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新形势下，出版业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通过出版活动，更好地为群众福利事业做贡献。出版业坚守公益精神、践行社会担当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我国出版业特殊属性的本质要求；第二，它是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和任务的内在要求；第三，它是应对后疫情时代新的挑战，推动出版事业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出版业坚守公益精神、践行社会担当的路径包括：在编辑环节多策划公益性质选题，满足多样阅读需求；在复制环节多利用数字网络技术，践行绿色出版理念；在传播环节多创造媒介接触机会，尽可能缩小“知沟”。此外，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应加大对公益出版单位和公益性出版物的支持力度，完善相关评价办法，推动出版单位自觉坚守公益精神、践行社会担当。
关键词：出版业 公益精神 社会担当 社会效益 实现路径
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征程。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发展面临的挑战上升。同我国的各项事业一样，我们的出版事业也面临着新的目标和新的挑战。在新形势下，乐于公益付出、勇于担当作为是出版业实现新目标、应对新挑战所必须的精神内核。
一、公益精神与社会担当的内涵
公益是指公共的利益，多指卫生、救济等群众福利事业。公益精神则是一种对公共利益，群众福利事业极为关注和重视的意识理念，是一种社会责任感。社会担当是为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在公益精神引导下的实践活动，能够更好地体现社会担当。落实到出版业中，就是出版主体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通过出版活动，更好地为群众福利事业做贡献，要在出版活动中坚守公益精神，践行社会担当。
二、出版业坚守公益精神、践行社会担当的必要性
在新形势下，出版业坚守公益精神、践行社会担当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我国出版业特殊属性的本质要求；第二，它是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和任务的内在要求；第三，它是应对后疫情时代新的挑战，推动出版事业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
1.出版业特殊属性的本质要求
出版物具有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双重属性，精神产品属性是出版的本质属性。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出版的双重属性表现为相应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出版提供精神文化产品，传播思想信息，担负着文化传承的使命，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社会效益优先是我国出版业始终强调和坚持的方针原则之一。所谓出版的社会效益是指出版活动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或产生的有益效果。强调出版的公益精神与社会担当，实际上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出版的社会效益。
出版的双重属性与社会效益优先原则决定了我国出版业必须坚守公益精神、践行社会担当。回顾历史，我国出版业自诞生起就带有公益精神与社会担当的“先天基因”，许多著名的出版家都具有强烈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大出版家邹韬奋先生是最早提出出版事业性和商业性问题的人，他提出，出版业具有双重属性，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抗战爆发以后，邹韬奋积极参加上海文化界与新闻界的抗日救国运动，并在这时开始酝酿创办《生活日报》，确定该报以“救国救民”为宗旨，将办报刊与民族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出版企业的公益性，提出注重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不以赢利为最后目的。“我们创办日报既非志在赚钱，不过欲为社会增一民众喉舌”（《漫笔》，《生活》周刊第7卷第43期）。[1]由此可见，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是出版者应有的理念。“铁肩担道义”，出版人的“双肩”应担负起世间的正道情义，始终坚持“为国为民”的初心和理想。
2.新时代发展目标和任务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要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这是党和政府赋予出版业的光荣使命，也是出版业在新时代的目标和任务。新的主要矛盾和新时代出版业的目标任务，要求出版业必须坚守公益精神，践行社会担当。
