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出版业公益精神的内涵主要有自利与利他相统一的理性精神、社会责任感、团结互助意识、文化精神、参与精神与实践精神。出版业坚守公益精神的必要性体现在夯实公益文化建设的必要方式、出版业充分发挥公益事业开展的社会议程设置作用、出版业宣传带动公益事业开展的模范引领作用、出版业履行媒体监督义务。出版业践行公益精神的优化路径包括：政府提供法律法规等制度保障、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和建立资金引导机制、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完善出版业公益事业项目统筹管理机制、制定出版业公益事业评估机制。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出版业；公益精神；必要性；优化路径
2020年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当天，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一书，提供免费阅读的电子版。此后，人民出版社推出《中国疫苗百年纪实》电子书，在多家数字平台同步上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抗疫期间中小学生及家长心理防护手册》免费网络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1.0数字版上线，免费供公众阅读。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免费上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电子版，免费发放纸质版20万册，线上阅读用于已近5000万。人民教育出版社免费开放“人教点读”数字教学资源库，多家出版社免费开放了海量教学资源平台，给疫情中的学校教育带了一针强心剂 。大众出版践行公益精神比较典型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文读书声”有声店铺推出的免费畅听活动。各出版机构积极与线上书城、读书APP和公众号联动，实现纸质图书与电子图书同时推出，多数知识型读本推书电子书免费阅读的方式 。
北京开卷对疫情期间出版机构向读者开放数字内容和图书内容的调研数据显示，有“90%的出版机构对外免费开放了相关数字资源，其中出版社占比超过80%。68.75%的出版机构免费开放了电子书、有声书，41.07%的出版机构免费开放了在线课程资源，36.61%的出版机构免费开放过了电子教材，18.75%的出版机构免费开放了专业知识库。除了数字资源，还有29.46%的出版机构从专业的角度推出了疫情相关纸质图书或挂图，为全民普及了疫情防护等相关知识” 。部分出版业相关机构与从业人员在践行公益精神方面已经做得比较出色，但出版业公益精神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出版业践行公益精神的必要性体现在何处，如何将公益精神提升为出版事业的职业精神之一并将其制度化、常态化，如何调动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其中，是本研究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
一、出版业公益精神的内涵
公益精神主要分为公益与精神两个部分的涵义。
一方面是公益，英文中的“public welfare”与公益精神中的“公益”涵义更为切合，是相对于一个人的私利、利益而言的，是社会公众追求公共利益的活动对共同善的向往。从伦理学角度而言，公益是指以人类幸福为终极价值目标的价值体系与行为机制。从社会学角度而言，公益着眼于公众的共同利益，从效用上提升大众整体的福利水平，在社会领域体现为社会保障、社会工作、社会福利与社会救济等。公益的服务对象基本指向社会弱势群体，为了达到公共利益的结果而进行的一种事后协调再分配的工作，内涵捐赠、志愿者行为等追求社会公平的救助行为。公益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而言，公益是指一切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行为和活动，包括政府性的和非政府性的，营利性的和非营利性的，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狭义而言，公益主要是指公益主体以非政府的形式进行的、具有非营利性、非强制性、救助性和社会性的一切公益活动的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公益的范围主要体现在1.救助灾害、救助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活动；2。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3.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4.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本研究更倾向于采纳广义公益的涵义。
