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出版业的发展与创新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出版科技加速更新迭代，出版人才的培养模式探索前进的今天，中国出版业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如何突破产业困局，定位全媒体出版之中国模式；如何重寻公益理想与社会担当之魂，以支撑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发扬——成为中国出版业的时代命题。
中国奋进新时代，将要迎接诸多的新挑战。有学者称，新时代将迎战“来自国内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领域的风险挑战以及自然界的各种风险”，同时，“在国际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也存在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风险挑战” 2020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中国出版界众志成城，共抗时疫，以祖国与人民之需重构公益出版理念，以全球视野重塑公益出版的跨平台、跨媒体、跨形态的传播模式，服务当下，回馈社会，以实践应对挑战与质疑。中国正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而出版业则是此大变局中担纲文化传播之轴心功能的支柱型产业。
一、出版业面临的严峻挑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出版业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院于2019年的研究发现：“图书从建国初每年出版6000余种、总印数不到3亿册，增长至目前年出版25万余种、总印数近23亿册；期刊从建国初不到300种，增长至目前的1万多种；报纸从建国初300余种，增长至目前近2000种。” 新中国图书出版规模、品种、数量的激增，与社会的开放与文化的繁荣同频共振。一部新中国出版史，也是新中国文化史、社会史与传播史的鉴证。
与此同时，出版形式和内容载体的多样化也得以长足发展，深入广泛关照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科技进步与知识更新的方方面面。新世纪以来，互联网与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以一种革新性的技术驱动力全面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出版业的产业形态、媒介表现与传播模式。出版不再是出版社、媒体等传统机构的专利，而是人人可以是创作主体，出版的形式有文字、图片、语音、视频等多种方式，载体则有书籍、手机、平板电脑、电子阅读器等，中国社会迎来了泛传播、泛出版的时代性狂欢。学者们将之称为“数字”、“电子”、“在线”“跨媒体”出版等等不一而足。
视音频、交互游戏与社交服务更是强势出场，在瓜分传统纸质出版与以文字出版为主要内容出版市场的同时，也开始抢夺未来用户的注意力、忠诚度和阅读时空，而其直接的结果是刷剧追更、游戏开黑的时间直接褫夺了阅读的时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书报刊和电子书阅读量均有所下降，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5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2.84本，纸质报纸的人均阅读量为16.33期（份），纸质期刊的人均阅读量为2.33期（份）。 而根据上述机构的调查，在2015年，日本则是19.2本、俄罗斯18.2本、韩国9.3本、法国8.3本。 另一份数据更是让人吃惊。据中国青年网校园通讯社于2019年所完成的调研发现，46.3%的受访学生平均每天读书时间不足30分钟，每天花费30分钟到1个小时、1个小时以上时间读书的学生分别占33.91%、19.79%。在读书数量上，44.91%的受访学生平均每月读书不到一本，另有43.17%和11.92%的学生分别平均每月读书1-3本和3本以上。 而反观数字出版的魁首之一的网络游戏，则是另一番天地。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发现，“大学生平均每天玩网络游戏的时间约为2小时，超过两成（22.95%）的大学生基本每天都玩网络游戏。游戏不再只是男生的偏好，接近一半（47.7%）的女生表示玩网络游戏，14%的女生基本每天都玩，五分之一的女生至少每周玩一次”，按学校分类，课题组发现，“高职院校玩游戏者近七成，普通本科玩游戏者超五成，双一流高校玩游戏者超六成”。 阅读时间的不断萎缩与游戏时间的不断飙升，残酷地呈现了传统模态的图书出版与娱乐至上的在线出版在呼唤读者、吸引用户的差异性反映；也深刻体现出传统出版业在迎战新型的数字、在线、音视频及游戏出版之时的艰难困境。如何在当前纷乱复杂的出版市场和利益迷阵中，不忘初心，创新发展，是当前传统出版业新型出版业都需要深思的问题。
