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在世界上政治经济地位不断提升，党和政府逐渐认识到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大精神也提出“坚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与世界和谐关系”的基本方略[1]。习总书记还对文艺工作者提出明确的要求和期望——“要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新闻出版从业人员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要想让中国文化迈出国门，登上世界文化的大舞台，需要一种公益精神，同时也要体现了我们中国文化在推动世界文明进步发展进程中的一份社会担当。
一、什么是出版人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
1.公益精神的概念和对社会担当的理解
“公益”一词，是经由西方舶来到日本，由日本人冈幸助始在《慈善问题》一书中将“public welfare”首次译为“公益”。从字面上，公益可以理解为“公众的利益”或是“公共的利益”。广义的公益是指一切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行为和活动，既包括政府性的，也包括非政府性的，既包括营利性的，也包括非营利性的[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1999年6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公益的范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救助灾害、救助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活动;(2)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3)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4)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
从“公益”的起源、理解和范围来分析，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当代公益首要关注的话题一定与公共卫生、自然灾害、儿童健康和教育、贫困和不平等、农业发展以及弱势群体利益等公众福利相关，此外，公益还要为旨在社会进步和生活日益美好的公共事业而努力。
而社会担当是指个人或是组织对人类社会的当下和未来发展的责任担当。例如，在中国疫情得到阶段性控制，而世界疫情日益严重的时候，中国积极主动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进行信息交流，迅速分享部分毒株全基因组序列，还为全世界多个国家提供口罩等重要医疗物资，并向意大利等国派出多个国际医疗救援队伍，帮助世界人民战胜新冠病毒。这就是中国所展现的对世界人民的一种公益精神，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的一种社会担当。
2.什么是出版人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
公益精神对出版人来说虽然是一个较新的词汇，但其所包含的内涵对我们来说却并不陌生。早在七十多年前，我们的出版先驱、生活书店和三联书店主要创始人邹韬奋先生就明确了“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宗旨。此外，韬奋先生始终坚持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为推动国家文化的进步发展和传播而努力不止。由此可以看出，今天我们所提倡的出版人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正是先生多年来的坚持和追求，即新闻出版行业工作者及组织要紧密关注公益话题，以社会大众为服务对象，主动地、自发地为社会和人民大众提供的多形式、多方位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满足人民大众不同时期的不同层次精神文化需求。
出版人的社会担当所包含的内容，既有历史文化的传播使命，也有对大众民生的忧患意识，还包括了促进未来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责任担当。在举国上下共同抗疫的过程中，中国出版人克服疫情对日常经营工作造成的重重困难，为公众提供了包括纸质书、电子书、有声书等多种形式在内的100多种抗疫读物，及时普及了科学防疫知识，有效消除和缓解了大众的恐慌心理。同时，各出版单位还推出不同形式的内容丰富的线上阅读活动和服务，通过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的方式，丰富居家公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国出版人在抗疫时期为全社会大众所做出的这些努力，正体现了出版人对社会大众的一种公益精神，同时也体现了我们为国家排忧解难的社会担当。
二、中国文化“走出去”必须要有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
1.以公益精神作为敲门砖，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
今天我们讨论的公益精神，就是韬奋精神在当今社会的时代体现。新中国成立以来，韬奋精神已然成为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一面旗帜。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公益精神和韬奋精神作为指引。全世界的公益活动无不关注公共卫生、自然灾害、儿童健康和教育、贫困和不平等、农业发展以及弱势群体等公众福利问题。无论世界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在面对这些公共问题的时候，在为了改善这些问题而开展公益活动的时候，是没有国界，也没有个体利益的，有的只是对全人类的美好生活和世界未来良性发展的憧憬而付出的努力。
新闻出版从业者们，应该坚持公益精神，重点关注世界范围的公共利益问题，积极策划出版相关的文化产品，开展和参与相关公益文化活动，以公益话题作为敲门砖，借助出版传媒的公共性，发挥文化媒体的影响力，为世界人民提供具有中国独特文化魅力的文化产品，丰富世界人民的精神生活，在与全世界进行文化交流和沟通的同时，也让世界看到来自中国的友好善意。通过以公益精神与全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渠道和方式，最终在帮助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同时，也使得我们优秀的中国文化能够以正面的、友善的、互助的形象被世界所了解和接受。