另一方面，公益精神中的“精神”，是一个哲学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精神是指“同物质相对立、和意识相一致的哲学范畴，是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的总称” 。“精神”可从两个层次理解：第一层次指人类心理、思维、认识、情感、意志等意识活动的总和；第二层次指思想精华和深层活力的积极意识。第一层次对于精神的理解是比较中性的，第二层次的理解则比较倾向于肯定积极意义与正面意义。公益精神表达了公益主体对公共问题和公益的普遍、明智和各式各样的关心，意味着人们或群体不仅对特定利益而且对总的思想和主张都保有更灵活的态度。
公益事业是公益精神的落脚点。公益事业是一项自觉自愿致力于“帮助他人、奉献社会”的群众性活动，是为公众利益的志愿行动，包括社区服务、志愿捐赠、志愿结社以及非营利性的募款、赠款和管理。公益事业不仅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更是一种可贵的精神气质和人文精神。出版业狭义上只指图书出版，广义上包含图书、报纸、期刊等纸介质传统出版以及数字出版等非纸介质战略性新兴出版、动漫、游戏出版等。出版业分为出版产业与出版事业。无论是出版机构还是个人，由于文化服务工作的特殊性，出版业公益事业更需要公益精神。那么，出版业公益精神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首先，出版业公益精神是一种自利与利他相统一的理性精神。公益的目标包含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帮扶弱势群体，解决社会矛盾，减少社会发展阻力。公益精神摒弃无视他人、无视社会的极端利己主义。公益精神就是“公益主体基于一定的关怀和利他意识而面向特定社会群体或人类发展共同关注问题而有所施为的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念和人格品质” 。公益精神不仅是人类情感迸发的一时冲动，更是一种以个体主体性获得的前提下的理性精神，是自利与利他的统一，是比较稳定的精神状态。出版机构与从业人员在实现自我主体发展的基础上，追求利用专业知识服务社会与他人。
其次，出版业公益精神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公益精神的本质含义并不是要求公益主体完全牺牲自我，而是致力于唤醒公民的社会责任，实现一个人人有责的公民社会。出版本身的作用之一就是引导人与教育人，社会责任感与出版从业者的职业精神相吻合。出版机构与从业人员着力打造出版物的社会效益本身就是社会责任感的具体体现。
第三，出版业公益精神是一种团结互助意识。团结互助是保持社会秩序、家庭和谐、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条件，是公民完善道德人格、实现事业成功所必需的处事态度和行为准则。团结是指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和处事态度上达到情感、意志和行动上的和谐统一。互助是指当他人有困难时，应尽心尽力帮助别人克服困难、解除痛苦。团结互助诠释了公益精神的内涵，引导公民助人为乐、关心集体、扶危济困，反映一定社会、国家和民族的文明进步程度。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出版业从业人员为公众免费提供相关出版物与知识则是扶危济困的重要体现。
第四，出版业公益精神是一种文化精神。文化精神作为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和理想基础，是民族文化的灵魂和精髓，是一个民族生存、延续和发展的重要支柱。出版事业的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建设活动。出版机构与从业人员需要考虑的是引导受众将这种文化精神外化为积极正面的实际行动，做文明社会的积极成员。
第五，出版业公益精神是一种参与精神。志愿服务、募款捐赠给予等，都是公民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一种有效方式。参与主要是指加入、参加、咨询，是一种由外向内的渗入、介入。平民参与公益事业体现的是人类的崇高追求，不再是富人与社会精英的专属，是超越种族、信仰与区域的积极的精神活动。平民慈善才是慈善公益的根本品格，公益参与追求社会普及与公众参与，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出版业从业人员积极参与公益出版是参与精神的具体体现，并且这种参与精神本身就是一种行动标杆与榜样展示，有利于提升平民参与公益事业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第六，出版业公益精神是一种实践精神。公益精神需要道德实践的外在体现来支撑。道德的实践性较强，指导人们生活中的行为，以各种实践方式促进人们的形成正确的行为方式的精神实践，公益精神注重行动的实践精神。公益精神有利于公益主体在实践过程中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外化为在公共领域生活中不断实现公共利益目标的行为规范。出版业公益精神通过从业者的实践外化为出版物纸质版或电子版，最终呈现给受众。
出版业公益精神既表现为自利与利他相统一的理性、社会责任感与团结互助意识、文化精神等积极的人生观和精神状态，又表现在以参与精神和实践精神为表现的外在行为结果。
二、出版业坚守公益精神的必要性
1.夯实公益文化建设基础的必要方式。
