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中,全国有超过四成的图书出版社积极投入战斗。本文通过划分出版社快速响应四个阶段,用数据勾勒出图书出版社在助力疫情出版服务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进而对国家面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出版社如何能更好地做出快速反应提出几点思考建议。
关键词:抗击疫情;应急响应; 转型升级; 社会效益
2020年春天,一场“新冠肺炎”席卷全球。疫情防控号令吹响以来,新闻出版行业积极响应。2月6日,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了《加强出版服务 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文件,要求全国出版界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快速应对、主动作为的大环境下,进一步加强出版服务,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要求出版从业者要振奋精神、同心协力,坚守出版人的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1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出版人用知识服务大众,助力疫情防控。梳理归纳出快速响应号召的出版社的阶段特征对于观察疫情下出版行业在整个抗疫时间线中的表现以及探讨在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出版单位该如何快速作为具有重要意义。
1.出版社快速响应定义与阶段划分
本文所指的快速响应,是从时间上考察出版社快速回应党和国家疫情防控号令,及时推出关于疫情主题出版物的情况。本文依据习近平总书记主持抗击疫情的历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部署(从2020年元月7日—2020年4月29日,共15次),将观察出版社助力疫情防控、快速响应划周期分为4个阶段,具体如图1-1所示。
图1-1出版社快速响应4个阶段划分
从图1-1中可以看出,中央政治局在抗击疫情的不同阶段中,提出了不同的目标任务和应对策略。本文观察时间从2019年12月1日疫情预前阶段开始,至2020年4月29日第十五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截止,分为4个阶段。为了使观察数据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笔者团队依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官网公布的全国582家图书出版单位名单2,(军队系统出版社均不纳入观察范围,实际观察的图书出版社数量为558家),并依据名单访问558家图书出版单位的官方网站以及“两微一端”,逐一进行浏览、采集、整理。除此之外,还通过行业相关新闻媒体作为补充信源。
为了更方便观察不同类型、不同级别出版社在这次抗击疫情中的表现,笔者按照原《新闻出版产业年度报告》的统计分类,将图书出版社分为大学、古籍、教育等9种类型,并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官网的分类,将此次观察的558家出版社分为中央、地方两个级别。
经过整理,在558家出版社中有229家推出抗击疫情主题出版物快速响应,占出版社总量的41.04%;共计出版出版物522种(含8种合作出版物实际出版物共514种),平均每个出版社出版2.24种。通过数据得出结论,在此次的疫情中,超过四成的出版社按照中央的总体要求,在疫情防控期间积极响应,并产出了出版物助力疫情防控。
2.出版社快速响应的阶段特征
根据快速响应阶段划分,图中用三条虚线将观察时间分为4个阶段。出版社发布出版物的响应时间见图2-1所示。
图2-1出版社疫情防控出版物时间响应
第一阶段,有1家出版社响应,出版物仅1个,出版物占比0.19%;第二阶段共39天,172家出版社响应,出版出版物320种,出版物占比达到62.26%,平均一天出版8.2本;第三阶段共24天,有93家出版社响应,出版出版物127种,出版物占比24.71%,平均一天出版5.3本;第四阶段33天,43家出版社在此期间响应,共出版出版物66种,出版物占比12.84%,平均一天出版2本。
总结发现,出版社快响时间具有如下特征:
(1)第一阶段在1月25日春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题研究抗击疫情之前,有一种出版物面世,其余阶段按时间顺序递减;
(2)新推出版物的时间集中在第二阶段,即1月25日至3月3日;同样,日均出版出版物最高的也在第二阶段。
抗击疫情主题出版物出版时间一直在延续,但本文依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密集的战役部署,将出版社快响观察时间截止到4月29日。接下来,具体分析每个阶段出版社的快响特点。
2.1 第一阶段广东科技社打响助力出版服务“第一枪”
