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村年书《东方红》由胡愈之领导创办的，“大部长”办农民阅读的“小历书”，体现出胡愈之别样的情怀。文章从鲜明的出版服务宗旨、务实认真的工作作风、有效的出版工作方法三个方面简要梳理分析农村历书《东方红》的创办做法和经验，希冀对新时代出版从业者不忘初心、牢记宗旨与使命、做好出版工作，特别是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有所启示与借鉴。
关键词 胡愈之 《东方红》 农村年书 农村读物
举办与韬奋有关的征文等活动主要是为纪念学习韬奋及其出版服务精神，韬奋精神就包含着社会担当和公益精神。而说起邹韬奋和生活书店，不能忽视其背后站立的胡愈之。其实，生活书店是由胡愈之向邹韬奋提议建立的，它的社章也是胡愈之起草的，并确定创办该社的宗旨：为进步文化出版事业努力。某种程度上说，邹韬奋与胡愈之有着相同的精神谱系，而后者对前者影响更大。
1940年，邹韬奋在生活书店《店务通讯》上介绍胡愈之，说胡愈之“是本店最有功勋的一位同事，他参加本店创办时期的计划等，本店‘大宪章’的社章，就是由他起草的。他对本店的重大贡献不仅是编审，在实际上是包括了我们的整个事业，但是他总是淡泊为怀，不自居功，他的计划力，极为朋友们心折，所以有‘诸葛亮’之称”，又说：“他的特性是视友如己，热血心肠，他是我们事业的同志，患难的挚友。” [1]
胡愈之是集编辑、记者、作家、翻译家、出版家等于一身文化战线上的“少有的全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办刊、办报、办出版社，曾以“复社”名义翻译出版斯诺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用类似“众筹”方式出版了《鲁迅全集》等，创造了出版奇迹。新中国成立之初，胡愈之任出版总署署长，是新的出版体系擘画者、奠基者，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的出版机构、新的体制，出版革命书刊和知识性读物，做了开创性的工作。著名出版家吉少甫在《革命的启蒙师》一文说，从新中国成立到1954年出版总署存在的这一历史阶段的中国出版界，胡愈之是“运筹帷幄中的主帅”。[2]难怪周扬曾说，胡愈之是出版界的“佘太君”；费孝通尊之为“一代师表”，夏衍誉之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在胡愈之的无数事功中，其中有值得一说的是创办大型综合性通俗读物《东方红》。《东方红》由胡愈之创意、命名、设计、操持出版的。其编辑部由农村读物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农业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的编辑部门共同组成的，由农村读物出版社负责出版。1963年创刊出版，首版印了150万册。后因“文革”影响，1967年起停刊，一直到1973年，才由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1982年改名为《农村年书》。1983年，在全国首届农村读物评选中，1981年版《农村年书》一举夺得一等奖。后因遇到不少操作中的困难，直至1995年出版了最后一版。[3]
《东方红》是农村政治文化综合读物，也是适合广大农民的一份“凡事不求人”式的年历。从形式到内容，取期刊之长，补一般通俗读物之短，办得很有特色。有十多个栏目、三百多个大小专题，内容丰富，通俗易懂，知识性强，图文并茂，适应农村需要，一年改编和发行一次。在我国农村每逢年头岁尾，每当该书一摆上柜台就被抢购一空，被农民誉为“家家离不开的良师益友”。该书曾作为奖品赠给先进生产者，也被作为珍贵礼品送给新婚夫妇。[4]
创刊出版《东方红》时，胡愈之是专管全国出版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一位堂堂共和国大部长，年近七十岁的老人，却满心满意、不辞辛劳地动手编辑出版为广大农民服务阅读的《东方红》这样的小历书，这凝聚着对农民群众多么深厚的真挚感情，是多么让人感佩的出版情怀，是多么可贵的社会担当与公益精神！
下面从三个方面简要梳理分析农村历书《东方红》的创办做法和经验，希冀对新时代出版从业者不忘初心、牢记宗旨与使命、做好出版工作，有所启示与借鉴。
鲜明的出版服务宗旨
