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华民族复兴”思潮下，出版家张元济为抗日救亡，面对加强人格建设与强化民族意识、恢复文化自信、改革西化教育弊端的现实需求，自觉承担起建设时代性与民族性结合的中国文化的时代使命，以敏锐选题直觉指导出版实践，用《中华民族的人格》简明通俗地回答了“何为中华民族人格”的问题，重建以“仁”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人格》从学生教育出发、从中国历史中的志士仁人着手，将“仁”的精神具象化，并提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此书在抗战期间前后5次出版，对砥砺人格、团结抗日产生了巨大影响。张元济在“民族复兴”时代理想前表现出的使命意识与实践智识，值得当代出版人尤其是主题出版领域的思考与传承。
关键词：张元济；《中华民族的人格》；民族精神；文化自信；教育救国
1937年5月，卢沟桥事变前夕，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册题为《中华民族的人格》（以下简称《人格》）的小书。此书是出版巨擘张元济唯一的通俗编著。既有研究大多从《人格》本身出发，关注此书的缘起、版本、影响等[1][2][3][4][5]。然而，这样一本“小书”——初版不过140余页、5万余字，在1937-1947年却连出6版，令人称奇。笔者认为，这本小书成功的背后，是出版家张元济为砥砺国人抗日，以出版实践重建民族精神，有力回应了“民族复兴”思潮下的现实精神需求与独特文化使命。民族存亡之际，社会有怎样的精神需求？这些需求赋予出版人何种时代使命？张元济又如何以《人格》具体回应？本文将对此进行探究。
一、《人格》的撰写与出版背景：“中华民族复兴”思潮下建设民族精神的呼唤
《人格·编书的本意》结尾处写到：“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6]“中华民族复兴”，是作者的终极诉求，也是当时整个社会超越政治流派的共同理想。自1917年李大钊提出“中华民族之复活”[7]，到1924年孙中山《民族主义》演讲中直接使用“民族复兴”[8]，再到“九·一八”后“中华民族复兴”口号风行全国，时代性与民族性在这一话语中得到有机融合。保种救国的时代课题下，“民族复兴”思潮内含激励国人坚强不屈、团结抗日的富有“时新”色彩的精神需求，具体体现为对树立民族人格、恢复文化自信、建设民族教育的需求。
（一）抗日救亡下从“人格”到“国格”的升华
国民人格教育是民国时期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人格教育之精神》（1916）认为，人格包含“智、仁、勇”[9] ，人格的发展推动了国家进步[10]；《中华民国教育新宗旨》（1919）对“人格”具体阐释，[11]陆费逵将《宗旨》进一步明确为“培养国民人格以发展民国精神”[12]。此时的人格教育多关注“国民道德”，即个人层面品德修养。到了20世纪20年代，在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启发下，人格教育上升到民族国家层面，开始个性到群性的转变。李璜《国民教育与国民道德》首次将个人意志与祖国意志相统一[13]，余家菊总结为“国性”——一国国民之遗传、通有心性，“国魂”——全体国民共有之精神，[14]提出“培养自尊精神以确立国格”[15]。
“九·一八事变”拉开日本侵华的序幕，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张佛泉、张君劢等对现代国家建构失败的反思和对民族主义的诠释，更深刻催化了“国民国家”到“民族国家”观念转变。培育“国格”的思想日益普及，深刻影响着国民政府，尤其体现在抗日舆论的引导中。作为国民政府的首脑，蒋介石为1933年《首都各界抗日救国会宣传汇刊》创刊号亲自题词“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人格”；[16]1934年，发表《总理广州蒙难的奋斗对于中国民族的人格与革命的前途之影响》，鼓励继承“大智、大仁、大勇”革命精神保全国家人格；[17]1936年，在禁烟总会讲演中，将“中国禁烟能否成功”提升到“国家民族人格能否屹立”的高度，将国格归纳为“独立自强”。[18]一时间，“国家人格”“民族人格”的讨论风靡全国。“人有人格、国有国格”[19]“国家人格为国家之第一生命”[20]成为社会共识，但是“中国目今国格已到涂地之间”[21]，必须“争生存权利、争民族人格”[22]。“民族英雄”“汉奸”等民族人格具体符号也应时出现：类似徐用仪《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爱国魂》（天津大公报社1932年版）的“民族英雄”主题读物大量问世；1937年8月，国民政府还发布了《惩治汉奸条例》。