只有建立起系统完善的公益文化，才能强化民众的慈善意识与公益精神，才能有效提高图书的利用效率，在此基础上有效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使全民阅读活动从政府推动到群众自发自觉发展，以此助推出版业向良性发展。出版业在进行公益事业的宣传教育方面，具有文化资源、人力资源、设备资源等得天独厚的优势。出版机构与从业人员向来是乐善好施的行为模范与精神标杆，公益文化与精神的建设，不只要求出版机构与从业人员行动起来，更要求他们发动全社会力量，尤其是宣传企业与个人对公益事业的参与和支持，宣传企业与个人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性和积极性，激发全员参与公益事业的热情。
2.出版业充分发挥公益事业开展的社会议程设置作用。
“有许多客体在新闻工作者与各种受众群体中竞相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这些竞争优先地位的客体都可以定义为一个议程。” 客体是我们的注意力指向的事物。议程设置的第一个层面是客体显著性的转移，通俗来讲就是公众对注意力指向事物重要性排序的重置，即获得注意；第二个层面是属性显著性的转移，属性包括凸显某个客体特点的全部性质与特征，即获得理解。公益文化列入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议程，有必要获得公众的注意。只有弘扬公益精神，倡导公益行动，才能全面提升全民素养，为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贡献精神力量。将公益文化纳入道德教育体系之中，能有效培养普通公民对公益事业的责任感与紧迫感，在社会议程设置中获得公众理解，使公益议程属性显著性发生转移。将公益文化作为出版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出版从业者今后的职业自觉。政府对出版业参与公益事业的发展也应大力给予政策支持。出版行业组织与协会也应对参与公益事业、践行公益精神的单位与个人进行激励与表彰。只有将这种政策与激励落到实处，才能切实提高出版单位与个人参与公益文化建设与事业发展的积极性。
3.出版业宣传带动公益事业开展。
出版社与图书馆、社区图书室、民营书店共同创建公益性图书一站式的供给平台与渠道，是将来的大势所趋。只有让公众从公益事业的发展中获益，他们才能对公益事业产生认同感，愿意主动参与并加以理解，进一步积极维护公益事业的发展。对于出版业而言，积极引导社区建立共享图书角，并与社区建立互助模式，是比较有效的公益实践路径。虽然短期来看，共享模式对出版社的图书销售量有一定的影响，但社区图书共享能提升出版社图书的知名度，也有利于促进全民阅读的开展，培养公众的阅读习惯，对于出版业长远而言是有利的。
4.履行媒体监督义务。
不可否认，我国公益事业在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弊病。尤其是公益资源与公益事业活动及资金的不透明，使公众对公益事业的开展产生了很多质疑，不愿意参与其中。出版业有义务对公益事业履行媒体监督义务，褒扬良好的公益行动与精神，深挖并揭露公益事业中的弊病与不足，监督其改正并向良性方向发展。
三、出版业践行公益精神的路径
1.政府提供法律法规等制度保障。
政府需要为出版业公益精神的培育提供制度保障并创设良好的社会氛围。制度保障的最基础支持则是提供法律法规支持。完善的法律体系有助于出版业梳理慈善理念和公益精神。完善针对出版业参与公益事业的税法制度，加强对公益事业监督管理的法规制度建设，建设出版业公益事业自律与他律制度，包括参与人员的组织、人事、社会保障、福利等相关制度，保障参与公益事业的出版单位的社会地位，增强出版从业人员参与公益事业的吸引力。
2.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和建立资金引导机制。
大多数公益组织当前大多依靠政府的税收优惠、补贴来汲取资源。政府对公益组织的税收资助可分为直接资助和间接资助两种。直接资助指的是政府拨出部分税收收入用于资助公益组织。财政拨款在公益组织的资金来源中比重虽然比较大，但覆盖面不够广，不同组织获得的资助差异性也很大。间接资助指政府向给予公益组织捐款的个人和公司、公益组织提供减免税收的待遇，间接资助能有效促进公益组织与公益事业的发展。政府可用购买服务和项目委托的方式资助参与出版公益事业的机构或个人，促使公平竞争，从而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出版公益事业的达成效率。例如，大型文化综合体的新定位已经成为传统书城升级转型的新目标，这需要各级政府包括资金支持在内的各种政策支持和扶持。小型特色实体书店的布局，应该成为城市新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生力军 ，这有利于书香社会建设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3.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出版业的公益实践是为受疫情影响的受众提供权威性、专业性、免费、高质量的知识服务，使受众了解相关专业知识，并实现心理疏导与社会安定的职能。公益实践需要出版业编辑出版人员的通力配合，纸质版本与电子版本的同步发行则需要多个部门通力配合，对于参与公益实践的相关人员进行相应的激励，是公益事业持续开展的重要保障。避免出现出版业公益事业做与不做考核成效一致、做好与做差考核影响不大等“搭便车行为”，这会极大打击出版业从业人员践行公益精神的积极性。
出版业从业人员公益精神的培育需要社会外部环境的积极支持与正面评价。出版单位与个人的公益行动理应赢得良好的社会声誉与较高的社会认同度。公益事业的发展需加大物质激励的力度，尤其是对慈善行为免税政策的实施，使公益事业参与者能获得实在的好处。国内相关方面的具体政策的执行还有所缺失，可操作性不强，出版业从业人员从事公益事业后获得物质激励的比例相对较低。