新中国成立初期，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49条规定：“我们的国家要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关于发布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五项决议的通知》（1950年10月28日）中明确指出：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是人民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胡愈之作为出版总署署长制定发布了“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这一新型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三周年时于《人民日报》发表了《出版工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专文。[5]
贯彻出版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和宗旨，胡愈之身体力行，付诸具体实践。新中国建立后，胡愈之多次下乡，发现农村文化生活十分贫乏，农村的图书室里适合农民阅读的通俗读物极少，于是下定了改进农村历书的决心，为农民编出一本好书。早在1951年初，胡愈之已注意到农历是一种向人民进行宣传教育的重要工具，编印新历书，使历书充实以为农民需要的政治常识、生产与卫生方面的科学知识，就可以收到教育农民和农村干部的重大效果。1951年5月11日出版总署发布《关于编印发行1952年历书的指示》，要求人民出版社与各地方人民出版社合力编印。后因各地重视不够，出版新历书的工作没有持续进行，效果并不理想。[6]
20世纪60年代，胡愈之还在想农村，想农民，想农村文化，想怎样在农村中扫除文盲，如何向农民灌输科学知识、文化知识；又想到农村里很穷，很难抽出多少钱买书，最好一年买一本包罗万有，既实用又可以做文娱活动材料的书。在一次和陈原出差的路上，胡愈之说起自己早年流亡印尼时，见过民间日用的类似百科全书（万宝全书）名叫《区家全通书》的黄历（区家全是广东一个企业家的名字，他开了一间药厂，出产的“广药”大量销售到南洋去；为了推销药品，每年印出一部黄历，趁机登载很多产品包括药品的广告，书里还有很多家庭日用常识。因此 ，“区家全”之名家喻户晓，同名《区家全通书》成为华侨家家必备。）他也想编类似《区家全通书》的历书，发行到农村去，成为农民的“万宝全书”。[7]
1963年10月胡愈之曾说：“我已经快七十了，这一生的最后几年还想办一件事，就是为五亿农民编好一本书。”这本书就是《东方红》农村历书。他主动向文化部党委请缨，要求去出版社“蹲点”，主持新农历的编辑出版工作。
胡愈之不仅为农民编新历书，还要把最好的读物送到农民手里去。1964年1月14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性的农村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在总结报告上胡愈之强调：“送到农民手里去的读物，必须是最优秀的产品。恩格斯说过，马克思认为即使把‘最好的东西送给工人’也还是‘不够好的’；马克思认为‘把不好的东西送给工人，那就是一种犯罪’。送给农民的当然也必须像马克思所说的是最好的东西。” [8]
在《东方红》试行本《编者的话》中，编辑部说：“为广大的农村读者服务，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光荣。”
为人民群众出版，为最广大的、最需要阅读的农民服务，把最好的读物送到农民手里去，是胡愈之和《东方红》编辑部鲜明的出版服务宗旨！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发扬！
务实认真的出版工作作风
有美好的理想与动机是一回事，而如何做好则是另一回事。创办《东方红》，胡愈之是如何做的呢？
“要做就一定尽心竭力地认真做好”。除了拟定《东方红》的内容出版方案外，胡愈之本人坚持到编辑部“蹲点”，实际主持编务，从拟定选题，组织作者，内容编排，插图到封面设计，无不精心指导。还亲自审读《东方红》的清样。对于清样，因文字量巨大且字迹不清，连年轻编辑都觉得看清样的工作太苦，他们劝胡愈之翻阅一下即可，可胡愈之却严肃地说：“不管大事小事，要做就一定尽心竭力地认真做好”。于是，胡愈之忙完白天的政务活动，连续几日晚间戴着老花镜审阅完全书的清样。[9]
“坐在北京的办公室是编不出好书的，要深入到农村第一线去。”胡愈之曾说。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东方红》创刊受到广大农村读者，特别是农村知识青年的普遍欢迎，首版印了150万册，这说明《东方红》影响巨大，但胡愈之认为出版光看印数还是不够的，须得看其究竟产生了什么具体效果。
