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熊小明：关于主题出版与公益精神关系的思考

作者：熊小明 2020年09月26日来源：韬奋出版人才论坛征文参评办公室

【内容提要】主题出版强调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呼应时代需求，引导读者向上向善，天然带有公益精神的元素，公益精神则来源于基于对社会共同体的责任产生的利他主义。当主题出版融入了公益精神后，它的价值取向就会更加接地气，也更具可读性和感染力。但公益精神也具有反“主题”的一面，不能将其和主题出版的公益性简单等同。理解公益精神并对其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创造性转化”，对于构建主题出版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主题出版公益精神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取向

1 引言

出版作为知识传播、文化传承和文明进步的重要渠道，既具有文化属性，又带有商业属性。其中文化属性是其本质属性，也是具有公益性的部分。主题出版则是21世纪以来我国出版业的重要现象。它以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作为首要目标，同时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关注每个读者个体心智的成长，公益性的成分就更加突出。公益精神则是随着社会共同体发展建立起来的一种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两者都指向个人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具有密切联系。

然而目前学界对两者关系却缺乏研究。笔者以“主题出版”和“公益”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中进行检索，发现目前尚无一篇中文文献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讨论，仅有部分文献在谈论主题出版的特征时提及公益性，例如唐立馨认为主题出版的一大特殊属性即是以公益为目的，主题出版物的目的不在于创造多少经济效益,而主要是围绕党和国家大局,为国家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实现中华民族“中国梦”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和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_[1]许姗在谈及提升主题出版传播效果的应对策略时提到应该促进主题图书的公益出版，在价格上更加亲民，同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主题出版的市场拓展。_[2]李建红在梳理已有关于主题出版的特征研究的基础上也认可主题出版自带“公益”属性。_[3]而在国外，虽然“公益”（Public Welfare）是出镜率极高的词汇，但因为尚无专门讨论中国主题出版的文献，也就没有将主题出版与公益精神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可能。

鉴于上述研究现状，本文从主题出版和公益精神两个角度“相向而行”，试图找到两者可能的交汇区域，同时也辨析两者之间的差异，丰富和升华对两者的认识。

2 主题出版与公益精神概念辨析

2.1 主题出版

主题出版，其本意最开始只是指围绕一定主题开展的出版活动，后来逐渐特指“围绕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工作大局，就党和国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大题材、重大理论问题等主题而进行的选题策划和出版活动”。_[4]这一定义强调了主题出版导向的政治性和选题题材的重大性，因此必须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也是主题出版公益性的直接来源。但是随着主题出版实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了极大扩展，选题领域既有政治方面，又有经济、科技、文化等诸多方面，内容布局既有马列社科，也有学术、少儿、文学和传统文化等，面向读者既有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又有社会普通大众。在此基础上，部分主题出版物开始成为各大畅销书榜单的常客。例如据当当网页面显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累计销量已经超过千万册，展示了主题出版物强劲的市场销售潜力，这显然不是主题出版的公益性即可以解释的。

2.2 公益精神

关于公益精神，普遍认为“公益精神就是公益主体基于一定的关怀和利他意识而面向特定社会群体或人类发展共同关注问题而有所施为的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念和人格品质。它不仅是人类情感迸发的一时冲动，更是一种以个体主体性获得的前提下的理性精神，是自利与利他的统一”。_[5]从这个定义可以总结出公益精神的几个特性：主体性、公共性、利他性和非物质性。其中主体性体现在公益精神重视个体的能动性，是部分人群基于一定目的的主动作为，而不是被迫行动；公共性体现在公益精神指向的是“公益”，既非私益，也非众益；利他性体现在公益主体为了除自身外的个体或集体的利益而行动；非物质性则表明公益精神不是器物和制度层面的实体，而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态度、观念和品质。

从上面两个词组的概念辨析可以总结到，主题出版的公益性寓于出版的公益性中，但又对出版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主题出版本身的丰富对其公益性又提出了新的挑战。公益精神作为一种精神价值取向则脱离不了物质和制度层面的内容发挥作用，无疑出版是其可以借鉴的渠道。

3 主题出版带动公益精神落地生根

3.1 主题出版在本质属性层面体现公益精神

从主题出版的本质出发可知，无论主题出版的内涵和外延如何变迁，它的核心任务或服务于解决国家和社会的核心问题和重大战略需求，或引导读者向上向善。在这个过程中，主题出版必须坚持社会效益优先，也就是坚持自身的公益性，展示利他性。

3.2 主题出版在内容、技术、载体和工具层面践行和推广公益精神

主题出版的传播内容和技术可以直接宣扬公益精神。当前融媒体技术在主题出版的应用场景逐渐增多，H5和数字内容包等形式层出不穷，由此带来的是更强的交互性和更广的传播力。公益精神作为需要发动尽可能多的人群参与的集体行动，自然也离不开融媒体形式的传播。当公益精神成为主题出版的素材，并且能够很好地和融媒体技术进行嫁接，那对宣扬公益精神无疑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主题出版物本身可以成为践行公益精神的载体和工具。例如在2020年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间，各出版单位本着公益精神迅速出版了众多抗疫指导手册，抗疫纪实、抗疫宣传读物，抗疫童书、中小学抗疫教材，抗疫心理辅导与居家防疫读物，抗疫法律与政策指导读物，疫病与抗疫历史、医学学术读物，复工、复产、复市、复学指导读物等。_[6]其中不少出版物不仅纸质版免费分发，电子版更是在全网供读者免费下载阅读。再如各类入选农家书屋的图书，往往坚持公益定价，部分甚至是免费捐赠。

