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王元化 学术集林 学术出版 公益性 呈现方式
依学理解释，公益是指卫生、救济等对公众有益的福利事业 [1]，与学术出版没有关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为了解决精神上的痛楚与困惑，人们需要阅读各式各样的学术著作，尤其钟情内在本有社会属性的人文社科类图书。于是，学术出版在事实上具有了对公众精神领域有益的“福利事业”的一些特性，产生了“公益性”问题。《学术出版研究》一书认为，“学术出版服务于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精英，它承载着思想传播和文明传承的功能，满足了人们对于原创性和创新性知识消费的需求，处于整个产业链的顶端。”[1]这就说明，学术出版公益性问题已经进入了学术界的视野。
在众多的学术读物中，上世纪90年代由王元化先生主编、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学术集林”书系，属于一个规模较大、特色鲜明、影响深远的学术出版经典案例，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该书系就内容而言，以人文学科为主，兼及社会科学；就作者而言，以国内学人成果为主，兼及海外学人著述；就时间而言，总体属20世纪，个别涉明末清代；就形式而言，由“文丛”（论文书摘荟萃）与“丛书”（自成卷帙专著）组成，从1994至2000年共出版图书25种。特别是该书系追求“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 通过中外300余位学人的代表性著述，重建与发展当代学术思想传统，并在弘扬学术出版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方面颇具代表意义。该书系以重识、明理、得法、求精、爱人等方式呈现学术出版的公益属性，有重要的示范、启示与传承作用。本文拟以之为例，对学术出版公益性的呈现方式做初步探讨，谨呈刍荛，以供交流。
一、重识：存精深远大之思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学术集林与上世纪末的中国知识界同感共生，在追求学术独立、文化自主方面颇有勇气与理想，对中国上世纪末的反思思潮产生了较大影响，也引起了海内外的较多关注。其中一个突出特点，是该书系选书选文首先重识，所选著述存思远大，议论精深，充满智慧。
重识是颇有渊源的学术概念。唐代刘知几在讲史官条件时，最早提出识的问题：“史才须有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后世晁说之、李贽、屠隆、魏禧、叶燮、袁枚、王韬、朱一新等，不但遵从其说，更强调识要排在德、才、学等条件之前，居于首要地位，于是有了重识的概念。其中叶燮的说法很有代表性：“惟有识则是非明，是非明则取舍定，不但不随世人脚跟，并亦不随古人脚跟。”对此，蔡尚思有过评析：“识即所谓见识、见解、眼光之类，属于思想认识方面，也可以说就是世界观。个人的一切言行都是由识决定的，而不是由德决定的。”他举例说：“戴震以钱大昕为当时学术界的第二位而暗以第一位自居，就是由于在朴学家中戴的识最高，戴是论识重于论学的；若要论学，那戴就不如钱的博了。”[1]由此可知，重识是中国优良的学术传统。
学术集林继承并发展了重识这一传统。王元化在《卷一编后记》即表明：“我们不想遵循目前流传起来的说法，把学术和思想截然分开。‘学术集林’发表的文字，希望多一些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在《卷三编后记》又说：“《雨僧日记》曾记陈寅恪对中国学术的看法：‘中国古人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乃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短处则是对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大意)”陈寅恪认为，“今之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不肯用力于学问，探索天理人事之精深博奥。”“简明扼要地揭示了专趋实用而乏远虑之弊。”这些认识，已经有了克服所谓“学随术变”的坚定立场和理论自信，思考不仅达到了较高境界，而且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朱维铮说，“他通过对现状突变的反思，越发认识传统文化的实证研究，应为认知现状与展望未来的前提。”“从矛盾的历史陈述中间清理历史事实做起，探究充满争议的历史真理的认知过程。” [2]谢志浩说，20世纪90年代的王元化，“他的理念是打通学问和思想，印证生命和信仰。” [3]
坚持重识的编纂宗旨，保障了学术集林的高质量与高水准。文丛所选各文，丛书所选各著，二十多年来，或成为所涉学科开宗立派之作，或成为作者个人代表之作，或成为重要的缺遗未刊之文，大部分都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有的甚至已成当代学术经典，被多家出版单位一版再版。如丛书首推、文丛亦同时摘登的《存斋随笔》，熊十力先生以新唯识论重释十二缘生与大生命力，在中国当代哲学界自成一体，被学界尊称为“熊学”，影响遍及全国和海外，国内现有上海远东、湖北教育、上海古籍、上海书店等多个版本。《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4]但此前，《存斋随笔》作为熊先生的封笔力作，自1963年撰写完成后，历30年未能正式出版。中国科学院1964年对其稿件的处理意见是：“若印若干本留存也不行，请退回。” [5]由此，不仅可见学术集林之识，更可见其功其德。又如文丛所刊钱大昕《诏旌忠义屈毓庵先生家祠记》，“认为明朝所以亡的原因，乃在于‘以人才为无益而不用，或用而旋弃之，独与亡国之臣共居，而倚以图治’的结果。比照清初许多学人将明亡归咎于空谈心性之学，钱大昕的见解显得更为切实而合乎历史的真相。论史以鉴今，对于清代汉学家埋首不问窗外事的总体评价和流行观点，此文适以成又一反证矣。”
