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冠疫情“黑天鹅”对出版业的经济效益产生严峻影响，出版业依旧坚守传递文化知识的使命，优先注重社会效益，在抗疫过程中彰显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文章从出版领域的视角分析了大众出版、教育出版、专业出版不同领域内抗疫出版的主要举措，从读者的视角结合问卷调查法分析抗疫出版物的读者反馈情况，最后为后疫情时期出版业践行社会担当精神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出版业；新冠疫情；社会担当；公益精神
2020年新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国家经济运行、社会秩序以及人民生活方式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疫情使得出版业经济效益遭受重创，体现在了编辑、设计、排版、校对、印刷装订、销售、仓储和发行等一系列环节。在此背景下，出版界承载文化使命，采取在线上推出抗疫主题出版物，免费开放电子教材协同在线教育，免费推出电子书、有声读物等多种形式助力疫情阻击战，服务抗疫大局。
社会担当目前来说还没有较为明确的学术界定，但与社会责任、社会职责等邻近，探讨较多的是企业社会责任（CSR）、社会责任担当意识等。在出版学视域下，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出版业发展奉为圭臬的理念，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产生矛盾时，社会效益优先也是我国出版事业实践中的纲领性指导，社会担当则更多侧重于“双效”理论的“社会效益”。担当主要指“承担并负责任；敢于承担责任，有魄力。”[1]出版业承载着传递人类知识文明的职责，而新冠疫情背景下出版业有哪些体现社会担当意识的重要举措？抗疫出版物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体现，而在传者与受众视野下读者对于抗疫出版物的感知如何？在后疫情时期，出版业如何创新践行社会担当精神？以上将是文章尝试回答的主要问题。
一、不同“出版领域”的抗疫实践
约翰·B汤普森认为“如果要理解出版界，知道它是怎么演变的，就要专注于不同的出版领域，努力重建每个领域与众不同的性质和动力”，他认为图书出版界能被定义为一系列的出版领域，[2]大众出版、教育出版、学术出版、古籍文献出版等等构成了不同的细分领域，换言之，每个出版领域有着不同“领域的逻辑”[3]。而我们以“出版领域”的视角，重新梳理新冠疫情背景下出版业的抗疫实践，亦是体现出版人在危难时机社会担当意识的主要举措。
在大众出版领域，主要表现在：一是在机制上，迅速启动应急出版，提供抗疫读物，主动传递抗疫知识缓解大众认知恐慌。二是在选题上，聚焦抗疫专题，相关研究显示：“2020年1月21日至3月23日，出版或策划的新冠肺炎防控图书选题有632种,平均每天10种,接近“非典”图书选题日均数量的5倍”[4]，人文社科类畅销读物阿尔贝·加缪的《鼠疫》、理查德·普雷斯顿《血疫：埃博拉的故事》等使得读者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三是在呈现方式上，数字出版显现出巨大的优势，很多出版单位都开放了大量免费的经典阅读资源，以电子书、有声书等形式线上呈现，鼓励读者以读攻“毒”，彰显出版人危难时机的公益精神。
在教育出版领域，在线教学成为缓解之策，大规模在线教学的普及也带动了在线教育的繁荣，促进教育信息化建设。为了保证“停课不停学”，教育出版人积极响应、快速行动，从平台、内容、渠道等多方发力，确保教学“不断电”。一是加紧研制、完善、开放教学资源平台，开发、优化直播在线教育平台，疫情阻隔下，“云端”教学成为主流的授课方式；二是开放教学资源，提供免费教学内容，多家出版单位及时提供面向教材使用区的免费电子教材、同步练习册、配套教学资源、视频课件等，教育类的APP也以社会效益为主免费开放了优质的教学课程；三是积极协调相关单位、企业在家灵活办公，实时复工生产，确保开学期间教材的适时供应。
