。即编辑和出版人要明了编辑出版的事理。编辑和出版是人类的一项实践活动和文化事业，它的本质就是为文化传承与传播，为社会进步与发展，为民众启蒙与开智而服务的。至于编辑和出版的商业性，应该与其事业性统一起来。近代出版家邹韬奋就强调，出版的事业性与商业性“是要兼顾而不应该是对立的”，“因为我们所共同努力的是文化事业，所以必须顾到事业性，同时因为我们是自食其力，是靠自己的收入来支持事业而发展事业，所以必须同时顾到商业性”。就是说，若论轻重之理，编辑出版的事业性与商业性应该同等重要。然而，若论先后之理，编辑出版首先应是先进文化的选择与传播之理，其次才是商业的扩张与营利之理；首先应是教化人心、提升民众素养之理，其次才是瞄准读者需求、追求销售业绩之理。作为编辑和出版人，只有真正明其理才能在信念和使命的层面坚守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另一方面，是大其心。就是说编辑和出版人要突破自己的小我、小心思和小利益，不要总是盯着自己的得失，自己所在出版机构的得失，而是要站在全体民众的利益和人类先进文化传承的立场，进行编辑和出版活动。疫情期间，一些教育类出版社，在教育部“停课不停学”的感召下，开放了很多免费的数字教学资源，几乎涵盖了中小学全学段、全学科，让居家的老师和学生可以便捷地开展教学和学习活动。出版机构只有选择“大其心”，充分考虑广大读者的真正需求，才能看见自己的文化使命，才会从心底出发去承担社会责任，发扬公益精神。
编辑和出版人要有“好学”的品格和劲头。孔子自谓：“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这里的“好学”，绝不是一种简单的态度和爱好，而是一种切实而坚定的追求知识和智慧的行动，类似于古希腊的“爱智”。所谓编辑和出版人的好学，就是不断地追求和积累知识，使自己不至于在面对新选题和新内容时手足无措。更为重要的是，编辑和出版人只有在知识的积累上有充分而坚固的底蕴，才能保证出版物的品质，也才能真正发挥公益精神、体现社会担当。我们无法想象仅凭一腔热情，而缺乏富有品质甚至合格的出版物能带来积极的社会效益。
那么，作为编辑和出版人，就要博其学、精其业。所谓“博其学”，就是要使自己的知识广博起来，各方面都要有所涉猎。很多人都将编辑和出版人称为“杂家”。所谓“杂”，就是知识结构的多样化，阅读的广泛性，学科的交叉性，甚至对一些偏僻、冷门、怪异的知识都略知一二。和作者的深与专相比，编辑和出版人更应该注重广与博。社会的需求和读者的品味总是多种多样的，编辑和出版人面对的稿件也是多学科、多领域的。所以，编辑和出版人要有计划、有目标地不断拓展、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补充薄弱领域。所谓“精其业”，就是要在编辑出版的专业和职业上做到精通、精熟。编辑和出版并非任何人都可以干的，而是有一定的专业门槛。专业的知识、术语、理论、流程、操作以及法律法规，都是编辑和出版人“精其业”的重要内容。不断强化专业知识，充分了解行业动态，应该是优秀的编辑和出版人的必修课。2020年2月，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几位编辑在7天内选编完成《你信大爱我信你——潇湘家书·抗疫篇》，30小时从1100封抗疫家书中精选出86封，60小时完成18万字稿件编辑、排版、校对工作……致敬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和为抗疫作出贡献的人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扎实的文化积累、精熟的专业知识、熟练的操作规范，编辑们如何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将这本饱含热忱与温度的书信集奉送给读者。
编辑和出版人要有“习术”的意识和方法。“习术”是古代教育的重要内容，比如，“射、御、书、数”就属于“习术”的范围。这个“术”，就是技能的意思。编辑和出版活动也蕴含着丰富的技能和技术含量在里面。传统的技能就包括审稿、文字编辑和加工、校对、图标处理等；现代技能就有信息技术操作、微信编辑、修图、摄影摄像、视频制作等技能。另外，还包括策划技能、协调技能、宣传策略、销售技巧等。没有扎实、灵活、熟练的各种编辑和出版技能，就不会有优秀的编辑和出版人。
“术”一般分为两种：一种表现为身体动作的操作技能，另一种表现为语言和思维的智力技能。那么，编辑和出版人的“习术”，便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巧其手”，就是增强动手能力。除了传统的文字编辑技能和写作能力之外，要特别注重新媒体时代所需的各种操作技能，比如计算机应用技能、新媒体传播技术、信息采集和整合技能、多媒体联动呈现技术等。另一方面是“活其脑”，就是保持灵活、创新的思维意识和方式。例如，中南传媒旗下教育服务平台“小鹿听课”充分发挥出版人的社会担当，曾联合相关名师工作室向全国推出“抗疫”专题名师公益课系列课程，将国家课程学习与疫情防控知识学习相结合，助力广大学生科学认识疫情与学科关系，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在今天的新媒体时代，互联网、智能手机、电子阅读器等数字出版产品载体的普及，编辑和出版人必须具有综合性、创新性的脑力，才能在策划的方向和角度、产品的内容和形式、资源的整合与拆解、渠道的选择与应用、读者的锚定与扩展等方面推陈出新。
当代出版人素养结构框架及其和“公益精神与社会担当”的关系
求道、好学、习术，虽然是中国传统智慧的概念范畴，但依然适用于今天，可以作为新时代编辑和出版人的素养构成范式，同时可以为编辑和出版人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提供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如果说求道是从精神和信念的层面提供了深层基础，那么，好学就是从知识和能力的层面提供了基本保障，而习术就是从操作和方法的层面提供了现实可能。从道到学，再到术；从明其理、大其心到博其学、精其业，再到巧其手、活其脑，只有这三个层面、六个要点都做到了，编辑和出版人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才能真正落实到实际行动中，而不会成为一腔热血的呼喊和冠冕堂皇的口号。
当代出版家聂震宁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优秀的出版人，总要把公益精神放在第一位，从而勇于为社会担当。”的确如此。真正优秀的出版人，就是在“道”的层面始终坚持公益精神优先、社会担当第一的信念，从而“因道求学”“以道御术”，用真诚的行动和优秀的产品服务社会、贡献力量。
（本文作得冯博，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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