第一阶段是疫情初期,人民群众对于这样的一种传染病是感到陌生和茫然的,急需出版单位对科学防疫知识进行广泛普及。广东科技出版社是最早响应党中央号令,快速推出疫情防控指导的出版社。该社社长朱文清亲自挂帅,迅速组成攻坚团队,制订任务书时间表,明确责任人,倒排工期,与作者单位主编人员,以及排版、印刷,发行渠道分别联系沟通,确定印数和活动场所。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迅速由副主任何剑峰连夜应战担任主编,与出版社并肩作战。该社11个部门通宵作业强力攻坚48小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于2020年1月23日上午开始发行,1月24日制作完成该书的电子书。1月25日,该书在天猫、京东和当当电子商城,向读者提供电子版免费阅读服务。1月26日,该书完成音频产品制作。可以说,广东科技出版社打响了出版助力抗疫的“第一枪”3
2.2 第二阶段防控指导出版物密集发力
第二阶段是2020年1月25日—2020年3月3日,共39天,期间172家出版社响应,出版出版物320种,占整体出版物六成以上。
2.2.1地方出版社反应迅速
第二阶段整体快响出版社172家,出版物最为密集。科技、社科类出版社表现突出,地方社的快响速度明显要优于中央社;除了大学类板块中央社明显高于地方社,其余板块均是地方社领先。中央社快响比重最高的是大学类出版社,地方社快响比重最高的是科技类出版社。具体如表2-2所示。
表2-2第二阶段出版社疫情防控情况
注:快响社占比是指该类型出版社在中所占比例
2.2.2防控指导与知识普及主题比重大
笔者将第二阶段的出版物按照选题进行分类,发现防控指导、心理辅导与防疫知识所占比重最高,占据了出版物选题的半壁江山。值得一提的时,在第二阶段出版社密集推出面向少数民族地区以及特殊人群需求的抗击疫情出版物。新疆、延边等人民社,青海、广西、宏德、辽宁、四川等民族社,内蒙古教育、内蒙古科技、重庆社等出版社,快速出版藏、维、壮、蒙、哈、彝、朝、傣、景、缅、载等多种少民文字的双语指导及科普用书;延边大学社、陕西教育社、山东人民社等发布韩日等其他文版的出版物信息......全国各地区的出版社都承担起了传播抗疫知识的作用,真正做到了“全国一盘棋”。
综合来看,第二阶段作为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防控指导与知识普及是这个阶段出版社的靶心。这与第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坚决打赢疫情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坚持“全国一盘棋”的战略重心是一致的。
2.2.3出版物表现形式十分丰富
第二阶段出版物表现形式最为丰富,共包含电子书、纸书共11种表现形式。其中电子书所占比重最大,占到了50%。这展示了我国出版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电子书技术已经变得十分成熟。而多媒体图书以及有声图书也在第二阶段集中出现,此类图书需要各部门严密配合,动用资源多,这次能够快速进行出版发行,展示出出版单位不俗的凝聚力与号召力。
图2-3第二阶段出版物表现形式分部情况
2.3 第三阶段社科文史板块出版物比重上升
第三阶段是2020年3月4日—2020年3月27日,共24天,期间93家出版社响应,出版出版物127种。
如果说一二阶段科技出版社起到了“先锋队”的作用,那么第三阶段社科类出版社绝对是“主力军”。在第三阶段,中央社快响家数后来居上,特别是社科类出版社表现突出。但是也看到了地方社在第三阶段依旧坚持多点开花,每个板块都参与了快响。
笔者将第三阶段的出版物按照选题进行分类,发现防疫科普类的出版物所占比重有所下降;纪实类、法规类出版物比例有所上升。此外,还出现了复工复产指导主题的出版物。
第三阶段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复工复产加快提上日程。关于复工期间的防控主题出版物也应运而生。疫情防控期间,防疫工作进展很有成效,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例如有些地方私设关卡,严重侵犯了群众的利益,针对这些问题,法律指导类出版物的出版是必不可少的。此前出版社选题策划的文史纪实类出版物也在这个阶段出版,这一类的出版物选题需要沉淀,载体也多为纸书,因此在第三阶段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总的来说,第三阶段出版物的选题在防控指导的基础上,结合了社会发生的抗疫成绩、治理问题,符合第三阶段的时间特征。
2.4 第四阶段持续发力出版物加速向外输出
第四阶段是2020年3月28日—2020年4月29日,共33天,期间有43家出版社响应,出版出版物66种。
2.4.1中央社科类出版社持续发力
第四阶段疫情进入常态化阶段,对比之前三个阶段的出版物势头强劲,各板块出版社多点开花,第四个阶段出版社渐渐从战时阶段,逐渐恢复日常工作,特别是地方社面临更多的挑战,需要尽快地复产复工,尽快地继续打造出版社的品牌出版物。中央社则持续性发力,承担起了疫情快响的收尾工作。抗疫类出版物仍在继续出版。第四阶段社科类出版社依旧是快响出版社的“主力军”。
2.4.2抗疫主题出版物加速向外输出
笔者将第四阶段的出版物按照选题进行分类,发现文史纪实类出版物比重达到第一位。整理分析发现,第四阶段的文史纪实类出版物,更多的面向国际市场。例如外文出版社在第四阶段编译的《2020:中国战“疫”日志》《武汉封城:坚守与逆行》,分别推出了尼泊尔文版和日文版;山东友谊出版社策划的抗疫主题外宣图书《让我隔空抱抱你——镜头下的人民战“疫”纪实》(中英双语)也在第四阶段出版,全书采用中英文单独编排的方式,既保证单一语种阅读的连贯与顺畅,又能兼顾双语阅读群体的需求。该书出版后被分布在全球24个国家的42家尼山书屋收藏,供读者借阅。4这些优秀的文史纪实类图书及时记录和传播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这段不平凡的历史,把中国抗疫故事带到了世界上的每个角落。通过时间线的整理不难发现,出版社的快响出版物主题与四个阶段的抗疫主要战略目标相一致,可以说,在中央规划的“全国一盘棋”的战略下,出版单位很好地在不同阶段抓住了当前阶段的主要矛盾,为抗疫工作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2.4.3纸书后来居上成为重要载体