在学术出版领域，作为出版组织和科研人员独特的联系，疫情加速线上知识交流，学术资源、平台的开放体现了出版人的公益精神。其一是知识服务，成本不菲的数据库平台、难以获取的学术专著、免费的学术论文、试用的学术研究工具为科研人员提供了大量的便利；其二是知识生产，众多学术期刊围绕疫情选题积极约稿、征稿，围绕紧迫问题，鼓励学者发挥智囊团的精神建言献策，发表学术成果；其三是知识交流，不受物理空间的限制，许多线上知识服务平台也积极“搭台”，免费开放、组织线上学术会议成为新景象，促进了政、产、学、研界的互动与交流；其四是知识传播，出版大量与疫情相关的研究论文、学术期刊、权威科普读物等等，大众传播淹没在信息海洋里，而学术知识的传播更能彰显出版业传递知识文明的厚重与贡献。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细分领域：主题出版领域在政治上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弘扬抗疫正能量，在零售、实体和网店渠道出版传播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2020年2月23日)》精神；少儿出版领域，迅速出版抗疫的儿童读物等。多家出版单位积极输出抗疫图书版权，助力中国抗疫方案走出去做出行业贡献。
二、抗疫出版的感知效果
疫情期间出版业界积极作为，不同出版领域围绕自身特点采取了不同的举措，通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主题图书，电子书下载、免费听有声书或数据库免费下载，提供在线教育平台等一系列形式呈现。对此，受众群体的感知情况如何？为此，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组织了一项疫情期间阅读与出版问卷调查。截止2020年4月28日，第一阶段征集结束，共收回有效问卷8198份。涉及此次调查问卷的核心内容：被调查者的个人社会特征、平时阅读情况认知、对抗疫出版物的认知和在线教育调查。有效样本在性别比例、年龄分布、教育、收入等人口统计学特征上基本符合读者分布的整体特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样本数据可基本反映读者群体的行为特点。[5]文章根据第一阶段问卷征集的数据形成主要研究发现。
在大众出版领域，针对于“疫情期间，您有没有看过出版的与新冠肺炎或流行病相关的图书（含电子书，不包括各种网络文章）？”一问，通过调研发现51.38%表示看过，48.62%没有听过。我们进一步探究人口学因素以及阅读观对抗疫出版图书阅读行为的关联。表1可以看出不同职业对于抗疫图书的阅读全部均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以医护人员、出版单位工作者为主，而学生、教师群体的接触抗疫图书比率反而不高。表2可以发现不同教育水平对于抗疫图书的阅读全部均呈现出显著性差异，整体发现高学历均低于平均接触率，低学历读者高于平均接触率。表3可以看出不同个人收入水平对于抗疫图书的阅读全部均呈现出显著性差异，呈现倒U型，在年收入5-10万元群体达到顶峰进而下降。表4呈现出对阅读重要性认识不同对于抗疫图书的阅读与否全部均呈现出显著性差异，认为阅读重要、非常重要的读者，其抗疫图书的接触人群也出于较高比例。通过表5可以看出不同阅读需求对于抗疫图书的阅读与否全部均呈现出显著性差异，假如极少量无需求群体影响，也可以看出阅读需求越大，看过出版的与新冠肺炎或流行病相关的图书占比人数也越大。
表1：身份/职业与抗疫图书阅读的卡方分析
注：1-学生、2-教师、3-医护人员、4-出版单位工作人员、5-事业单位/公务员/政府工作人员、6-普通职员（除上述外的企业、银行、律师类、艺术类从业者等）、7-创业工作者、个体工商业者（商人/雇主）、8-工人（工厂、建筑工人、环卫工人等）、9-自由职业者或无业、10-农民、11-其他。
表2：教育程度与抗疫图书阅读的卡方分析
表3：个人收入与抗疫图书阅读的卡方分析
表4：对阅读重要性的认识与抗疫图书阅读的卡方分析
表5：对阅读需求的认识与抗疫图书阅读的卡方分析
在教育出版领域，我们主要调研了公众对于在线教育的看法，数据显示79.7%的受访者表示接触过网络在线授课或者在线学习（因文章篇幅限制表略，下同），我们对于接触过网络在线授课或者在线学习的群体（样本数：6534）进行满意度分析发现，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一般，三成的人表示满意，而对网络教学的前景，55.2%认为前景较好，10.68%认为前景非常好，为了调查用户选择某种在线教育平台的主要因素，结合相关文献和经验判断，我们将相关因素归纳为有丰富的资源、课程质量高、学校或单位统一要求、功能相对完善、看重用户之间可以良好地互动、清晰简单的操作界面、网速流畅、课程价格便宜、口碑好、能免去线下上课的路途奔波节省时间、其他因素。根据调查显示，有丰富的资源、学校或单位统一要求、课程质量高、清晰、简单的操作界面节省时间成为用户首选某种在线教育平台的因素，其中56.55%的群体看重丰富的资源。如果将选择动因是促使在线教育平台从不使用到使用的转化条件，那么平台的服务则是用户从使用在线教育平台到持续使用的重要考量因素。为了了解用户对在线教育平台服务功能的偏好，在“您觉得在线教育平台提供哪些服务能帮助您更好地学习？”一问中，提供资料免费下载、能进行师生互动答疑、提供在线题库、能直播授课则分别占比63.13%、48.35%、47.77%、35.84%，成为用户首要考虑的几个因素。由此可见，优质的资源、免费的资料以及在线题库对用户吸引力最大。