2.弘扬优秀的中国文化，体现推动世界文明进步发展的民族社会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提出“文化自信，文化强国”的战略要求。作为文化战线工作人员，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到我们优秀的中华文化的先进性，要自信我们中华文化在推进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一定能够发挥非常巨大的重要作用，
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中国在传统的文化上，其影响力是无法估量的” “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 [3]。世界的命运同中国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从来就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古训。除此之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芒，时刻照耀华夏儿女的心灵，融入我们每一个人的血液之中。孔子的“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追求的是博爱的胸襟和至高的道德标准。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而墨子主张“兼爱”，以“兴天下大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这些传统文化思想都表达出对天下大众的共同利益的重视，甚至高于了国家社稷。此外，以“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以及“协和万邦”等为代表的大同理想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同时也表达了中国文化中对于人与人和谐相处，国与国相互平等、互敬互助的理念和美好愿景，为中国民族的精神生活中树立了优越性和权威性。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新一代文化出版工作者的社会担当与历史使命就是重新树立我们的文化自信，将我们优秀的中华文化“走出去”，让我们的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助力世界文明的发展，推动全世界社会共同进步。
三、中国出版企业在“走出去”实践中体现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
1.湖北科技社的抗疫书籍助力世界抗疫
面对2020年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身在文化战线的出版企业，同样也为世界抗疫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就是我们出版企业为世界人民体现的公益精神。
新冠疫情暴发之后，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立即与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组织传染病防治专家、病原生物与免疫专业研究学者，以及武汉三甲医院临床一线专家一起有针对性地紧急编写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一书，并邀请了钟南山院士为该书作序。不仅如此，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领导心系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在该书出版之初就开始积极布局版权输出。他们不仅找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医学语言服务研究中心组织专家团队翻译该书英文版，还同国际知名的成都锐拓传媒公司达成合作，全权委托其代理该书的全球海外版权。经过充足的准备和各方的共同努力，在图书出版后短短两个月时间内，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成功地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一书授权到美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等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共涉及语言版本16个，创造了特殊时期中国图书版权对外销售的奇迹。该书多个外语版图书的出版，为全世界疫区人民提供了最及时有效、且是最前沿的防控经验，普及了关于新冠肺炎科学知识，为世界各国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病毒提供广大的群众科普基础。
在世界抗疫的关键时期，中国出版人及时把中国抗疫经验传播世界，为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流行贡献出了中国的力量，这是我们为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健康福祉而作出的努力，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应当承担的民族责任和社会担当。
2.重庆出版集团在弘扬中国文化方面的探索和经验
重庆出版集团自2005年正式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国家的“走出去”战略，坚持以弘扬我们优秀的中国文化，推动世界文明的进步为己任，勇于大胆创新、努力开拓。经过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重庆出版集团在对外输出版权和国际合作两方面均取得了重大突破，收获了丰硕的成果，体现了中国出版人对世界文化发展的社会担当。
十五年来重庆出版集团向外图书版权输出达到近千项，输出地包括了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加拿大、美国等三十几个主流欧美国家和地区，输出的图书不仅有少儿和传统国学，还有中国文学、高端学术和思想领域等图书。例如，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输出了26个国家和地区，25个语种；《徐崇温政治研究文集》系列丛书和俞可平的《西方国家理论评析》等高端学术理论书籍先后成功输出到加拿大和土耳其，《中国特色社会文化研究丛书》和《中国梦的理论视域》成功输出到日本，此外，还有《快递中国》《口碑化——小米为什么能成功》以及《分享经济：重新定义未来》等讲述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和成就的一系列大众图书输出到了阿拉伯地区。