这一阶段许多优秀的纸书出版物涌现,疫情进入第三阶段以后,抗疫成绩初步体现,除了抗疫宣传主题出版物出现以外,纸书的后来居上也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许多优秀的出版社经过沉淀,利用传统的载体形式,将我国取得的阶段性成绩和总结的经验教训展现在世界读者面前,此刻的出版社也从传播防控知识的战时角色转化成传统的“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传播者。
2.5 出版社快速响应阶段特征观察
通过100多天的观察分析,笔者发现,从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从疫情开始时的科普到恢复经济复工复产的指导,出版业都展示出了响应国家号召,坚持社会效益在首位的良好新时代出版风貌。尽管出版社“战时”表现存在着差异,但通过阶段观察,可以发现出版社快速响应有如下阶段特征:
(1)分类板块的运动轨迹与阶段部署重点相适应。按照党中央抗击疫情各阶段工作重点的部署,各个出版物板块的数量变动趋势与阶段工作重点部署的要求相一致、相匹配,体现了出版社主动作为助力疫情防控,出版服务作用明显,形成第一个鲜明特点。第一阶段广东科技出版社为助力抗击疫情打响第一枪;第二阶段是打赢防控阻击战的最为关键的阶段,这一阶段防控指导、防疫知识、心理辅导、等主题出版物密集发布,起到消弭恐慌情绪,引导正确防护的作用;第三阶段及时契合了加快恢复生产稳定社会发展的指导需求,面对疫情在全球蔓延,各国携手守望相助,我国出版界通过多种形式助力全球抗疫,与国外同行联手,快速推出英、法、意、俄、日、韩、阿、西、尼、葡、波斯语等多种文版的疫情防护手册,与各国分享抗疫经验;进入第四阶段,工作重点转移到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推进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期,出版快速响应也转入常态化防控恢复正常生产活动阶段。
(2)优秀出版社能够高韧度持续性发力。通过观察发现,许多优秀的出版社能够自始至终贯穿各个阶段进行持续性推出出版物,说明出版社“功在平时”。突发灾难时的快速响应,不是一日之功所能应对,而是需要久久为功的深厚资源沉淀。人民出版社的《中国疫苗百年纪实》以及党建读物出版社与接力出版社合作的《终南山:生命的卫士》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选题并不是仓促之间策划而成,而是经过长时间的沉淀酝酿。《终南山:生命的卫士》本是党建读物出版社今年5月“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系列”图书的中的一本,疫情防控期间作为电子书提前上线;5《中国疫苗百年纪实》撰写更是历时两年,作者采访利用了一大批疫苗研制领域老专家、老学者的珍贵口述史料来作为素材积累。6人民社以及党建读物出版社这种社科类出版社的选题积累深度厚度不言而明。
3. 出版社做好“战时”快速响应建议
“战时”出版社的快速响应成绩单,是出版社媒体融合成绩的“检验剂”,更是出版社能否坚持社会效益在首位的“试金石”。在国家重大安全事件面前,出版社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基于此,本文对出版社如何做好“战时”快速响应的工作,提出以下建议。
3. 1 要始终体现政治敏感和责任担当
疫情发生以来,我国依靠强大的制度动员、制度协调和制度组织能力,以及改革开放40年来形成的综合国力、制造能力,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力抗击疫情。出版人要在这场人民战争中贡献出一份力量,首先就是要做到坚持党的领导,提升政治觉悟,坚守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此次快响出版社中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在逆境和挑战中为抗击疫情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体现了自己的责任担当。
