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无论是“公益”还是“社会责任”，均是源自西方的概念，中国古代无“公益精神”、“社会担当”一说，但“天下为公”、“修齐治平”与之相通，我国现代出版业的奠基人，融会中西，以出版为志业，张元济的“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陆费逵的“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邹韬奋的“因为我们所共同努力的是文化事业，所以必须顾到事业性，同时因为我们是自食其力，是靠自己的收入来支持事业，而发展事业，所以必须同时顾商业性”，均是公益出版的历史先声。由此可见，现代出版业的初衷就是公益，而不是生意。
现代出版业的精神属性决定了出版自然有公益性。新中国成立之前，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了大型中外名著丛书《万有文库》，被美国《纽约时报》称为“在界定和传播知识上最具野心的努力”，“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不是子弹”。改革开放后，姜椿芳开启《中国大百科全书》编撰工程，创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被中国评论界称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之父”“中国的狄德罗”，调动全国专家学者，打造了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大型百科全书，为中国学术提升和知识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当代中国出版业培养了一批领军人才，影响至今。老一辈出版人将公益融入具体的出版工作，用图书本身诠释着公益精神。
作为改革开放之后成立的新兴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创建也可以说是公益出版的延续。
三十年前，“文革”刚结束不久，迎来一个创作力爆发的年代。除了翻译介绍马列经典著作，对外翻译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中央编译局一批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史、世界社会主义和当代政党研究的学者，凭借自身的外语和学术优势，收集了大量国外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文献资料，积累了许多成果，亟需在国内传播，创建出版社是他们一直以来的强烈愿望。
1985年底，成立出版社的想法已在中央编译局开始酝酿，得到中央编译局领导的全力支持。经过认真的考虑和筹划，1986年、1988年，中央编译局两度向新闻出版总署提交创办出版社的申请报告，但未收到回音。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给整个社会带来改革的希望。1993年初，中央编译局创办出版社的报告第三度提交给新闻出版总署，9月13日，报告得到批复。
出版社成立时，一直为此事奔走的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所副所长宋洪训已过了退休年龄，但是他仍接过了这个担子，担任首任社长兼总编辑。1995年，原国际共运史所所长胡文建调入出版社继任社长，一直工作到1999年。参与创建的九名干部职工，包括宋洪训（原社长兼总编辑）、刘庸安（原副社长）、贺和风（原副总编）、王吉胜（原编辑部主任）等，都是学术背景，是典型的学者办社。
出版社成立之初的定位是中央级社会科学专业出版机构，主要译介世界政治、经济、哲学和文化方面的最新作品。初期的出版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面，一方面是发挥中央编译局的学术翻译优势，整理出版马克思主义、国际共运史、社会主义等方面的高水平的研究专著、编著和译著。另一方面,就是发挥中央编译局专家学者在国际问题和外语方面的优势，出版国外政治类畅销图书，真正面向市场。出版社依托中央编译局的外语优势，开始与德国大使馆等国外驻华机构合作，广泛联系国外版权公司，由此成为国内最早一批与国外版权代理公司合作的出版社之一，引进了一批有畅销潜力的版权图书。那些曾经在普通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引进版图书有《未来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沉浮录》《导弹与危机》《赫鲁晓夫下台内幕》等。
让国内的思想界、学术界变得更开阔，留下些思想，是初创者的最初想法，商业考虑还在其次。出版社最初几年以其鲜明的定位、开阔的视野在国内出版界站稳脚跟，开启了中央编译局对外思想理论传播的另一扇窗口，也为整个社会带来了更多具有广阔视野的思想文化读物。可以说，出版社在初期就做到了公益与商业兼顾，而且重心在公益。
进入二十一世纪，在许多出版社大量翻译出版西方学术文化著作的时刻，中央编译出版社在一个包含翻译家、研究者、专业编审在内的领导团队的带领下，独树一帜，从国际学术的视角，率先引进了后现代研究书系和一批西方知名的左翼学者的作品，阿尔都塞、布迪厄、齐泽克等人的作品首度被介绍到国内，为国内思想学术界提供了一批新鲜的思想资源。有这样几本书是让喜爱学术著作的读者难以忘怀：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资本主义论丛》，纵论资本主义的历史，剖析了历史与社会科学的过去与未来；英国学者赫尔德的《民主的模式》，是论述民主发展历程的经典著作；德国人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则是对于世界史的欧洲中心主义的首部批判性作品，颠覆了过去对于世界史的理解，这套丛书被命名为“新世纪学术译丛”，引领了国内学术研究的潮流，受到各界学者的强烈关注，被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规划”。
在认真译介新的、高水平的国际学术著作的同时，中央编译出版社也大力支持国内学者的学术著作的出版。汪晖、刘禾、李陀、李书磊、许宝强、韩毓海、杭间、杨守森、张夫也、季广茂、王岳川、陈晓明等一批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也成为出版社的文化源泉。中央编译出版社还刻意扶持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不少极有学术实力的学者的第一本学术著作都是在中央编译出版的，如何言宏的《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贺仲明的《中国心像——20世纪末作家文化心态考察》等等。