除了原创图书授权海外的数量和质量在稳步提升的同时，重庆出版集团为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积极参与和开展国际出版合作项目。在2005年集团加入了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发起的“重述神话”国际合作出版项目，著名作家苏童的《碧奴——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和阿来的《格萨尔王》 先后入选，成为该国际项目中唯一一个有两本图书入选的国家和出版社。其中《碧奴》一书，成功地向 22个国家和地区输出了版权，为集团在国际内外赢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紧接着，重庆出版集团领导决定再接再厉，开拓创新，通过国际出版合作项目的平台和渠道，继续传播我们优秀的中国文化。2006年，集团了解到东西方虽然有截然不同的文化理念和意识形态，但西方主流社会对于今日中国的繁荣发展充满好奇，希望了解其背后的政治理论基础。于是，结合集团在出版马列论著方面积累的出版优势，重庆出版集团决定策划推出一套介绍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体系的专著，让西方学者“听”到来自中国高端政治理论专家的声音。由此，重庆出版集团与有着300多年历史的荷兰博睿（Brill）出版公司商定合作出版一套名为《当代中国著名学者论丛》（7卷）的系列丛书，详细阐述中国对民主与法制、全球化等世界热点问题的观点[4]。《当代中国著名学者论丛》项目的诞生，是重庆出版集团在国际合作出版领域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成绩，标志着集团已经脱离了初级阶段的学习和跟从，开始主动地、有意识地将我们中国文化里精髓和优秀思想传播到世界，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
四、牢记出版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努力探索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创新举措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文化强国”的精神为指引，再加上出版业领导和前辈的成功经验，我们新一代的出版人更应该懂得在致力于中国文化“走出去”进程中，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思考如何继承我们已有的优良出版传统，继续做好中国文化走出去工作。
首先，要以公益精神为指导，确立明确清晰的“走出去”方向。我们已经知道全世界的公益活动大多关注公共卫生、自然灾害、儿童健康和教育、贫困和不平等、农业发展以及弱势群体等公众福利问题。各个出版企业应该结合自身的具体情况和出版特点，择其一二来重点突出，争取在特定领域能够与世界进行对话，最终中国出版企业齐头并进，才能让中国文化全面走出去，与世界文化进行充分交流和沟通。以重庆出版集团为例，重庆出版集团领导和版权工作人员多年来关注儿童话题，意识到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亦或是今年这样特殊的疫情时期，儿童的健康和教育一直是大众关注的焦点，因为儿童的健康成长是人类共同的愿望和未来的希望。多年来，集团不仅一直注重培养自己的童书原创作者队伍，打造优秀的童书编辑团队，同时还积极创新国际合作模式，例如同海外的图书出版公司联袂合作，双方根据国内外读者的特点，共同分析图书选题和市场需要，推出既适合国内读者需求，也能满足国际化要求的产品，在国内销售推广的同时，也能实现产品的走出去。
第二，强化出版人的文化自信，继续大力弘扬我们优秀的中华文化。习总书记曾经多次反复的谈到中国文化的伟大，强调国人有文化自信的重要性。作为文化战线的工作人员，我们责无旁贷应该扛起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任。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也为全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虽然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血与火的磨难，但中华文化的光芒并没有消失，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让它的光辉重新被世界人民看到，发挥中华文化在推动世界文明进步，人类共同发展的进程中应当起到的民族责任和社会担当。同样以重庆出版集团为例，在了解到西方主流国家出版了一套以介绍西方哲学家、思想家（例如柏拉图、卢梭、黑格尔等）的《60分钟读懂伟大思想家》系列图书，集团领导和版权人员立刻意识到，我们应该相应地推出一套介绍东方哲学思想的系列图书，把我们传统中国文化里的孔子、老子、孟子等重要思想家和哲学家都介绍给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早在几千年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些伟大的哲学思想，对中国乃至全人类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国文化“走出去”已经是我们国家新时期发展综合国力的一项重要发展战略，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坚强指导下，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等各项国家政策的推动和支持下，中国文化“走出去”已经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不可否认，中国文化未来的“走出去”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还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因此，我们提出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重视公益问题的敲门砖作用，以公益精神进行文化交流，同时加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努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这对于我们在当今时代背景下，继承优良出版传统，弘扬我们优秀的中国文化，推动世界文明进步，体现中国的民族责任和社会担当，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本文作者刘红，重庆出版集团版权经理）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网-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2]卓高生．公益精神概念辨析[J] ．理论与现代化，2010（1）：87-91.
[3]黄玉娇．“一带一路”建设下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担当 [J] ．桂海论丛，2017（6）：44-49.
[4]张兵一．重庆出版集团： 输出版权“神话” 传播华夏文明[J]．出版广角，201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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