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工作，作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宣传工作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历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加大对宣传工作和出版工作的引领，用新时代的标准来要求当前的宣传工作。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2018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中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更是对新时期的出版工作提出明确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出版行业是文化行业中率先进行改革的，也是因为改革而取得巨大成就。全国出版社从100家左右发展到580多家，年出版图书近50万种，书店发行网点22.5万个，年发行突破80亿册，营业收入已经达到了2.3万多亿元，有25家出版发行、新媒体类上市公司，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发行大国。
但40年来，无论出版改革发展如何发展，行业如何壮大，党和国家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出版体制机制”牢牢作为出版工作发展的“定海神针”，始终按照这个标准作为衡量出版单位经营业绩的根本准则。所谓社会效益，最根本的就是出版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要跟上时代步伐，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构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石，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兴文化”的根本方向，这些内容的传播和兴盛，也就决定了出版工作在服务性质上要突出“公益性”。
一、出版的政治属性要求出版将公益性放在突出位置
众所周知，出版工作具有双重属性，即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而文化属性中起引领作用的则是政治属性。2019年中宣部印发《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中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生产导向，遵循出版生产传播规律，推动图书出版单位自觉承担“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建立健全确保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着力推出更多传承文明、传播知识、推动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优秀出版产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这就要求出版工作要站在国家角度、政府高度、服务大局的维度来统筹。
文章合为时而著。比如十八大以来，中宣部主导的记录历史、宣传真理、资政育人重要功能的主题出版，从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使命出发，围绕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化理想信念教育、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阐释、“一带一路”倡议、纪念重大主题、重大活动等节点方面，引导全国的出版单位推出了一系列精品力作。综观这些入选主题出版的出版物，无不体现着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党和政府的声音，无不体现社会效益优先、公益性担当。
歌诗合为事而作。比如2020年突如其来的一场全世界范围的疫情，大部分人不清楚病毒的原因及如何防护，全国的出版单位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第一时间出版了一大批关于抗击疫情方面的出版物，或为防疫方面的科学普及内容，或为抗疫先进事迹的文学作品，或为疫情期心理疏导的答疑解惑，用最短时间将最权威、最科学的知识传递给大众。据中宣部出版物数据中心统计，仅在2020年2月11日已有51家出版单位出版的83部防疫抗疫相关作品，这种反应能力和出版速度，体现了新时代出版单位高度的政治站位和政治敏感。特别是关于疫情的防控、预防等知识性科普作品，基本都是免费阅读或赠阅。
由此不难看出，不仅在国家层面要求出版在公益性方面的担当，在行动自觉上，出版单位也是以实际行动在诠释“社会效益放首位”的出版理念。
二、出版高质量发展和出版公益性是高度统一的
我国出版工作不仅仅是纯粹的经营工作，更是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大局服务的。国家不仅在政策层面有明确指导，更是在具体项目上有资金支持。近年来，中央财政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鼓励创新、力推精品，持续加大投入力度，推动出版业深化改革和高质量发展。据财政部统计，截止2020年7月中央财政共安排国家出版基金54.24亿元，资助了全国580家出版单位5600多个优秀出版项目，有力促进了精品出版和文化繁荣，成为出版行业“树标杆、推精品、促管理、出人才、高效益”的重要推动力量。应该说，国家出版资金是出版精品公益性的一个集中体现。
出版高质量发展势必要求出版的高站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出版的高质量发展首先必须满足人民群众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满足美好生活中最终的需求——精神需求。“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出版作为宣传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可能追求一时之功。因此，坚持“润物细无声”，坚持出版公益性，强化社会责任担当，是新时期出版单位发展的首要任务和紧迫任务。