3.3 主题出版在思想层面提升公益精神的深度和广度

当前主题出版不仅和文学、少儿、传统文化等大众出版领域紧密结合，也不断和学术出版发生着“化学反应”。这种与学术出版的融合提升了主题出版物的学术质量和学术水平。公益精神的实践最终需要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和素质的提升，为此需要利用高学术含量的主题出版物对主体思想进行改造。它们可以让主题传播不只是停留于常识的灌输，而是通过对公益精神进行更透彻的阐释，使其在高层次知识分子中得到认可，再利用他们去影响更多人。

4 公益精神助推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我国出版业的最热门话题之一，其中做大做强主题出版是其重要内容。而主题出版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在导向、产品、服务和管理方面有所为、有所不为，为此公益精神可以在以下几方面扮演积极作用。

4.1 公益精神使主题出版的价值取向更加明确

公益精神的利他性强调主题出版应该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包括：一是直面当前社会矛盾多元频发的现状，围绕党和国家的核心需求，找到化解矛盾和满足需求的办法；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站在人民的立场，取材于人民的生活，表达人民的名义，传播人民的声音”，_[7]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2 公益精神使主题出版的产品更接地气

当前的主题出版仍然内容学究气过重，充满了说教意味，装帧设计也不够美观舒适，无法给人亲切感和翻阅的冲动，为此出版单位就需要在进行选题策划时既关注上层，又关心基层，多用老百姓能够听懂的话讲老百姓喜欢听的故事。这种策划模式不仅能从根本上提升主题出版物的销量，更可以让政府和人民间的交流和互动更加有效，而上层与下层、下层之间的互动也都是公益精神的已有之义。

4.3 公益精神使主题出版的服务更加人性

数字和智能出版时代背景下出版业需要完成的最大转变即是出版者从图书产品生产商向信息和知识服务提供商的转型，这自然离不开读者的参与。而参与精神正是公益精神最重要部分之一。在公益精神中，“所谓参与，就其本义来说，是指加入、参加、咨询，因而参与不是决策主体内部的行为，而是一种由外向内的渗入、介入，标识着一种自觉、平等和正义”。_[8]在出版领域，目前最能体现个体参与的即是各类学习社区和交互式产品等。这些在主题出版领域也都有体现。它们通过特定主题下情感的互动，实现内容来自读者同时服务于读者的“自觉”和“平等”。例如在201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时，人民日报推出《快看呐！这是我的军装》H5，让用户上传照片，利用人脸识别技术，生成属于用户的1927—2017年间不同年代的军装照片。其火爆程度达到：自2017年7月29日晚发布至8月7日，浏览次数（PV）超过10亿，仅8月1日建军节当天的浏览次数（PV）就达到3.94亿。最终该产品荣获第二十八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_[9]

4.4 公益精神使主题出版的管理更加科学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赋予人民群众进行创造的机会可以发挥其无限的能量。在出版领域对出版活动的管理同样如此。公益精神要求妥善处理政府自身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 以及企业自身利益与市场整体利益之间的冲突，以便实现政府与社会、企业与市场的和谐互动。_[10]在主题出版领域，前者表现为政府对主题出版的管理应该松弛有度，既发挥顶层设计的自上而下的指导作用，又调动基层组织的创造力，自下而上不断创新选题模式，供给丰富多元的主题出版产品。后者表现在出版企业之间不能恶性竞争，做损人利己之事，也不能为了做主题出版而主题出版，在对市场没有准确判断的情况下，盲目出击，造成库存积压和资源浪费。

5 做强主题出版与弘扬公益精神的差别

主题出版与公益精神在很多方面互有渗透，相互成全，在良性互动过程中不仅主题出版得到健康发展，公益精神也得到了弘扬，但两者之间的差别依然不容忽视。

5.1 主题出版不等于公益

主题出版虽然公益性的特征非常明显，但显然就像大部分出版都不只是也不可能纯粹是做公益一样，主题出版仍然需要考虑经济效益。现实中恰恰是对经济效益的过度忽视导致主题出版的形式化和空洞化加剧。

5.2 主题出版与公益精神存在不相容

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下，主题出版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其服务的目标主要是执政党和政府的意志和主张，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地域性和国别性。然而公益精神作为西方的“舶来品”，是一般社会公众追求公共利益的活动和对共同善的向往的一种普遍的价值理念。它在政治学意义上，甚至表现为一种以社会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权利分配体系。_[11]这和我国的国情有很大不相容性，因此也就不能直接将公益精神等同于我们所言主题出版的公益性。

6 结语

主题出版重在“主题”，公益精神关注“公益”。作为社会概念和全球范围层面的“公益”如何融入到具有浓厚政治意味的当代中国出版业的“主题”中去，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本文粗浅地指出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权当抛砖引玉。当我们对“公益精神”有效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后，相信可以为主题出版构建更有说服力的理论体系。

(本文作者为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学专业201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生熊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