为此，1965年3月，胡愈之亲自带领《东方红》编辑部的部分工作人员到浙江、湖南等地做农村调查。他出发时向同行人员“约法三章”：一、为了便于接触群众，胡愈之化名为“沙平”，谁也不准再叫“胡部长”，改叫“老沙”；二、绝不通知下面迎接，像一个普通干部一样下乡去工作；三、要一直下到生产队，住到农民家里，白天和农民一起劳动，晚上参加村里的文化和科技活动，从中了解情况，组稿编稿。
调查组先后到达浙江金华、湖南长沙郊区和韶山等地农村，一竿子插到底，和农民交谈，了解他们的要求和意见，现场组稿，多有收获。在湖南时，近七十岁的老人胡愈之，因年纪大，加之旅途劳累，肠胃得病便血，被文化部党组急电召回北京治病。[10]
由农村调查，胡愈之认识到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自然条件差别大，对于农业生产知识如由北京统一编写，会难以适应各地农村的实际需要，因此年历中通用部分如政治、卫生、文教、生活常识和历表等统一组编外，涉及农事和科技部分，须到外地去编。为此，胡愈之提出分设几个点，分别出版《东方红》的华东版、西北版、华南版等。此设想后因“文革”而无法实施，《东方红》也暂停出版。[11]
深入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提出具体的方针、办法和步骤，是胡愈之的工作作风。还是在1964年1月农村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总结报告上，胡愈之首先提出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农村读物究竟出些什么？不出什么？怎样把书出好？关键问题决定于调查研究”，并提倡出版社和书店，从当年起，在农村读物的出版和发行工作中，都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2]
胡愈之不仅自身亲力践行务实工作作风，还积极影响身边的同志，促进出版事业健康发展。陈原曾在《记胡愈之》一书中回忆说，1954年出版总署合并为文化部一个局，自己作为出版局领导成员之一，主持一个小组起草一份意在“调整”出版工作的文件（即反对极“左”做法的文件），已易稿十二三次而无法定稿。苦恼之际，恰胡愈之到文化部任副部长并分管出版工作，他半开玩笑半批评陈原是做的无效劳动，成天在纸面上下功夫，有什么用，劝陈原把起草文件工作“放一放”，“帮”他做一两件实事，去抓出书工作。[13]
胡愈之说的“要做就一定尽心竭力地认真做好”，与邹韬奋常说的做事“要认真，要负责，否则宁愿不干”，是异曲同工，一脉相承的！两位革命战友真的是心心相印！
有效的出版工作方法
“编写农村政治读物，不仅要求内容正确，而且要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为农村读者所喜爱，的确不很容易。” [14]且看《东方红》是如何实现为农村读者所喜爱的。
在胡愈之直接主导下，由刚恢复成立不久的农村读物出版社联合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其他四家出版单位编辑组成《东方红》编辑部，以开门办出版的方法，经过系统筹划，设计出内容丰富、题材与体裁多样、实用性强且图文并茂的栏目内容。
《东方红》内容包括十个方面：一、祖国新面貌；二、学习毛主席著作；三、全国农业先进典型；四、国际时事；五、农业生产知识；六、科学普及知识；七、卫生常识；八、农村文化室；九、生活小常识；十、历书（历表、节气、气象、农事等）。
分析《东方红》栏目内容，体现出五个特点：一、“全”，农村生产、生活、学习、娱乐等方面的内容都有；二、“新”，一年中的新成就、新情况、新问题都要有所反映；三、“实用”，确实切合农民实际需要；四、“通俗”，深入浅出，图文并茂，为广大农村读者所喜闻乐见；五、“及时”，每年出版一本，上半年编辑，下半年印刷，年末出书，第二年春节前发行到农民手中。[15]
有读者尧阳对自己收藏的1978年出版发行的《东方红》有这样的评判：“这本书真的是面向当时的农村、农民、农业，从这些目录里面，可以看到当时农村文化的影子。大至政策解读，小至食物中毒防治、妇女节育环使用、新生儿护理、地震知识介绍及现场救护，还有怎么吃中药、种好水稻、小麦田间估产、巧算地积法等等，可以说在书中都囊括了。所言之事均关乎农民的日常生活，内容包罗农村的方方面面，是一本真正面向农村、关注农业的书。它的发行时间在每年春节前后，过年的时候，人们在置办年货的同时就会顺便买上一本。” [16]