二、明理：学术为天下公器
对于学理的追求，古今中外的学术界，在理念和目标上是一致的，在范围与程度上各有千秋。理是形声字，王（玉）为形，里为声。“本义为顺着玉的纹理剖分它，或把它从石头中分割出来，即治玉。” [6]治学如同治玉。学术出版明理，就是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把内在学理揭示出来，阐释明白。张之洞说：“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他这里的学，根本上指的就是学理、学术。
学术集林对于学理的探索，无论认识与态度都很“超越”，很有抗志希古的气魄，不但志在重建当代学术思想传统，编纂的背后，更有深刻的文化自主、思想关怀与历史担当。这些认识与态度，在形式上，或直接见于编者近4万字的文丛《编后记》以及丛书《出版说明》；或间接见于相关著述及其按语、整理后记、说明、注释，文丛所刊作者手迹，丛书封面勒口文字。在内容上，有关学术的责任担当、体系流派、精神风骨等都有所涉猎，算是一种广义的学理求索。
第一，在责任担当上，学术集林展现学术本色，愿为天下公器。丛书《出版说明》对此有直白说明：“关于出学术书困难的议论，已经有些时日了。我们列身出版之业，虽知个中种种并非虚言，然深感对于学术文化的积累与发展有着一种责任，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这种责任感，促成了‘学术集林丛书’的出版。”文丛《卷一编后记》所说相对委婉：“我们只是想做一些我们认为有意义而别人没有做的事。”“知识分子毕竟应在知识领域中发挥作用，而不应抛弃自己的本来职责。”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为了“从文化角度的高层次来探讨人人关心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王元化主编过一套影响很大的“新启蒙丛刊”。该丛刊所提倡的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也影响到了学术集林，他自己就承认：“笔者不能由于编辑这套文丛就与启蒙工作告别。” 实际上，王元化的这些主张，还在其参与的“世纪蓝图丛书”及其多部著作里也有呈现。另外要提及的是，王元化重视读者来信和市场反馈，认为读者“并非趣味粗俗，知识浅陋。他们爱真理，有求知欲”[7] 。 其中隐含有可贵的平等观念。同时，他也“渴望读者给我们提意见，使这本文丛能够体现我们的学术文化水平，成为大家爱好的读物” [8]。总之，学术集林既重视优秀学术成果的遴选，又重视读者的参与和感受，把作为天下公器的学术责任，从对象到主体都落得很实。
第二，在体系流派上，学术集林文丛以各学各派代表性著述，巧妙地构建了当代学术思想传统体系。其中纵观可见，过往学术“余续”以及未来学术“渊薮”，举凡明清之际直至上世纪末，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外著述书系均有涉猎；横观可见，国内学术与华文圈学术同中之异以及“中西”学术异中之同，举凡中欧、中美、中日、中印及海峡两岸、内地与香港的著述，甚至很小众的《中亚古国可萨史迹钩沉》《大月氏西移与贵霜王国的建立》也在书系视野之内。这样一个时空交织相互关联的学术体系，不仅有助于廓清读者思路，更使书系的每一著述都具有了开放性，变得立体起来，即不仅呈现自身专业领域的特色、层次与承继，更有了在学术体系中的定位、关联与提升。放在学术史中考察，这种体系构建本身已经是一种发展了。
第三，在精神风骨上，学术集林作者与作品各具性情，相互辉映，大都文如其人，人如其文。不用说明清时代的黄宗羲、钱大昕，章黄学派的章太炎、黄侃、朱季海，新儒学“三圣”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这些大师，也不用说书系在百年间的文史哲领域遴选的诸多佳构名篇。单就新中国自主培养的学人及其成果，就已精彩迭呈，美不胜收了。如在古代史研究和中外古典文明比较研究领域做出开创性贡献的历史学家刘家和，学术集林刊用其论文多至5篇的著名文史学家黄永年。以学术成就让新中国自主培养的学人立身中外学人之林，是学术集林鲜明的立场与态度。
三、得法：治学譬如开矿
得法从形式看是明理的外化，即找到研究问题的最佳路径方法；从结果看是“授人以渔”。学术集林“治学方法与著述风格，各有千秋；一家之言与价值取向，亦各有所属。”丛书专著实际上就是一个个典型学案，勒口文字是作者对治学路径研究方法的精要解说。一则如徐梵澄所说：“治此一古学譬如开矿，入山开采，必须辨明矿脉，……然后采集，加以冶炼，去其渣滓；即是拣选其不与时代精神尤其是科学方法相违的，视其对今世及后世有何裨益，将其采纳，表扬，或存置，搁下。然存置或搁下，亦不是将其毁灭，因为倘其中有些真理的东西，终归是毁灭不掉的。现今许多不合时宜的事物，我们只合将其保存给后人，毁之可惜。将来也许在废料中，又可提炼出其他物品作新的用途。”二则如李学勤对于“汉学”的解释：“这个词，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清朝学者常讲的，是指汉儒之学，或宗奉汉儒的学派，与宋学相对称。