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的灵魂在于传播与普及文化，社会效益是出版业最重要的价值，经济效益只能排在其后。“出版从来就是一项具有文化普惠价值的公益性事业，公益精神应当是出版事业的宗旨和旗帜。”“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从古至今，出版事业都是神圣的，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事业。我认为出版事业的主要目的是为“三公”，即为公众（人人皆可读书）、为公益（人人的福祉）、为公序良俗（推动人人向善）。出版工作者心中有“三公”，才能乐于付出辛苦与努力，心中有神圣的憧憬，有对真知的敬意，才能做出高品质的图书。通过一本一本的图书，向大众传播知识文化与正能量。2020年疫情肆虐，很多出版社都出版了抗疫图书，为抗疫大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体现了出版工作者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
出版单位出版了图书，如果读者没有读到书，或者读到之后没有收获，那么书的社会效益的发挥就很有限，出版工作者的“三公”之心也不能马上产生效果。也有人说，出版社出了好书，做了宣传，大家都知道这本书是公益性的，就行了。可是，充分发挥出版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的前提是能够让读者产生阅读行为，而做好发行工作，使出版物产生经济效益常常是读者产生阅读行为的前提条件。从这个角度讲，出版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统一的，相互促进的。也存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不统一，甚至矛盾的情况。有的出版物内容方面并无多少建树，社会效益不高甚至没有，但因内容猎奇、追求潮流、标新立异，或作者自带流量，而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这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发生了不统一的情况。“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基于这样的理念，我认为出版的公益精神与社会担当意识的发挥，主要应该加强以下三点：
一、注重对出版者价值观的培养。
我所在的出版社对出版工作者的价值观培养一直非常重视，总是第一时间组织学习重大会议精神、重要讲话、出版管理规范等，每年制定出版计划时都强调出版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要落实到选题策划中，重点选题如主题出版等一直是常抓不懈的。按照重要时间节点策划重点选题，如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年等。编辑心中时刻有根弦儿，要心中有国家，心中有人民，才能策划出公众喜欢、有公益精神、利于公序良俗发展的好选题。
2020年9月17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长沙考察调研时指出：“文化产业是一个朝阳产业。”“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从业人员也在不断增长，这既是一个迅速发展的产业，也是一个巨大的人才蓄水池，必须格外重视。”出版业是文化产业中重要的领域，作为出版工作者，我感觉非常振奋，总书记肯定了文化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强调了对文化产业人才的重视。同时，总书记还指出：“文化产业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又有市场属性，但意识形态属性是本质属性。一定要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坚持守正创新，确保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出版工作者在工作中要更加注重出版物的意识形态属性，在加强自身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的同时，牢牢把握住出版物的价值倾向，确保“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
二、注重读者的反馈。
作为出版工作者，首先要搞清楚出版工作“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出版工作为了作者和读者，依靠作者和读者，我是为作者和读者服务的。出版单位服务的对象是作者和读者，而真正使出版物发挥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主要是读者。读者是出版物的评价者，读者认为某一本书读后有收获、受感动、有启发，他才会评价这是一本好书。因此，策划和编辑一本书，要从读者出发，想读者希望读到什么书，书出版后，要问问读者阅读后的感受。要深入读者，诚心诚意做读者的小学生，才能做出具有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的书。否则，只想着怎么从读者的口袋里掏银子，而不管读者反馈如何，是做不出“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好书的。但是我们还需要追问一句，究竟有多少人能读到出版工作者精心策划的图书？又有多少人因为阅读了相关图书而真正从书中学到知识？或者被书中的精神所感动？如果出版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追潮流，而没有深入读者中并给读者以启迪，那么这种书可能就是所谓的“风靡一时的泛泛之作”，能够发挥出来的公益性是有限的。
