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是为人类积累经验、积淀智慧、传播文化、传承文明服务的，是推动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智力活动。出版工作自产生之日起就带有公益性。目前，学界已经有不少专家对出版工作的公益性和出版的公益精神做了研究，如聂震宁先生在《公益精神：涵盖教育与出版》一文中指出：“出版从来就是一项具有文化普惠价值的公益事业，公益精神应当是出版事业的宗旨和旗帜。” 张大伟、黄强在《中国出版“公益不足”的制度障碍及市场机制效用研究》一文中称：“市场和政府资源配置作用的界限不明和公益使命的外在性，造成中国公益出版内在动力不足。” 王鹏飞在《新中国公益出版的历史、现状及思考》一文中表示：“中国公益出版开始走出多管齐下的中国特色之路。” 笔者在学界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试着论述公益精神在我国出版工作各个环节中的作用。
公益精神“是公益主体基于一定的关怀和利他意识而面向特定社会群体或人类发展共同关注问题而有所施为的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念和人格品质” 。公益精神包括“回馈社会、关注弱势、平等互助、携手公益的行为取向”和“仁爱之心、利他情怀、奉献精神、人文关怀的人生价值观” 。结合我国的出版工作实际，我们不难发现公益精神是贯穿出版工作各个环节的。下面从策划组稿、统稿审稿、编辑校对、排版印刷、发行推广等五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在策划组稿阶段，公益精神引导我们打开选题思路
从出版的整个流程来看，策划组稿是其开端。俗话说，万事开头难。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这同样适用于出版。那什么样的选题才是好选题呢？如何策划出好选题呢？通过考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及各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的立项情况，分析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资助项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等的入选情况，并总结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及各省出版类奖项等的获得情况，我们就很容易回答第一个问题。笼统地说，宣扬真善美，批判假丑恶的选题，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选题，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选题，探讨人类命运、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选题，研究治国理政、发展经济、繁荣文化、保护环境的选题，关注农村农民、边远山区、少数民族的选题，传承冷门绝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地域文化的选题都是好选题。由此不难看出，好选题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具有公益性。策划选题，我们当然可以突发奇想，也可以异想天开、想落天外，但不能漫无目的地想，要有大局观念，要有服务意识，要有奉献精神，要体现人文关怀，一言以蔽之，要有公益精神。公益精神是我们策划组稿时必不可少的品质。
在公益精神的主导下，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有关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大政方针的选题，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实践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等；有关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的选题，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关优秀传统文化的选题，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选题，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有关“三农”问题的选题，如脱贫攻坚、新农村建设、城镇化；有关生态文明的选题，如生态环境治理、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美丽中国；有关突发公共事件的选题，如全面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公共卫生安全知识；等等。特别是2020年年初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相关图书的策划，真正体现了策划组稿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勇于担当、义无反顾的公益精神。
二、在统稿审稿阶段，公益精神指引我们把握政治导向
《出版管理条例》规定，“出版活动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从事出版活动，应当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 。这里提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一方面是在强调出版的公益性，另一方面是在要求我们从事出版工作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导向，坚决不能给钱就出。简单地说，一部书稿能出还是不能出，我们要能正确判定。这时候就需要以公益精神为判定的标准。
内容质量优良的书稿，往往具有如下特征：坚持正确的导向，弘扬主旋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符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内容健康向上，具有思想价值、科学价值和文化艺术价值，体现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能引导少年儿童树立远大志向，等等。而内容质量低劣的书稿，往往具有如下特征：不利于国家的富强，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不利于民族的团结，不利于人类的进步，不利于文化的繁荣，不利于科技的发展，不利于法律的施行，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成长，等等。很显然，公益精神的有与无，决定了一部书稿是优良还是低劣。
在统稿审稿环节要坚持书稿内容质量第一的原则，对于内容质量低劣的书稿，我们坚决不能出版，要做退稿处理，即使作者给再多资助也不能出，即使作者再有名气也要退。还有一些书稿，其内容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等方面，但没有明显低劣的内容，我们一时把握不准能出还是不能出。这时候，千万不能蒙混过关，一定要根据《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2019年10月25日起施行），履行重大选题备案手续，以确保不让任何一部书稿“带病”出版。