坚守学术出版，专注翻译出版，“规模不大”与“影响不小”，被中央编译出版社很好地统一起来。“东西方思想文化的摆渡者”的定位，也就水到渠成了，这样的定位，使得出版社能够在市场化的大潮中，仍能兼顾公益与商业。
2011年1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中央编译出版社转企揭牌仪式上这样评价出版社：“长期以来，中央编译出版社在学术图书出版上形成了特色，取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在开拓市场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益，为出版社下一步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在文化对外传播等一系列重大活动当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了各方关注。”他对中央编译出版社转企改制后的发展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发挥优势，在增强出版社的实力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二是继续深化改革，创新经营管理机制，提高职能管理水平。三是坚定不移地拓宽发展思路，加快出版走出去的步伐。”
转企之后，出版社没有放弃公益的使命，在业务上更加注重强化主责主业，秉持“坚定，坚持，坚守”的出版理念，开始了新的奋斗历程。从2012年到2018年，先后完成九个大型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64卷）、《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40卷）、《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39卷）、《中国的民主治理：理论与实践》（10卷）、《国家治理现代化丛书》（6卷）、《当代世界主要国家政党制度研究》（20卷）、《姜椿芳文集》、《张仲实文集》、《王元化文集》。这些重大精品项目多数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积累和发展提供了基础的资料。
公益的达成要有坚定的信念。中央编译出版社自成立以来，无论是成立初期的“社科专业出版”定位，还是后来的“东西方思想文化的摆渡者”定位，学术出版的大方向始终坚定不移，学术图书的比重稳定保持在出书总量的八成以上。
公益的达成要有坚持。我国伟大的翻译家、出版家、中国大百科全书奠基人姜椿芳先生的文稿，原本没有系统整理，但是，姜老的一生有太多开创性工作，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复兴事业奋斗的缩影，他的学思记录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故出版社于2010年决定申请国家出版基金出版《姜椿芳文集》。这套十卷本的文集从2011年正式立项到正式出版，为时仅不到两年。出版社组建了一个综合性的编委会，吸纳了中央编译局专家、出版社主创人员、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专家，确保了文集的专业严谨；从散见解放前报刊书籍的作品到解放后的《斯大林文集》，出版社编辑配合姜老家属整理分类了所有姜老的作品，并就书稿分卷、审校、译名统一，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流程和标准，稳步推进，终于在2012年7月姜椿芳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出版全套文集。
公益的达成要有坚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64卷）的出版就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这套大型文献主要收编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五个国际组织已发表的全部文献档案，包括历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的记录、决议和有关文件，真实呈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程。文献的编纂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中国共运史学会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曾经出版了其中的21卷，后因经费困难，中断了出版。为了能够完整出版这套文献，201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提议重启项目，先期投入成本，在中央编译局专家的协助下整理、复印了先期已完成的900多万字的翻译手稿，进行了录入校订，申报了2011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随后，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王学东亲自担任主编，并成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处，承担文献的编辑出版工作。出版社也为此专门成立了文库编辑中心，组织专门的编辑投入文献的出版工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总体文献规模64卷，总计2500万字，发动了全国共运史资深专家，历时8年，于2018年底正式完成，它的出版填补了国际共运史文献出版的空白。
在完成自己出版使命的过程中弘扬公益精神、践行社会责任，是我们作为出版从业者最为光荣的事情，不管是否是以公益的名义。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公益模式有其特殊之处，但也为中小出版社提供了一种可能，对此笔者有三点体会：第一，公益，本就是出版应有之义，有时候不用刻意为之；第二，一个好的定位，可以让出版社兼顾公益和商业；第三，国家要保护、扶持那些有公益性的中小出版社，勿令其丧失独立，在集团化的浪潮中消失。
（本文作者为中央编译出版社副总编辑贾宇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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