疫情的第一阶段,广东科技出版社就能够迅速把握人民群众的需要,各部门协力合作,打响助力抗疫“第一枪”,这体现了出版社领导高超的政治敏感度和社会责任感,也体现了“战时”更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要求。除了特殊时期,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也是党对新闻出版工作的一贯要求,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就规定了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在历次修改的法律法规层面,《出版管理条例》中有明确的规定。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国有文化企业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步提升。但是文化企业两个效益相统一的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疫情爆发以后,多家出版社快速响应,免费推出出版物,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但是,同样看到了一部分出版社并没有实施行动。出版社下一步在继续推进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同时,要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可以继续完善补充出版社社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引入战时评价指标,使出版社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3.2 要建立严谨权威的作者队伍和专家团队
通过四个阶段的观察发现,很多出版社并不是在面临重大事件时,仓促之间进行选题组稿的,即使是为了完成响应仓促之间进行约稿组稿,恐怕也难出精品。很多优秀的社科类、科技类出版社的“资源库”很深,这种“资源库”并不是单单指选题多,更是指出版社平时积累下的专家团队多、作者多。人民卫生出版社在选题策划和编辑出版中,为了确保权威性和科学性,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指导下,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依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专家组,先后策划出版了多种防控疫情图书;四川科技出版社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及“四川新冠肺炎疫情心理干预工作组”专家团队迅速建立起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推进防护知识的宣传......严谨科学权威的作者队伍和专家团队,可以使出版社面对各种突发事件时迅速作出正确的反应,举重若轻。
3.3 要加快媒体融合构建丰富的出版形式
疫情给全世界的出版业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许多展销会由线下改成了线上,意大利的博洛尼亚线下书展取消,我国的浙江省首届“云馆配”图书展示会成功举办......当然,疫情带来的改变不仅仅是营销渠道的改变,受众对于出版物载体的选择也发生了改变,电子图书和有声书的优势显得格外凸出。数字出版为出版行业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夯实文化强国先行基础的地位提供了强大内生力。在5G时代到来的今天,每一家出版社、每一个出版人,都要在挑战中完成转型升级,迎接创新是出版业发展的内在动力。疫情期间,“云阅读”、“云办公”、网上书店、社交平台进行宣传甚至直接发行内容已经成为了大势所趋。种种迹象表明,在人工智能和5G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数字化、信息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在全球出版业都面临着变革的今天,加快媒体融合的速度,构建形态丰富的出版形式,迎变创新势在必行。
3.4 要提升治理能力练就体系化作战本领
从汶川大地震到这次的新冠疫情,我国都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找经验,补短板,不断完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出版业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也有着多次的经验教训,练就体系化作战能力是有必要的。可以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级别制定不同的应急预案,从上而下进行统一规划。出版物的出版需多部门协同发力,在数字出版作为主流出版形式的今天,所涉及的部门更多,从广东科技社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出版社要练就体系化作战的综合能力,才能从容应对。出版社可以尝试与优秀的出版社或者专家团队保持联系,扩充自己的资源,也可以从建立发行的应急流程、多渠道的图书宣传形式等几个方面入手,建立一个完整的应急体系。
疫情终将过去,出版人要化危为机、戮力同心,勇于承担出版社会责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作为底线来坚守,这对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出版融合高质量发展,以及推进出版行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都有着深刻的作用。
(本文作者陈天宇,北京印刷学院学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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