力主编辑部下沉，推行编者、作者、读者三结合的编辑方法，这也是培养编辑的有效手段。在胡愈之的主导下，当时文化部出版局规定：“除年老体弱的编辑可以下去‘走马看花’以外，其他编辑干部每年至少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下农村，领导干部带头下去；编写农村读物的编辑干部，下去的时间要更多些。 ……出版农村读物较多的出版社都要选择一处经过‘四清’的生产大队，作为经常联系的点，以便于编辑干部轮流下去蹲点，一方面接近贫下中农，参加生产劳动，一方面下去编书，推行编者、作者、读者三结合的编辑方法。” [17]
为了做好发行工作，还推动两结合。1965年3月1日，胡愈之致信文化部党组石西民、李琦：“两年前我就有一种设想，要通过《东方红》的试编，找出一条出版工作和工农结合的路子，搞出编辑出版新型大众读物的经验。”（档案材料）[18]
回顾梳理胡愈之主持创办《东方红》的经过与做法，可以说，《东方红》历书的出版，自始至终倾注着胡愈之对广大农民真挚的感情。在当时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胡愈之以年近七十高龄亲力亲为的这种实干家的精神让人敬仰，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毅力、胆力、勇气，以及为农民群众做好事的高尚品格。今天，在新时代要实现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形势下，出版工作也有为谁服务，如何去服务，是否达成服务意愿与成效的问题。我们常说出版为读者服务，而“读者”二字是抽象的，那么谁是最大的服务群体，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内容，如何去服务，是需要认真研究、用心用力实践的。
从我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看，农村、农民问题是根本性的，这为正反历史所证明。如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因正确选择了“从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与路径而保存发展了革命火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抓住了农村土地分配问题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实现战争胜利并建立新中国，新时期因农民土地包产到户才解决人民群众温饱、释放生产力而实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可以说，唯有切实找到解决农民问题的办法，取得胜利才有保障。
如今要实现中华民族腾飞的伟大“中国梦”，面对十四亿人口中的九亿农民（从户籍统计看；而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则有六亿），不能仅仅是实现脱贫奔小康，须实现包括生活在广大农村地区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在内的全体国民精神文化层面的大幅度提升，其中教育与出版、文化负有重要的职责。在新农村建设中，出版人不能缺席。对于现在的出版人来说，新中国建立之初以胡愈之为代表的老一辈优秀出版人，以创办历书《东方红》这样的面向广大农民的农村政治文化综合读物为典型的做法与精神，是学习与借鉴的榜样。
本文作者王宏波，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编审）
参考文献
1.陈原：《记胡愈之》，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6月版，
2.胡序威主编：《胡愈之文化现象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9月版
3.胡愈之：《胡愈之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1月版
4.肖东发、方厚枢：《中国编辑出版史（下册）》，辽海出版社，2006年版
5.尧阳：《关注农民 贴近农民》，《中国商报》 2009年7月9日
6.于友：《胡愈之传》，新华出版社，1993年4月版
7.詹湘：《<农村年书>与“胡部长”》，《瞭望》1983年第3期
8.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5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版
9.朱文斌：《胡愈之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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