公益精神虽然是一种自愿行为、个体的道德意识，但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而言，公益精神也是出版业从业人员职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考核评价如何体现、如何激励，最高层面为国家行政规划层面对出版业社会效益考核权重的设置，中间层面为出版业行业协会与组织对出版单位与个人的奖惩机制，基础层面为每个出版社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需要具体思考的目标与方向。公益精神的有效践行也是出版社与编辑打造品牌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公益事业的发展和公益精神的培育，光凭道德说教是难以持久的，需要通过制度和规范来进行激励和调动。需要建立经常性社会捐赠、志愿服务等公益表彰制度，加强对捐赠者和志愿服务者的社会激励。当捐赠与志愿服务受到鼓励并成为公益行动者的一种习惯，成为一种经常行为，公益精神就会逐步得到培养。
社会荣誉激励机制是对公益事业行动者最普遍的精神激励。精神激励与荣誉激励，使公益行动者感受捐赠、志愿服务的价值，产生参与公益事业的自豪感与主动性，并形成榜样带动作用。对于出版业而言，需要大力发展和创新从业人员参与公益事业的荣誉激励机制，设置灵活多变又富有人性的荣誉奖项，使参与公益事业的出版人能获得尊重与社会地位，吸引更多的旁观者参与进来。
社会回报激励机制。激励机制应以制度化的方式保障公民承担为社会服务的责任，使捐赠、志愿服务逐渐成为全体公民的内在要求和自觉行为，而不仅仅停留在思想观念上的动员。在社区的志愿服务和慈善捐赠形成多种模式，有些社区建立“志愿服务银行”，“服务银行”“服务转换”等回报激励方式，都考虑到对志愿者本人需求的回报，发挥志愿者本人的才能，有利于完善公益精神的广泛传播，有利于和谐社区和和谐社会的发展，以上有效社会回报激励机制完全可以与公益出版的激励机制相对接，提高从业人员参与公益出版事业的积极性。
4.完善出版业公益事业项目统筹管理机制。
公益性图书出版社在我国的数量比较少，较难满足广大公众的需求。因此，以公益出版项目为单位组织实施公益行为，成立公益性出版行业协会，统一统筹协调公益性图书出版，是比较有效的。尤其是公共突发事件公益性出版，更是需要集中优势资源，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出版质量，打造权威版本。行业协会发挥公益实践引领作用方面，已经有所行动。北京市新闻出版机构发展战“疫”“+我一个”行动计划，据不完全统计，已有200余家企业参与，免费为公众提供在线教育、知识付费、有声读物等方面的优质资源。中国出版协会组织少儿读物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提供面向少年儿童的出版服务，组织22家民营书业企业向湖北等地捐款200余万元，用于购买医疗防护物资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出版业机构与从业人员参与的一系列编印发的公益行为，是值得肯定的。但也有一部分出版社出版的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图书，内容针对性较弱、与其他同类图书的异质化不明显、品牌辨识度不高，销量并不乐观，在公益推广中已经失去了先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都不太乐观。由此可见，公益性图书出版，尤其是与公共突发事件相关的应急公益性出版，更是需要相关行业协会进行统筹兼顾的，需要动员最有效的力量，编校最权威的版本，进行发布，并根据各个出版社的专业特长，申领任务，将权威版本多媒体化、多元化、多语种化，而不是各个出版社独自为战，各个出版社之间资源消耗，雷同出版。
5.制定出版业公益事业评估机制。
公益事业的评估有利于提高慈善的诚信度与社会公信力，有利于优化政府部门和社会对公益事业的监督管理。制定相关的评估机制，对捐赠、管理捐赠财物以及使用上进行全方位监督，细化评估指标，形成规范的评估工作机制，有利于提升出版业公益实践的有效性与影响力，提升参与公益事业的组织与个人的公信力与诚信度。公益出版事业评估内容、标志、程序、等级有必要实现统一标准，实施信息披露制度，实行资金管理及信息的透明化，定期公布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资料，接受公众与媒介监督。
后疫情时代，出版业态向两个方面转型，一是出版的数字化更加深入，二是碎片化阅读进一步增加 。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干预公共应急事件相关出版选题同质化的问题，出版机构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自我完善，细分受众，走“专精特新”的差异化公益出版物供给的道路，对接政府、民营出版文化公司与受众需求，建立反馈机制，提高公益出版活动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使出版机构与从业人员有效践行公益精神。
（徐振云，黄冈师范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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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慧. 当代中国公益精神培育研究[D].中央财经大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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