在学术出版领域，虽然没有针对的对知识传播效果进行明确的调查，但从一组问卷的类似数据可见一斑。调查显示：68.70%的受众听说过出版社开放了电子书下载、免费听有声书或数据库免费下载，67.15%的人下载过免费的电子书或者论文，虽然是针对于线上数字出版物传播的结果，但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选择下载过电子书或者论文的群体中（样本数：5505），学生占比41.82%，其次是出版单位工作人员占比19.13%，教师占比15.17%(大学教师占10.35%)；并且以本科/硕士研究生学历、人文社科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专业、无收入群体等人口学特征占比较高。也侧面体现了六成受众因为数字出版物的开放而受惠。
三、 出版业践行社会担当的路径选择
以出版领域的视野切入，分析出版界的抗疫举措以及公众的感知情况，可以看出：出版界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大多以免费的形式融入到图书、电子出版物中，当然包含上文未曾提及的各类出版单位组织的图书捐赠活动，关键词也是“免费”，作为“计划和市场”双重特征的图书产品，更加强调其“计划性”，而危机时刻放弃经济效益亦体现出版人“逆行者”的角色，与非典时期的非典图书出版相比[6]，抗疫出版的社会效益提升，更多是体现在数字化、多元化的知识服务中。出版业的抗疫实践也对未来创新践行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提供了一些经验启示。
1. 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应急出版的能力。应急出版是应对危机事件的特殊出版实践，积极探索应急出版的机制，探寻内部和外部规律，增强应急出版能力，在出版流程、资源整合、出版产品等方面进一步优化，用知识引导公众舆论、科学化解危机，是“健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的柔性补充”，[7]更是体现出版的社会担当意识，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2. 服务于中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提高知识服务的能力。在未来的时间里，高质量将是文化产业乃至出版业的发展主线，也是时代命题。高质量发展要求出版的导向、品质、要素、服务缺一不可[8]，出版是内容产业，正如约翰·B汤普森所言“数字革命使得出版商越来越发现内容及版权才是其重要资产，而不是资产本身”[9]，除了提升品质外，出版的内容服务或者知识服务更能外显其社会担当精神。从前文抗疫出版的感知效果分析中同样可以发现，受众大多因数字化产品而受惠，也是公益精神的无形体现。在新媒介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进一步提高知识服务的手段和能力，逐步在大众出版、教育出版，尤其学术出版领域深层嵌入，实现以服务带动经营成为应有之义。
3. 服务于国家全民阅读战略，矢志不渝推广全民阅读。“全民阅读”七入政府工作报告，疫情检验全民阅读。前文发现，读者对阅读重要性和阅读需求认知与抗疫读物的与否呈现高度的关联。阅读与出版共生发展。[10]作为出版产品的接触终端，阅读的未来转向是引领出版产业转型的风向标，阅读的内容偏好是指导出版选题的重要考量，阅读的认同实践是驱动出版产业繁荣的底层逻辑。后疫情时期，阅读需求的存续更是出版业的“稳压器”，因此服务国家全民阅读战略，以传播知识文明为志业，矢志不渝推广全民阅读是出版践行社会担当的必要路径。
（本文作者尹召凯，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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