（二）恢复文化自信力的迫切需要
“传统文化复兴”被视为民族复兴的根本。梁漱溟认为中国要复活，“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23]。孙中山在论述“民族主义”时认为，“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对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些固有道德加以赞誉。[24]王光祈认为，“民族文化复兴运动”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必要的方法。[25]戴季陶对中国传统文化意义的阐述，则使“恢复文化自信力”上升到政治层面，认为民族复兴“先要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力”，“三民主义之原始的目的，在于恢复民族的自信力”。[26]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纷纷入侵，中国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在同西方先进科技、政治以及思想文化的竞争中，中国知识分子受到西方文明强烈冲击，中华民族曾经的文化自信逐步衰落，到新文化运动时更是走向“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27]的极端。“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存亡绝继的时刻，认同并弘扬民族历史文化以激发民族自信心，鼓舞国人抗日救亡，成为社会最迫切的需求。以张君劢为代表的国社党创办《再生》杂志，直接以“The National Renaissance”（民族文艺复兴）为英文名，在“中华民族复兴”办刊宗旨下，以学术文化复兴为要义。对比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后他认为，“中华民族之生命，较他族为独长”[28]，“富于复生能力”[29]。吴其昌、杨人楩等的《中华民族复兴论》，则集中展示了中华文化的优点与活力，扭转衰微实现复兴需要“自信力极强的志士”[30]。中国共产党在1940年将“民族的”列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性质之首。[31]文化民族性意识空前觉醒。
（三）对西化的反思以及对新式教育的批判
清末以来，中国部分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学习西方民主科学，建造科学理性现代知识体系与教育体系，实现国家现代化，甚至一度走向“全盘西化”。但是，在一战后“西洋文明破产论”影响下，梁启超等开始反思西化思潮、重新审视传统文化。[32]同时，在吴宓等“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文化观的影响下，出现了“今欲造成新文化, 则当先通知旧有之文化”[33]的观点。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没有通过“西化”解决危机反而深陷抗战，产生了“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论战；张君劢为代表的再生派主张以文化立国，以民族活力、民族知觉与道德感觉的敏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34]。
在反思西化背景下，尤其面对日本侵华下民族危亡的现实，对借法欧美日的新教育的批判蜂拥而起，“现行学制被指摘，教育研究被揶揄，蔚然成为一时风尚”[35]。“模仿与外国化”被归结为新教育失败的主要原因。[36]1931年国际联盟考察后，批评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的严重西化倾向，多次重申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重要性。蒋梦麟对此反省：这种美国化教育“只是造就了一个优越的阶级”却不能适应社会需要，[37]必须“回到中国文化泉源里寻获自己” [38]。向西方科学主义倾斜的新教育，带来了中国传统价值观丢失导致社会道德沦丧的问题。时人批评：“古人所谓‘学以致用’”，今则“学以致金”。[39]1924年，陈启天明确指出：“真正能救国的教育理想，不但能增加知识，还要能激励感情训练意志。”他同时提出要依据中国历史与现实建立中国的教育。[40]循着这样的反思，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体现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新教育中国化”运动出现了。