公益精神强调对弱势群体、群众性福利事业的关注、关爱和支持，这对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2017年发布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遵循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原则，为促进全民阅读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其中强调要重点扶持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全民阅读工作，重点保障未成年人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等群体的基本阅读需求，加大对城市社区、农村地区等基层出版物发行网点、阅读设施建设和服务的投入，促进全民阅读均衡协调发展。这体现了国家对全民阅读事业的重视，出版业是促进全民阅读事业最重要的责任主体之一。出版业要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推进出版事业更平衡、更充分的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坚守公益精神、践行社会担当。
3.应对新挑战的必然要求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的经济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当前我国的疫情基本得到有效的控制，但随着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我国的防疫依然保持着严密态势。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指出，我国防范疫情输入压力不断加大，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受疫情影响，出版业在短期内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开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整体图书零售市场同比下降15.93%，实体店渠道同比下降了54.79%，其中2月份的开卷实体店指数为监控以来最低值。经过一季度疫情带来的巨大影响之后，随着疫情形势的好转，图书市场也逐渐回暖，实体店渠道降幅收窄。2020年上半年，整体图书零售市场同比依然呈现负增长，下降9.29%，但较一季度降幅收窄。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经济下行的压力，出版业除了要应对挑战，克服困难，推动产业恢复发展外，还担负着修复人们精神世界的使命和责任。出版业是内容产业，生产的是精神文化产品，后疫情时代，除了经济社会的恢复与发展，人们的精神世界也需要关注和疗愈。出版业在传播防疫知识、弘扬抗疫精神、缓解焦虑、心灵修复、鼓舞人心、提振信心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都需要出版行业坚守初心和公益精神，通过积极有为的社会担当来实现。正如聂震宁先生所说，无论什么时候，公益精神在出版业里总是第一位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平常做出版都要有这样的公益精神，更不要说非常时期，灾难在前，国有危难，公益精神势必成为我们的全部。[2]
三、出版业坚守公益精神、践行社会担当的路径
出版是编辑、复制作品并向公众发行的活动。编辑、复制和发行是出版的三个主要环节。在媒介融合的时代，出版物到达受众的途径增多，用“传播”来描述出版物信息传递的过程似乎更为准确。因此，笔者将从编辑、复制和传播三个环节来探讨出版业坚守公益精神、践行社会担当的路径。
1.编辑环节：多策划公益性质选题，满足多样阅读需求
出版业是内容产业，出版业的公益精神要通过其产出的内容产品来体现。因此，出版者应审时度势、结合自身优势，多策划出版有利于卫生、救济等群众福利事业，具有公益性质的选题。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次疫情，正是考验我国出版业的公益精神与社会担当的时候。不少出版者也担起了出版抗疫的责任，通过各种出版物为全国抗疫贡献力量，表现出强烈的公益精神与社会担当意识。例如，人民卫生出版社在1月30日推出了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编写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指南》，该书为公众提供了正确、权威、专业的防护知识，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做好防护、消除恐慌、理性应对。该书包括图书、电子书、网络版读物等多种形式，图书出版后紧急送往武汉抗击疫情第一线，电子书、网络版读物在学习强国、健康中国、人卫健康、掌阅等多个网络平台、微信公众号公益传播。
人民出版社策划编辑多种以战“疫”为主题的图书，包括《最美逆行者》《中国疫苗百年纪实》《战“疫”日记》《新中国重大疫病防控中的政府协同及实现机制研究》等。《最美逆行者》反映全国各地医护人员驰援湖北抗击疫情的无私奉献。《中国疫苗百年纪实》记录了中国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防疫史。《战“疫”日记》跟进式展现了广大医务工作者、社区工作人员以及武汉人民为阻止疫情蔓延做出的巨大牺牲与奉献。人民出版社策划出版这些图书，旨在增强抗疫决心与信心，升民智、养静气，更好地助力疫情的防治。
除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出版业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还有许多“弱势群体”“困难群众”需要出版业格外关注，他们的阅读需求也同样需要得到满足。例如，面对视障患者、盲人群体迫切的阅读需求，可以策划有声大字书的选题。天津人民出版社曾为低视力人群策划出版有声大字书《美文悦读》，该书集结广播电视、网站、出版、学校、公益组织等多方力量，最终以公益众筹的形式出版并全部免费捐赠，为低视力人群打开了阅读之窗。[3]报刊出版单位则可以多刊登一些公益广告，来帮助社会弱势群体。