……这里想谈的，是另一种意义的‘汉学’，与清人所说的完全是两回事。我认为，我们用‘汉学’一词，要注意其‘学’的性质。外国人写的有关中国的东西，很多不具有这种性质，或者与中国的语言、历史文化无关，就不能叫作‘汉学’。外国汉学家们也是这样看的。”三则如余英时对钱穆治学之困的评析：“钱先生曾说，他一生都被困在中西文化的争论之中。这是大可激人深思的自白。他又说:‘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换言之，他的基本立场是要吸收西方新的文化而不失故我的认同。这和陈寅恪先生所谓‘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是完全一致的。这正是钱先生被中西文化之争所困的根源所在；不用说，陈先生也同在此困中。”
文丛对于得法的呈现，比丛书更为丰富多彩，书评、序跋、答问、札记、传略、年谱、学传、日记、回忆录一类文章，均有或提纲挈领或直接生动的说明。此类文章在文丛里有50多篇，接近总量的20%。因系学问人写学问事，很是清晰透彻，成为学术集林的一个特色。如姜亮夫《忆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文，学术集林刊出后，多家报刊争相转载，影响非常大。该文对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李济等导师的治学，对清华国学院的教学及文体活动有生动的回忆。“清华园的先生们确是我国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他们不仅给学生以广博的知识、高深的学问，而且教会学生做学问的方法，根据不同学生特点指明研究的方向，最后让你自己独立研究。这种教书育人的方法使我终生难忘。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先生们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也都深深地感染学生，即使在谈笑中，也与学术相关连，也给学生以深刻影响。”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治学、教学之法对中国学界有着意味深长的影响。王元化的童年是在清华园“南院十二号”度过的，虽然当时他还小，但是“他通过父亲的人格感召，认同清华，认同清华园南院所代表的价值源头。”“作为‘清华懿弟子’，他与住在南院的那些导师们，越到后来，越是产生了某种精神和人格上的亲近和感应。”有关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文章，学术集林刊有16篇之多。这些文章所记述的导师们，个个学贯中西、学行并重、文史哲兼通，极富超越时空的代表意义、启发价值与感召作用。
四、求精：精简精深得兼
学术出版求精，是在重质基础上对量的适度控制，追求高质量与少字数得兼。学术集林书系具有卷册少而容量大、字数少而代表性强的突出特点。全书系共约563万字，涉及300余位作者。其中，十七卷文丛，辑录学术论文、书摘308篇，编后记15篇，但总字数仅407万，篇均1.25万；八种丛书虽然都是名家名作，但总字数仅156万。除了李学勤《古文献论丛》、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因系专题文集，字数超过20万外，专著如熊十力《存斋随笔》、徐梵澄《陆王学述—一系精神哲学》都只有14万字，特别是周一良《唐代密宗》、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通论部分分别只有9万和6万余字，颇受学界与市场追捧。
学术出版求精，也是一个优良传统。《老子》《论语》等传世经典自不待言。近代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等，就是字数少而代表性强的典范。鲁迅主张写文章删繁就简，“一切可有可无的字句能不要就尽量不要”。陈垣提倡写作要有内容，反对浮辞长文。蔡尚思甚至认为，著述即使“有内容”，也最好少写。他举例说：“明清间大学术家王船山留到现在的著作最多，仅太平洋书店版的《船山遗书》就有八十册，近五百万字。他已经死了近三百年，能熟读他的全部遗书的恐怕一个也找不到。《船山遗书》中字数最多的《四书训义》(据说约八十万言)，竟为古今学者所未暇一读。”[9]
学术集林主编助理傅杰透露，王元化对来稿一丝不苟，其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前在复旦所组稿件，或与丛刊性质不合，或质量不高，均拟退回。”“文丛的编委都是先生亲自邀约的海内外权威学者，而他毫不犹豫地退掉了其中一位老友的来稿。”“一位美籍中国哲学研究名家论中西文化融合与中国文化世界化问题，被先生退了三次。[10]” 特别要提出的是，学术集林采用以论文为主、著作为辅两相结合的办法，以尽可能少的文字，尽可能多地涉猎了不同学科、流派、风格与专题的学术成果，为求精找到了一个科学有效的解决办法和实现途径。
五、爱人：人是学术出版核心