在这些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精神需求下，新的文化使命也诞生了：建设时代性与民族性结合的中国文化，以救亡图存、复兴中华。时代性，需要紧密结合抗日主题，完成民众道德教育与国格建设；民族性，需要从中华民族独有的优秀历史文化出发，自信中国内在蕴藏着复兴的条件和能力。在这样的时代使命面前，张元济编著并出版了《人格》，以建设民族精神的方式将个人文化主张与时代需求紧密联结，为抗战发出奋进的呼喊。
二、《人格》一书的价值：对当时时代使命的回应
《人格》选取来自《左传》《战国策》《史记》的8篇历史故事，采用上下分隔、文白对照的方式，重点表现了公孙杵臼等历史人物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民族气节，在每一篇后扼要点评。此书自1937年至1947年先后6次出版，其中5版集中在1937-1943年抗日最为艰巨的阶段，影响颇大。时人评论：“我中华民族之特立人格，于此可征。”[41]“阅读之余，不禁油然生敬，也想有所效尤。”[42]文化名人如邹韬奋，也对此颇加赞誉：“此书在国难危迫如今日，尤弥足珍贵。”[43]张元济作此书的直接原因，是出于痛恨汉奸、砥砺抗日的强烈爱国情绪；但放到“民族复兴”的社会思潮中，我们更能看到一位出版人以重建民族精神回复时代使命的赤诚之心。
（一）将民族人格具象化，强化民族国家意识和抵抗精神
痛批丧失人格、卖国求荣的汉奸，砥砺国人坚强不屈、奋勇抗战，是张元济此书的直接成因。郑孝胥、罗振玉投奔伪满洲国，殷汝耕冀东独立，令他痛感民族人格堕落，在《编书的本意》中怒斥“求生害仁的人”，“掩住自己的良心”“通敌卖国”，致使民族“必定堕落”“不容存在”[44]。《人格》所选择的十余位人物，以英雄形象将空泛的“民族人格”具象化为“仁”：每一篇章后的批评部分点明豪杰人格所在，这些两千多年前的民族模范，无论是尽职、知耻、报恩还是复仇，身上都怀有忠、义、信等刚直品性，都做到了孔子提倡的“杀身成仁”。
因此，书中虽未点明“抗日”二字，但处处通过强调“中华民族”传递团结抗战的志识，赞扬传统“仁”格为抗日注入精神力量。其中蕴含的民族意识和抵抗精神不言自明——张元济以编书本意是要“振励末俗”，婉言谢绝胡适“不限于杀身、报仇的近时人物”的建议[45]；1937年6月给尚未下定抗战决心的蒋介石《人格》一册并附信：“国难日深，复兴民族，必先提高人格，元济近撰小册，冀唤醒一般民众。”[46]而《编书的本意》中更直接有“保全固有精神、复兴中华民族”的呼喊。多部《人格》题词都提到日寇“严禁此书”“禁售此书”，足以见这部小书对砥砺抗战的独到作用。
（二）立足“先民榜样”，肯定民族复兴的内在文化动因
张元济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抱以积极建构的态度，认为传统文化是古人千百年所留贻、国民智识所寄托。为保存数千年文明不因时势失坠，毕生从事文献学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具备敏锐的历史意识，深谙“欲知大道, 必先为史；灭人之国, 必先去其史”。即兴之作《人格》，是他在危急时局下民族历史文化自信的自然迸发与播扬。
《人格》以前，张元济刚刚完成《四部丛刊》等校勘工作；而国难当头，汉奸频现，令他“痛吾国人格堕地”[47]，“有感于吾国古代人格之崇高”[48]，“正在校史，愤而作此”[49]。面对今人堕落与抗日危机，张元济仍抱有高度的民族文化自信力，具体在《人格》中就是：以“古来圣贤的格言”作指导、以“书本上的豪杰”作模范，用公孙杵臼等古人事迹解释孔子所谓“杀生成仁”，进而肯定“仁”是中华民族赓续两千多年的人格，而“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就能使“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50]完成了对中华民族复兴内在文化动因的认证。
（三）反思新教育，致力青年学生文化与道德建设
早在1902年，张元济在《答友人问学堂事书》中，就指出“中国开化甚早”“亦自有其不可不学之事”，今日设学需要“泰西种种学术”与“吾国民质、俗尚、教宗、政体”融合以振兴国民精神[51]。他对于中国道德文化的教育地位的重视，在西化思潮下尤为珍贵。但是清末以来的新教育并没有扭转国运，“九一八”后国难日深，张元济对此多次反思：新教育是“只注重新知识，将人格的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结果社会弥漫着骄奢、淫佚等不良风气；[52]新学“以外国学术为尚,而于己国所以律身行己之道毫不措意”，所谓富强只“富一家储蓄”“强个人权势”，[53]直言其害！ 因此，修养人格道德、发动民族精神是教育救国必行之事。