三、在编辑校对阶段，公益精神助推我们提高内容质量
虽然我们与作者约定，要提交齐、清、定的书稿，但是每每我们收到的书稿都并非不刊之论，多多少少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标点符合错误、数字使用不规范、错别字、用词不当、语法逻辑错误、行文前后不一致、知识性错误、体例不统一、政治性错误等。除非错得离谱、错误连篇，书稿须退给作者修改，一般情况下，都是由编校人员来加工、校对。这就到了发挥编校人员作用的时候了。
我国出版领域的相关法规对图书编校质量有明确的要求，差错率在1/10000以下才算合格。《图书质量管理规定》明确规定：“经检查属编校质量不合格的图书，差错率在1/10000以上5/10000以下的，出版单位必须自检查结果公布之日起30天内全部收回，改正重印后可以继续发行；差错率在5/10000以上的，出版单位必须自检查结果公布之日起30天内全部收回。” 编校质量不合格的图书若流入市场，一旦被查到，就会给出版社带来经济损失，同时还会影响其社会效益。为了提高编校质量，出版社一般都会采取“三审三校一通读”和版前质检等保障措施。尽管如此，每年国家或省级出版管理部门抽检，都会碰到编校质量不合格的图书。究其原因，还是责任编辑没有真正尽到职责，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敬业精神不够，“为他人做嫁衣”的奉献精神不够，为读者、为作者服务的意识不强，说到底，还是公益精神不够。
图书编校质量不合格，除了会给出版社带来恶劣影响，给作者的声誉带来不良影响，还会给读者造成一定的伤害。比如说，书中标点符号使用出错，会影响阅读；有错别字，会让读者产生误解；用词不当，会让读者读起来觉得很别扭；语法逻辑错误，会让读者一头雾水；知识性、政治性错误，会混淆是非，误导读者。其结果是，不但没有传播好文化知识，“以飨读者”，反而伤了读者的心。因此，编辑对待编校工作要如履薄冰、一丝不苟、精耕细作、精益求精，要“有甘当‘清洁工’的奉献精神” 。
四、在排版印刷阶段，公益精神帮助我们节省印制成本
对于一些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精品力作，我们往往还会让其配上精良的制作，即精美的装帧设计、精致的印刷，以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图书出版的先进水平。对于大多数一般图书，则同样要求有与其内容相搭配的制作方式，即要做到形式和内容相统一。“在书籍装帧设计中，书籍的内容决定了其装帧形式和装帧的表现手段，装帧设计必须反映和揭示该书的内容或者属性。”
然而，有不少图书在排版印刷方面不尽如人意。比如，有些纯粹用于消遣的图书，读者对象一般为所谓“小资”，其版式往往是版心很小，天头地脚、左右边留白很多，书中背白较多，整本书的信息量很少。这样的版式未必能让人获得轻松的阅读感。还有些图书，文字排得十分密集，全书六七百页，装订方式却采用胶订。一遍读下来，不说眼睛受不了，书的订口也开裂，书页如秋天黄叶纷纷落。另外，有些图书的内容并非经典作品，而其装帧却极尽豪华之能事，布面精装之外还套护封，再加腰封，甚至还有函套、手提袋，美其名曰“礼品书”。更有甚者，正文用宣纸四色印刷，装帧方式采用手工线装。还有更奢华的，全书都用丝绸印刷。以上种种情况，或造成纸张的浪费，或无视书籍的保存，或过度包装、攀比包装，其实都是对资源的浪费，都缺乏公益精神。
相对而言，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下，各地中小学复课在即，“各省教材出版社努力克服困难、多方科学调配、通力协作、党员干部靠前指挥，打赢了特殊时期的教材出版印刷硬仗。” 这充分彰显了我国出版印刷单位的责任担当和不辱使命。
五、在发行推广阶段，公益精神助力我们争得社会效益
“出版物发行工作既是一项宣传教育工作，又是向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精神食粮的服务工作，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高效的发行推广工作可以带动图书的高效流通，可以使知识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播，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满足广大读者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我们在介绍、推荐、宣传图书时，不能忽悠、欺骗读者，应客观地向读者反映该书的内容、价值和作用；不能渲染书中少数消极的内容，如古籍图书中的封建观念、传记图书中人物的不良嗜好等，应大力宣传积极的、进步的内容；也不能强行要求读者购买，应让读者自己决定买还是不买。尽最大可能为目标读者提供其需求的图书产品。对于一些爱国主义类、励志类等图书，可以组织新书发布会、专题讲座、读书分享会、读书征文比赛等活动，向读者介绍、推荐图书。这样一方面增长了读者的知识，开拓了读者的视野，提高了读者的修养，另一方面推动了图书的销售，也加快了文化的传播。
2005年8月18日，共青团中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下发《关于开展“光华公益书海工程”活动的通知》，全国各图书出版发行和销售单位纷纷响应，积极为中西部和贫困地区广大群众捐赠库存图书，给农民兄弟送去了精神食粮。这无疑是公益精神在发行工作上的体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为做好抗疫宣传、加强舆论引导工作，很多出版社迅速组织出版了一批抗击疫情的图书，或与新华书店网上商城、咪咕阅读、喜马拉雅等平台合作，免费向大众传播电子书，或免费向市民分发、赠送纸质图书，如2020年1月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发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下心理健康指导手册》，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指南》，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妈妈要去打怪兽》，等等。这些图书的及时出版和公益发行对于普及防护知识、宣传国家抗疫的政策、消除公众恐慌的心理、增强民众抗疫的信心等，可谓功莫大焉。这些出版社也可以说是尽了出版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也充分彰显了我国出版发行工作中的公益精神。
公益性是出版工作的本质属性，公益精神又在我国出版工作的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事出版工作的人一定要有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正如聂震宁先生所说：“优秀的出版人，总要把公益精神放在第一位，从而勇于为社会担当。” 只有如此，我国的出版事业才会迎来更光辉、更灿烂的明天。
（本文作者李加凯，安徽大学出版社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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