对于大众类图书，其公益性体现得较为容易，是否传达了正确的价值观，利于社会的公序良俗的建设；是否传承了优秀的文化，使公众开阔视野、增加新知；是否有良好的读者口碑，承载了一定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对于学术类图书，阅读面窄，如何体现其公益性呢？我认为其公益性主要体现在传承优秀文化上，特别是那些承载了新见解、新发现的作品体现了更多的出版的公益精神。当下出版的学术类图书很多，品质参差不齐。作为出版工作者，主要是编辑，应该具有鉴定学术类作品好坏的能力，有的平庸之作东拼西凑，缺乏真知灼见，没有学术创新，这样的图书尽量不要出版。
三、继续深入推进全民阅读。
表面上看，似乎全民阅读和出版的公益精神与社会担当意识没有发生直接关系，但我认为全民阅读的深入发展对出版的公益精神与社会担当意识的发挥有重要作用。一本好书，如果只有一千个人阅读，可能只有一千人有收获，如果这一千人向外传播了这本书的价值意蕴，那么会有超过一千人受影响。如果一万个人阅读，那么会有超过一万个人受影响。如果十万个人、百万个人阅读呢？自然是阅读的人越多，受影响的人越多，书的公益价值也会随着阅读人数的增加而被成倍放大。阅读人数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作者与出版者的积极性，读书的人越多，作者和出版者越会有更加强烈的出版好书的动力，其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也会随之增强。
从2006年中宣部等11家部委共同提出了《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以来，我国全民阅读活动发展十分迅速，2013年多位政协委员提交《关于制定实施国家全民阅读战略的提案》并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2017年《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草案）》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我国公民享有基本阅读权利，并对政府如何加大全民阅读投入和保障力度、如何创造良好的阅读环境进而引领社会风尚进行了规范和约束。各种阅读推广活动、读书会层出不穷，确实引领了全国的阅读风尚。但是，现在社会上没有读书习惯的人还有很多。我国人口众多，受教育程度差别很大，吸引那些没有读书习惯的人加入阅读的行列，对于提高人口素质具有积极作用，对提振出版工作者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具有重大意义。看书的人多了，出版工作者好好做书的动力能不强吗？全民阅读与出版的社会公益精神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
既然从事出版事业，做图书编辑，就要把公益心放在第一位。我所在的出版社是公益性出版单位，我所编辑的图书集中在主题出版和高品质学术著作两个领域。例如，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策划编辑出版了《我和我的祖国：时代人物故事》一书，纪录了63位对新中国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的故事，其中有“共和国勋章”获得者4人，“国家荣誉”获得者5人，“改革先锋”14人，还有若干院士、做出重要贡献的知名人物等。这是一本体现出版公益精神的主题类图书，我希望通过这本书来纪录时代印迹，讴歌新中国70年光辉奋进的历史。2020年我编辑出版了《钱学森与相似论研究访谈》一书，钱学森是“人民科学家”和思想家，读者熟悉他在科学领域的贡献，却不太了解他在思想领域的成就。思维科学是钱学森的重要思想之一，相似论由其首倡，是其思维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上篇通过对11位人物访谈，再现他们在钱学森思维科学指导下运用相似论开展学术攻坚的历史过程，下篇对相似论进行学术研究。可以说，这本书是集宣传钱学森思维科学思想与进行相似论研究于一身的著作，是一本公益性与学术性并举的图书。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我认为虽然其印数不多，难以产生多少经济价值，但其蕴含的公益性与学术性却远远大于其经济价值，相信若干年后，人们研究钱学森思想时，还会找到这本书并仔细读一读。这正印证了聂震宁先生所说：“我始终坚持认为，出版业的公益价值永远要远远大于其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出版物的判断标准，应是其社会公益影响力的大小，而不能简单归结于发行量的多寡。一本发行量不大的好书，往往胜过那些风靡一时的泛泛之作。”
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是出版工作者需要永远具备的责任意识，从某种程度上说，出版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通过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体现出来。作为一个出版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鞭策自己，通过不断地为人民出好书来完成自己的价值与使命。
（本文作者姜虹，人民出版社编辑）
发表评论前，请先[点此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