《人格》即是以中小学生为受众的民族精神读物，1947年2月第六版还收入“新中学生文库”。在《读者须知》中张元济提到，对原文中“很繁重的”“很难了解的”部分加以删节；注重文白对应，使学生“藉这通俗文贯通到古代的美文”。[54]在1940年3月26日与胡适信中也提到《人格》“意在供中小学校学生之诵览”，因“颇慨叹近来人格之堕落，思从少年身上加以挽救”。[55] 从此书对学生人格教育的初衷，亦能够体现出张元济“使其自知有我，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而非欲仅明了盛衰存亡之故”[56]的历史教育思想。
三、《人格》一书的恩惠：对当今出版的启示
《人格》在抗战期间出了5版，抗战胜利后又出了1版，[57]直到2018年共出16版，其中8版都出在2003年以后。这是对张元济勇担文化使命的肯定，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向的折射。今日中国，虽然不复当年的国难艰深，但是上世纪末西化思潮退去后，仍面临着“增强文化自信、振兴民族文化以复兴中华”的严峻使命。
以主题出版构建中国特色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是近年来出版业的重要举措；但如何使主题出版成果在切合时代需求的同时更加普世化，值得我们出版人深思。张元济《人格》一书无疑是成功的。从出版理念和原书内容方面，它给予我们很多启发。
（一）《人格》对出版工作的启示：担当使命，激动潮流
在抗日救国时代课题下，面对加强人格建设与强化民族意识、改革西化教育弊端、恢复文化自信力的精神需求时，张元济将保存传统文化、教育救国等一以贯之的主张与时代需求紧密结合，主动回答了建设时代性与民族性结合的中国文化这一时代使命：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仁”的固有精神。
张元济在“民族复兴”时代理想前的使命意识与实践智识，对今天主题出版仍有强烈的借鉴意义。首先，要始终葆有高度使命意识。作为国家文化事业的关键部分，出版首先担负“传播文化，启蒙大众”的重要任务，具有天生的教育使命；在世界秩序重建的变局下，又需要担负起“增强文化自信、振兴民族文化”的时代使命。主题出版在进行社会重大问题选题时，必须始终心怀教育大众、文化复兴的使命，实现社会价值，为时代服务。其次，应努力引领时代、激动潮流。无论是砥砺抗战的代表性著作《人格》还是今日的主题出版，都对社会发展进行精神或智力上的引导，对建设中国特色的学术文化体系起到支撑作用。优秀出版人和出版成果不仅要传播知识文化，更要作为文化先锋，以思想的力量最终推动社会变革与进步。
（二）《人格》一书内容的启迪：复兴文化，与古为新
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的百年大变局，建设文化自信始终是发挥民族自信心、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途径，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则是建设过程中的关键所在。
《人格》这本百余页小书，从传统文化典籍《左传》《战国策》《史记》中为人熟知的志士着手，从学生人格教育角度出发，以上下对照、文白对应的精心编排加上文后扼要点评，将历史上的英雄品行上升到中华民族固有人格，在5万言中始终紧密围绕着“仁”的民族精神，在“中华民族复兴”大背景下以最为通俗简明的方式回答了“何为中华民族的人格”：基于对历史文化的继承与发挥，其肯定复兴内在文化动因、激励民族自信的效用远比空洞口号更为有力。
从《人格》的成功可以看出，要建设文化自信、发扬民族自信，从历史维度看，必须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这是中华民族的根基，也是形成文化优势的基础，毕生致力保存国故的张元济正深谙此道；从价值维度来看，与古为新才能开辟未来，必须始终不忘时代需求与创新意识，使民族文化能始终回应时代诉求，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精神动力，《人格》针对学生读者的创造性编排、侧重“杀身成仁”的故事解读，正是张元济以文化的创新实践呼应时代需求的体现。这也是值得今天的主题出版在选题方面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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