二、出版业社会角色的二重性
出版行业承担着信息、思想、知识、规则、技能等的创造和传播义务，其社会角色是信息、思想、知识、规则、技能等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从这个意义上看，出版业一经出现，就被赋予了崇高的使命和社会责任；这是出版业社会角色的第一层，即以公益精神推动文化传承与传播。全民阅读倡导者聂震宁一再强调的出版业以及出版人的“社会担当”，是为公共利益而奋斗的内在驱动力。于殿利在《出版是什么》一书中对此总结道，出版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是构筑民族国家的思想基础，二是构建民族国家的知识体系，三是奠定民族国家的道德基础。 思想基础、知识体系、道德基础是一个国家的文明传承与历史承载的核心内容，唯有出版业可以将之具象化、实体化，并将之传播以继承。中国向新时代迈进，所面临的问题，较以往更为复杂，不仅需要思索传统维度的这三个核心内容，更要探寻它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新发展与新内涵。
以新时代的思想体系为指导，建构全新的出版模式、发行体系与行为规则，充分研究和阐释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识遗产的创新性改造与创造性发展，以求获得全球社会的认同，中国出版业所担负的传播使命是极为重要的。但与此同时，出版的文化实体是出版企业、出版社、出版公司，它们也需要应对来自市场、受众的要求，履行发行之任，实现产业振兴之责。这是今天的出版业必须要面对的另一层社会角色的二重性。逐利永远是市场的行动指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出版市场的健康繁荣是新时代中国文化产业兴盛的标志，但在其繁荣的另一面，每每也有泥沙俱下，混沌市场的表现。微出版、自媒体、社交场景纷纷进入泛出版的版图之中，但其自查、自治、自审等能力欠缺，却又能引发大量无意义的爆款内容，激发流量经济。明星在新媒体上发一句“起床了”字样的话，都能引来数万人的关注；而严肃类的书籍，销量很小很小。被大众读者淡忘的《活着》因TFBOYS在网络晒出的18岁书单所列，而重新成为销售冠军。全世界实体书店的一再关门，更是一个直观的体现。近年来，日本平均每年就有250多家书店关门， 90%以上是小型实体书店。我国实体书店自2011年后大量倒闭，经历了长达五六年的低潮期。直到2017年，跨界经营模式逐渐萌芽，实体书店才缓慢复苏，坚持到今天。“实体书店的关张往往成为文化界的现象级话题，常常配搭国人不读书、80年代一去不返等呜呼哀哉的感叹，被建构为时代性的精神危机……比起一间书店亏本消失，人们更感哀伤的是自己曾经的宝贵阅读经验的消逝，和对全社会普遍不再读书的悲观预见——而这种预见，又紧密夹杂着人们自己已经知觉的远离书本、远离阅读的危险体认”
实体书店不断萎缩，书号出售的灰色产业链却畸形繁盛。2020年4月21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前总经理兼总编辑董秀玉发文感叹，“卖书号乱出书盛行, 我们如何留住尊严、增强实力? ”，坚持“理想出版，智慧经营”的理念言易行难。“启发知性的出版物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能源，而商业利益亦是企业发展必备的动力，在理想与现实间，有文化责任的出版人不可能再有别的选择。这里，第一位的永远是文化责任，永远要坚守的是文化尊严。”
尊严和生存，这是出版业面临的两难选择。对出版业来说，公益情怀是社会需求与国家需求，市场的饭碗，则是自身发展的需求，二者都很重要。新时代，中国社会面临诸多挑战，出版业一方面要一如既往地担当起社会责任，继续进行启蒙、教化、规训等工作，另一方面，出版机构也要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找到突围之路，从第一部分所言的竞争对手中夺取客户。公益精神，首先得有发挥公益精神的资本。
三、探寻出版业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路
如上所言，出版业面临着两难选择。对此，有人提出，对于出版业的困境，国家财政给养是最好的办法。此言看似有理，但有走回头路之嫌。这一点，改革开放之前的“大锅饭”已经在实践中证明不可行。即便一个小团体的集体行动中，尚且有“搭便车”行为， 更何况财政给养体制中？