阅读学术集林书系还有一个深刻的感受，人在学术出版中居于核心的地位，爱渗透在作者、编者与读者的相互尊重、信任与服务之中。王元化晚年的助手蓝云说：“先生待人热情，他提倡‘爱的哲学’。”“先生好交朋友，他的交游极其广阔。先生的结交者中既有世界闻名的一流大学者，又有文学、音乐、美术、戏曲等各界名流，还有门内门外的弟子和小辈们，甚至还有许多默默无闻的普通人。” [11]学术集林在爱人方面有三点值得借鉴：其一，文丛编委架构以专家为尊。时下编纂一部较大的书系，都要成立一个阵容强大的编委会，有的甚至成立领导与编纂两个委员会，要请很多顾问，设好多头衔，真正的专家反而常被“边缘化”。学术集林文丛编委彻底去“行政化”，由清一色的专家组成，极为“纯粹”和“简化”。卷一编委架构，只有编委24人、主编1人这样“瘦身”的组成。到卷二增加了2名学术联系人，最多时也只有5人。到卷四增加了2名助理，最多时也只有3人。到卷十五，编委人数最多，也只有31人。从卷一到十七，这个编委架构始终连“学术集林文丛编委会”这类名称都没有要，只单设一页，分别在编委、主编、助理、学术联系人名下列出了具体人名，并且主编位置始终置于编委之后。这与有的编委会不但把领导、管理人员放在专家之前，甚至还要通过改变字体、增大字号等方式以示突出相比，实在有如云泥。
其二，充分相信和依靠“编委同仁”。冯契、史华慈、任继愈、朱维铮、余英时、李慎之、李学勤、杜维明、汪荣祖、林毓生、冈村繁、周一良、周策纵、胡道静、施蛰存、马悦然、许倬云、宿白、张光直、张灏、汤一介、胡厚宣、裘锡圭、墨子刻、潘重规、刘述先、兴膳宏、钱仲联、萧萐父、饶宗颐、罗多弼、庞朴这些名头响亮的学术大家们，没有一个是挂名应卯的，每人都为学术集林提供、推荐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而主编助理徐文堪、傅杰、钱文忠，学术联系人李庆、邵东方、陈宁、费乐仁、樊克政，也个个才华横溢，都是学有所成、身负重任的学界中青年俊杰。但为学术出版，他们矻矻孜孜，奉献韶华。当然，在编委们的背后，还有作者、责任编辑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和广大读者的默默奉献、拳拳关切。
其三，全心全意做编务、服好务。季羡林在《弥勒信仰在印度的萌芽》一文按语中说：“这是拙著《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中第五章的一部分，……王元化先生托人为他主编的‘学术集林’索稿。徐文堪先生来信，亦申此意。但我正忙于整理吐火罗文残卷，无暇为文。考虑再三，元化先生之命不敢违，文堪先生之情不可却，而‘学术集林’又实为我心爱学术读物之一。谨将此章抽出，独立成文，以示随喜之意云尔。”此例及其他很多编务细节都可证明学术集林编务工作的到位和出色。如处理稿件极端认真负责，凡事都要给作者一个答复；如有编委、读者提出意见建议，编者肯定有明确呼应，可独立成篇的意见甚至在文丛刊载；如能及时把新书送寄编委、作者；如为读者解决买书难问题等。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如有编委故去，“学术集林文丛同人”定会以不同方式表达追思。这些编务细节同学术集林著述一样，充满了人文关切与家国情怀，油然升华一种文化力量与修为意蕴，春风菁莪，潜移默化地感染、影响每一位读者。
“学术的发展是一个恒态，也是一个动态。以动态论，他体现在每位学人的思想和实践之中，点点滴滴，闪耀着主观创造的睿智光芒。以恒态论，它超越各自一时一地的短暂存在，古今中外，汇聚成客观知识的历史长河。” [12]学术集林就是这样的历史长河，它上承“新启蒙丛刊”，下启《九州学林》，流淌着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人文的关怀，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
谨以此文纪念王元化先生诞辰100周年！
（本文作者张万兴，九州出版社副总编辑）
参考文献
[1]参阅蔡尚思.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22-24.
[2] 陆晓光.清园先生王元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6.
[3]谢志浩：王元化——有学问的思想家，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4513.html，访问日期：2020年8月2日.
[4]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Xiong-Shili. Accessed July 15 2020.
[5] 王元化.学术集林（卷一）.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57.
[6]古代汉语字典.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4：543.
[7] 王元化.新启蒙（2）危机与改革.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后记.
[8]王元化.学术集林（卷十一）.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编后记.
[9]参阅蔡尚思.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108-110.
[10]陆晓光.清园先生王元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26-127.
[11]蓝云.王元化及其朋友.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前言.
[12] 洪再新.黄宾虹文集全编.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19年：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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