比如全国文化30强的安徽出版集团，近年来始终强化政治引领，特别是十三五期间，安徽出版集团引导、支持打造主题出版主力出版社，着力把主题出版作为精品出版第一出版、两个效益第一效益、社会责任第一责任来部署，从谋划研究、工作部署、落实推进、考核兑现等环节，从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等维度加强顶层设计，鼓励设立重点编辑部，集中骨干力量，建设主题出版重点产品线，形成打头阵、扛指标、出效益的作用。在这样的举措下，安徽出版集团也是屡获丰收，在国家级的各种评奖中名列前茅，出版的作品也是获得市场的充分认可，读者美誉度和市场品牌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从今年媒体披露的各种数据显示，凡是社会效益和社会担当做得好的出版集团，无论是经营规模还是经营业绩，都是连续增长，处于全国前列。
三、出版的实现价值和出版公益性是有机一体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出版就是要通过精品力作来不断满足精神需求。出版业通过出版物的生产与传播，满足人们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影响着大众的思想和行为，事关社会风尚和价值取向。新时代的出版业，要在社会生活中发现真善美，弘扬健康向上的社会生活价值取向，给社会生活注入文化正能量；要深切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通过出版优秀的出版物影响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推动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延续。归根到底，出版的价值实现就是要紧紧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当前，我国的出版物总体上较为丰富，基本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但有些作品也存在严重的同质化现象，内容层次不齐，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消费者的需求，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质量。这是出版价值在实现上遇到了双重标准的不平衡，即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之间出现了不平衡。有些出版单位认为，一旦强化出版的公益性，那就很可能“做亏本买卖”，可能在市场上无法实现投入产出比。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
比如浙江人民出版社叶国斌社长认为“地方出版社既要上接天线，也要下接地气，做好服务地方党委中心工作”，他介绍浙江改革发展总方略的《读懂“八八战略”》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全书只有64页，但对“八八战略”的历史背景、基本内容、实践布局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和解读。该书出版不到一年，就已经销售了300万册。还有安徽人民出版社联合井冈山干部学院出品的《重温入党誓词》，从一篇篇简短的“入党誓词”说起，收集整理了60多篇不同时期的誓词，每个誓词的变化都有当时的历史背景。这本书不仅党员干部爱看，普通群众也很追捧。
所以出版强化公益性与实现出版的价值不是两个对立面，而是完全可以有机结合，相辅相成的。强化公益性一定是在选题视角、引导方向、内容甄选上下功夫，编辑要有“绣花针”的功夫，特别是要加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提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发掘、策划选题，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好作品“飞入寻常百姓家”，叫好又叫座。
四、出版公益性和公益性出版不能混为一谈
国家出版主管部门曾经把出版单位划分为公益性出版单位和经营性出版单位。公益性出版单位主要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出版行为，但随着出版行业改革的不断深入，目前这种分类已经很模糊。而且从实际操作上来看，出版公益性完全可以在充分的市场环境中得到更好的体现。应该说新时期的出版公益性，已经完全包括了公益性出版。公益性出版主要从某个具体的出版行为而言，或者针对出版单位的经营性质而言。但本文所强调的出版公益性，特别是在出版内容方面的公益性，主要就出版的服务性质和特点而言。简单归纳下，出版公益性和公益性出版主要有以下区别：
首先，出版公益性范围更广，不仅仅是某个出版行为的公益性，更需要在社会传播和社会责任方面以公益性为依托，和出版单位的定位以及最终的服务目标是一致的，既是出版单位的使命，也是出版工作的最终落脚点。出版工作除了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需求，也还需要从国家战略层面引领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特别需要把国家意志、国家故事、国家精神等及时、准确、生动地传递给广大读者。
其次，出版公益性与出版经营行为是可以很好的融合的。一提到公益性，很多人会下意识认为就是做“赔本买卖”，其实也未必。前文中有不少案例都说明了出版公益性并不会对所生产产品的市场带来负面效应，相反还因为内容的贴近市场、贴近群众而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可谓“名利双收”。出版公益性究其根本是强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不能一味注重出版的商业性，要一切以人民为中心，以坚定“文化自信”为指引，在这些基础上，对出版内容、作者、传播方式等进行有效的开发和运作，出版单位应始终绷紧出版公益性的这根弦，让更多出版作品走入人心。
最后，出版公益性最终是需要优质的出版内容来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强调，媒体的融合发展要坚持内容为王，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但我们不能局限地以为“公益性内容”就是“优质内容”，任何一个优质内容，都必须编辑、作者付出艰辛的努力，在策划、选题、市场、载体、渠道等编印发全流程都需要全神贯注，需要深厚的编辑功底和写作功力，特别是在内容的策划上还需要具备敏锐的市场眼光，在具体的选题运作上还需要更符合市场化的举措，这样才能把出版公益性内容做成优质内容。
（本文作者孙立，安徽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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