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常论常新的话题，尤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下，如何在强调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的核心语境中，从多学科、多维度的视角探究一条行之有效的新时代出版人才的培养路径，更是个值得我们出版界和出版人高度关注的问题。
本文拟从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三种学科的视角研究出版人才与其重要的关联性，并试图提出如何从三学科角度培养具有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的出版人才的路径思考。
一、继承和发扬牺牲与奉献的“中华美学精神”
无论有多少美学家，也不管有多少种关于美的定义，通俗地讲美学就是研究何谓美、如何美的学问。但我们发现尽管美学流派不少，美学大家也颇多，但都将牺牲和奉献精神视为美的最高境界（有的还进一步引申出和“美”有密切关联的“義”）。这种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更是新时代所需要发扬光大的中国人的“集体美德”。
作为“甘愿为人作嫁衣裳”、“甘当人梯”的出版人尤其是编辑，古往今来都很好地传承和发展了中国人的这一“集体美德”。
鲁迅先生在这方面是“人梯精神”的最好楷模。仅在1921年到1931年的这十年里,他不但自己译著了30多部作品,更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是为别人作品（包括杂志）进行校勘、纂辑、选定、校字、校订达70余部(卷)。他曾经说过“我在过去的近十年中,费去的力气实在也并不少,即使校对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下一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并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常常整天没有休息”。《木刻纪程》是鲁迅编辑的一部著名的美术书籍,其中8位青年木刻家在1933年至1934年创作了24幅作品,他为了收集和编辑这些作品占用他很多时间，也花费了不少精力。当时,有些从事版画创作的青年已离开上海到外地去了,但还是阻断不了是鲁迅和他们不厌其烦地多次联系,他就是以这种甘愿奉献的精神和他的人格魅力感动了画家，怀着对进步青年的满腔热情和殷切期望,终于索取到他们的原稿,在1934年由鲁迅出资得以出版。毛泽东曾经说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可是他对青年人，尤其是对他所编辑的青年人的作品，心肠却是最软的。
从美学和中华美学史的维度考察，“美”这个汉字结构，虽然专家看法不一，争论不少，但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就是无论是“羊大为美”还是“羊人为美”或者“女美之美”都是和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在字体下面作为支撑，他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是十分巨大的。而美学研究的精华部分——真善美：“真情”之“真”、“与人为善”、“美美与共”等等都是建立在人的奉献和牺牲基础上的。
在21世纪新时代的今天，尤其是2020年这样一个难忘的年代，面对后疫情，我们出版人这种奉献和牺牲的美学精神应该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上强调的要“传承和发扬的中华美学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具有“责任意识”“社会使命感”的心理学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讲到过“责任意识”。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责任意识，其实就是一种自觉意识。它和“自发”有本质的区别。自发是不受外力影响的不自觉的本能行动，属于“不知不觉”的动作，是未经有意识地思考的“下意识”；而自觉是经过主动思考的，强调主体本身的主观能动的行为。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生产者之一出版工作者，他出版和编辑的成果决定了他必须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在多种工作职务或社会角色中，前面冠以“责任”二字的并不很多，而“责任编辑”既是一种光荣的称谓，更是一种体现自觉意识和使命感的社会担当。
比如当新冠病毒刚刚袭来时，作为出版人，作为责任编辑应该给人们及时迅速地提供什么样的“精神食粮”？有的出版单位面对疫情手足无措，产生畏惧心理，放假了，停业了……；而有的则迅速在网络上发出通知和启事，开辟如何防范和战胜疫情的相关栏目，及时向有关专家约稿或者立刻推出网络征文活动。比如《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在2020年1月23日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仅用两天出版上市》为题，及时编发了“南方出版传媒广东科技出版社在第一时间约请全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和疾病预防控制技术指导中心、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编写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一书。”的消息。该报道不但体现了报社的新闻敏感，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报社领导和编辑记者在突发的疫情面前作为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心理学上的自觉意识，他们既对“仅用两天出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一书的出版社给予了肯定，也在出版界发射了一枚“信号弹”：出版人要走在时代的最前头，要在强烈的责任意识自觉意识作用下，表现出其应有的社会担当，进而完成新时代出版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三、加强对出版人以“和合”为美的社会活动家角色塑造
新时代的出版人和编辑，虽然也要做一些一丝不苟的审稿、改稿、校稿等一系列的案头工作，但是在我们看来社会交际的职能和任务也是同样重要。我们从编辑的“辑”的词义里便可窥见一斑。“辑”在《辞海》中有“协调驾车的众马”、“和睦”、“和同”、“齐一”、“聚集”、“拖着不使脱落”、“连缀”等意思,这些词义中的大多数都有“团结协作”“和合为美”的涵义。表现在编辑的具体工作里,常常体现为编辑和作者的关系问题。这就要求编辑除了应该具有奉献精神和创造才能之外,还必须具有一种社会活动家的才能。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就是要有一种人际交往的亲和力和善于与人沟通的人格魅力。
从中国近现代一些比较出名的出版和编辑史料中，可以看出，有些出版人、编辑和作者成为了推心置腹的朋友。比如历史上著名的“流亡的东北作家群”中的中国现代作家骆宾基先生，当年想要出版他的长篇小说《边陲线上》，费尽周折终于联系到了茅盾先生。茅盾先生不但从文学角度给这位名不见经传得年轻人以较高评价，还从出版角度约他到杂志社见面，虽然几次推荐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及时出版，但茅盾先生早已成为了骆宾基的知己和领路人。而同样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事，时任主编的傅东华将周文描写川康军旅生活的小说《山坡上》删去了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还改动了不少文字,发表后，引起周文的不满，导致了两人之间的论战，后来在火药味越来越浓时，鲁迅出面才得以平息。这场著名的“盘肠大战”现在看来有很多原因，但其中重要一条就是编辑没有放下身价，没有与作者推心置腹交朋友而导致沟通不畅和误会所致。巴金先生曾说：“编辑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作家无法把作品直接送到读者的手里，要靠编辑的介绍与推荐，没有这个助力，作家不一定能出来”，因此他希望“作家和编辑应当成为诚意合作、互相了解的好朋友”。
从社会学和美学的交融角度看，中国古代的《尚书》《周易》《左传》《国语》《论语》《荀子》等著作对“中”、“和”、“和合”美学思想多有论及。尤其《乐记》这部对先秦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系统总结性的经典文献，更在前人在对“和合”美学思想论述的基础之上，将“和”作为音乐艺术评价的重要标准，集中揭示了“和合”之美的思想内涵。我们将“和合”之美引入对现代出版人如何将自己塑造成让作者喜爱的社会活动家的重要路径，是具有较强现实指导意义的。
总之，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下，尤其在后疫情时代，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是出版人需终身研究的课题，以此为中心多维度探究新时代出版人才的培养路径，更是中国出版界不懈的追求。
（本文作者赖莉飞，宁波工程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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