2.复制环节：多利用数字网络技术，践行绿色出版理念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其实就是把可持续发展提升到绿色发展高度，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生态文明建设与出版业关系密切。出版业是纸张的重要消费者，纸张用量事关全球森林保护。出版传统的复制手段以印刷为主，而一些印刷企业又会或多或少地面临环保问题。2019年，北京市将部分印刷企业纳入安装在线监测系统名单，监测企业废气排放是否超标，并处罚违规企业。环保政策的加强，旨在引导印刷企业升级改造和绿色转型。由此可见，出版业的环保举措将会带动上游造纸业和下游印刷业的环保投入。具体来说，出版企业可以在印刷过程中选用更加环保的材料，如再生纸、环保油墨等；推行按需印刷，减少资源浪费。出版业更要充分利用数字网络技术，向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发展电子书、电子报、数字化期刊、网络出版物等。数字出版产品相对传统纸质出版物是更加环保的，要充分利用数字网络技术完成对绿色出版的时代要求。另外，出版业一向对文化和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如果出版业能以自身的改变，促成积极的环境效应，必然能够在公众中产生热烈的反响，引起全社会对环境保护、绿色消费的关注。因此，出版业需要担起生态保护的责任，这也是公益精神与社会担当的体现。
3.传播环节：多创造媒介接触机会，尽可能缩小“知沟”
发行是出版工作的最终环节，出版发行是通过一定的渠道把书刊发售到读者手中。出版发行也是一种信息传播活动，在数字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出版发行已非传统的“售卖”模式，“传播”的内涵能更准确地定义这种把内容产品传送给目标用户的过程。因此，从出版物的传播环节来看，多创造媒介接触机会，尽可能缩小“知沟”，是出版业坚守公益精神、践行社会担当的重要路径。
传播学中的“知沟理论”是关于大众传播活动带来的社会分化的一种理论假说。该理论认为，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获得媒介知识的速度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将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这类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识差距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特别是在信息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数字鸿沟”更拉大了这种差距。“知沟理论”启发我们对贫困人群、贫穷地区的关注。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之年，“扶贫先扶智”，文化扶贫是我国脱贫攻坚战略的重要抓手。作为大众传播的重要主体和文化扶贫的主要力量，出版业有责任尽可能缩小“知沟”，为扶贫事业贡献力量。
具体来说，出版业应增加贫困地区和人群的媒介接触机会，用出版物支持贫困地区的文化建设，选择适合贫困人群的传播方式，激发、培养贫困人群的“求知欲”和“媒介使用能力”。例如，出版业可以积极配合、参与“书路计划”、“农家书屋工程”等公益性项目。
“书路计划”是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与亚马逊共同发起的创新型公益项目，旨在帮助阅读资源有限的乡村学校，建立电子图书馆。2018年，相关调查显示，我国中西部贫困地区儿童的课外阅读资源匮乏，高达74%的受访乡村儿童一年阅读的课外读物不足10本，更有超过36%的儿童一年只读了不到3本书；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6年城市儿童年均阅读量在10本以上的已经占到了64.2%。[4]面对这种现象，出版业可以有计划地为贫困地区的儿童公益捐书，可以参与到类似“书路计划”的项目中，让贫困地区的儿童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书籍。此外，出版业应积极配合国家的“农家书屋工程”，为农村地区公益性地提供合适的出版物，有效满足农民群众的阅读需求、文化需求。
四、结语
“铁肩担道义，丹心为国民”，出版作为社会文化活动，担负着文化选择、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和文化积累的使命。出版的社会效益优先原则，新时代的发展目标和任务，以及“后疫情”时代的各种挑战，都要求出版业必须坚守公益精神，强化社会担当意识。出版者要始终怀揣“为国为民”的理念，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出版工作的各个环节践行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除了出版业自身的努力与担当，党和国家也应加大对公益出版单位和公益性出版物的支持力度。例如，可以拨付相关事业经费，增强公益性出版单位的实力，提高它们公益服务的水平；加大对抢险救灾、重大疫情、突发事件等公益性服务和产品的扶持力度。此外，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在对出版单位进行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过程中，应加强对公益行为的重视，完善相关指标体系和评价办法，推动出版单位自觉坚守公益精神、践行社会担当。
本文作者李震，人民出版社《新华文摘》杂志社编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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