还有人提出，要国家出台政策，限制低俗文化等，以为高雅文化留下生长的空间。但这个提法，有道德主义的嫌疑。一些地方的民歌中，有一些不雅的内容，是不是可以因其不雅，而禁止其传播？实际操作中不现实。大家口耳相传，总不至于道路以目吧。
那在不改变出版业现有机制的情况下，出版业能不能找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路，秉承公益精神，探寻市场之脉动？
从客户的角度分析，为什么游戏等娱乐形式能吸引众多的客户，而能让人进步、发展的书籍，反而今天的读者却在远离呢？就心理学角度讲，娱乐的本质，就是让人在特别放松的状态下获得愉悦感和满足感。游戏娱乐，满足了人类心理休闲、放松的基础需求。同时，尤其角色扮演等行为，还让参与者还能产生角色转换以后带来的虚幻的满足感。客户的选择未必是向上向善的，但客户的选择是关乎利润的、关于市场的、关乎产品提供者的生死存亡的。这是出版业不得不面临认真思考和研判的读者与用户心理。
出版业需要直面的现实挑战，就是在内容与形式的创新上，实现出版、发行、平台、形态的跨界融合，将客户从其他娱乐形式中“抢”过来。在这一点上，电视节目相对要走得快一点。比如《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收视率、口碑俱佳。以文字为主的出版业，是不是也可以借鉴成功案例，转换多种呈现形式，让客户在新闻乐见中，带着参与感接受启蒙、教化、规训？笔者认为，这完全可行。出版业可以跨界，与电视台、新媒体平台紧密合作，为其提供优质内容。在新媒体平台上，有不少讲严肃内容的学者，已经俨然成为“网红”。
出版业几乎掌握了所有的文化IP，但在文创市场上，其所占的份额有多少呢？在这一点上，可以学一些故宫的文创开发。据媒体报道，2017年，故宫的文创收入就达到15亿元，“超过1500家上市公司”。而故宫一年的门票收入不过7亿元左右。和出版业作类比，故宫的门票，就相当于图书的发行价。但故宫赢在门票外的文创收入，出版业有何不可？文创包括很多内容。现代人的需求，已经完全多元化了，出版业完全可以依托掌握在手中的IP，开发出不同的文创产品，以此来赢得更多元的客户。除此之外，各地的景区、文化园区、城市景观中，都需要大量的文化内容。而这正是出版业的强项。以上所言，都是创新。市场可以做到的，出版业也可以做到。市场是残酷的，又是透明的，自命清高的嗟叹换不来自身的繁荣。
出版业从一出生，就承担着启蒙、教化以及规训等社会责任，在新时代，因处于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社会责任更加重大。这是国家和社会的需求。但是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一方面一些网络平台，正在抢夺出版业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出版业又要社会担当和生存中做两难选择。笔者认为，社会担当和生存不构成矛盾。出版业拥有几乎所有的文化IP，完全可以从内容呈现形式以及文创着手，革自己过去的命，积极创新，总会杀出一条血路。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出版是文化的载体。一部人类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知识创造和传播的历史。全根先在为于殿利《出版是什么》一书写的书评中指出：“历史表明，知识的传播、出版的兴盛，总是与文明的进步联系在一起。”
坚定文化自信，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运用互联网与移动技术推动人类知识共同体的科学传播、公共服务、文化共识的不断发展，这是中国出版业“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责任。 “举旗帜”是基石，“聚民心、育新人”是其人民性与公益心的直接体现，“兴文化、展形象”则是出版业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践行方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而深入探讨新时代中国出版业的社会担当与公益精神，以寻求自我革新、实践求真与可持续发展，则是出版业为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所承担的产业参照与践行主张。
（本文作者程素琴，中国传媒大学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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