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2020年1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武汉发生后，迅速在全国蔓延，各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感染病例，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地区）相继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此次疫情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疫情防控做出指示，要求各地各部门果断采取有力措施，汇聚成强大合力，奋力打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
及时的信息发布、正确的舆论引导，是稳定民心、安抚民意的重要手段。疫情期间，全国各出版单位义无反顾地承担舆论宣传与引导工作，结合自身优势、特色，纷纷组织作者团队，编写适合不同读者阅读的防疫图书。这些图书，既有新冠肺炎防护知识、预防手册，也有心理防护指南、儿童绘本，以及反映疫情阻击战中“逆行者”无私奉献精神的作品。这些图书不但及时解答了广大群众关心的一系列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的问题，护航大众健康，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疫情阻击战中，全国人民众志成城防疫抗疫的精神风貌。
二、数字出版助力防疫抗疫攻坚战
疫情期间，全国出版的内容与疫情相关的570种图书，基本上都采取融媒体出版，克服了传播上的困难，为全国爱书人奉献了一场互联网阅读盛宴。[1]
1. 纸书数字化，传播更迅速
疫情发生之初，广东科技出版社组织专家团队编写的《新型冠状病毒防护感染》于2020年1月出版，是当时全国第一本新冠病毒知识普及手册。截至2月10日，该书纸质版本订单量120万册，电子版全网免费下载点击率超过3000万次。1月23日，由湖北科技出版社编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网络试读版发布。
各地出版社紧随其后，纷纷组织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撰稿，出版相关防护手册，如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护知识读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的《协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护手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江苏凤凰科技出版社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护手册》、重庆出版社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众应知50问（藏汉双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众健康教育手册》，也有些出版社为给处于恐慌和焦虑中的人民群众缓解心理压力，提供心理援助和支持，出版了相关心理干预手册，如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新型冠状病毒大众心理防护手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下心理健康指导手册》……
由于受疫情影响，纸书的印刷、发行等环节都不能顺畅实现，因此不少出版机构选择将这些图书数字化，以电子书、音频听书等形式在学习强国、新华书店网上商城、咪咕阅读、喜马拉雅等网络传播平台和数字阅读平台上线并免费传播。截至1月29日，点击阅读量已超千万。[2]
2. 数字化图书馆，丰富读者居家生活
疫情期间，全国各图书馆、网络阅读平台、大型出版社电子图书馆纷纷推广线上图书资源免费阅读的活动。如1月26日，掌阅宣布为武汉读者提供100万份掌阅APP月卡VIP(价值1800万元人民币)，可一个月免费畅读VIP书库中的20万册图书。1月29日，国家图书馆宣布，从这天开始，读者可登录国图官网，免费享受其丰富的资源和服务。1月30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声店铺“人文读书声”推出免费畅听活动，为读者提供优秀经典名著有声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整个2月期间，对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中国社会科学文库”。抗疫期间，商务印书馆将人文社科知识服务平台上1300余种电子图书资源全部向社会免费开放。中国知网、维普中文期刊等数字出版机构也向大众免费开放知识服务资源。
北京开卷《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下图书零售专题分析》报告指出[3]，不需出门、不需物流支持，数字内容成为特殊时期读者获取内容的最便捷途径，数字内容平台也因此得到社会和用户的肯定。春节前后，新增用户数量普遍增长20%，最多的超过300%。
三、数字出版助力公益精神
1. 出版业坚持公益精神的必要性
公益精神即公益主体基于一定的关怀和利他意识，受主体偏好影响而面向特定社会群体或人类发展共同关注问题的行为的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念和人格品质。它不仅是人类情感迸发的一时冲动，更是一种以个体主体性获得的前提下的理性精神，是自利与利他的统一。[4]公益精神具有四点特质：第一，公益精神是一种公共精神；第二，公益精神是一种志愿精神；第三，公益精神是一种文化精神；第四，公益精神是“有我利他”的统一。[5]
探讨出版业的公益精神，需要明确当前我国出版发行机构的属性特点。自7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出版业走出了从“政治身份”向“经济身份”再向“社会身份”的历史发展轨迹。当前，出版企业纷纷强调自身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身份”，把握精神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与商品形态“两大属性”，不断加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出版业自身发展的“两个规律”的理解，始终坚持社会效益优先，追求两大效益的最佳结合[6]。从公益精神和出版业的属性特点可以看出，出版业坚持“社会效益优先”与公益精神的特点，有诸多契合之处。新形势下，出版业坚守公益精神、加强社会担当，是必要且必须的。
首先，坚持公益精神，有助于强化出版业的社会身份，促使出版业真正做好公共文化服务工作。
经过70年的发展变革，当前的出版业既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度政治化”出版业，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去政治化”出版业的完全的经济目标为重，更强调行业的“社会身份”，强调出版责任和担当。2019年，我国图书出版单位的社会效益考评工作在《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的指导下全面正式展开。该办法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作为出版发行的核心导向。公益精神表征着一种公共关怀的态度和行为模式，“奉献、有爱、互助、进步”四个方面，是公益精神的科学内涵范畴。这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十分契合。
其次，坚持公益精神，有助于把握知识产品的意识形态，促进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传递。
公益精神在行为取向上要求公益主体关注弱势、平等互助、携手公益、回馈社会；在行为理念上体现了公益主体仁爱、利他、奉献和人文关怀的价值观。[7]出版从业者在日常工作中，在知识产品的生产中，应始终坚持公益精神，传播优秀文化，宣传先进模范事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
再次，坚持公益精神，有助于实现社会效益优先、兼顾市场效益最大化。
公益精神不是单纯的利他行为，而是强调“有我利他”，即“双赢”“共赢”。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国多家出版机构不计得失，以最佳的状态、最快的速度编写了一部部抗疫手册。广东科技出版社社长朱文清说：“社会效益第一！抗击疫情时，也是彰显出版人责任之时。让防护知识传播到每一个读者，这才是出版的价值。”[8]从各家出版机构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出，这些不计得失、彰显出版人责任的图书产品，最终都收获了极好的社会效益和不错的市场反响，有些图书的纸、电版本的订购量达到上百万册。
2. 数字出版有助于出版业公益精神的实现
从前文论述中可以看到，数字出版物具有呈现形式多样、时效强、传播广、投放精准、单书核算清晰等特点。相较传统纸书，数字出版物对强化出版业公益精神，加强出版业社会担当，优势更明显，效果更突出。
首先，新形态丰富了知识产品的呈现形式，变单一输出为多元输出，更利于知识内容的表达。
一方面，由于数字出版物的呈现终端多样，可有PC端、手机端、电子读书专用设备端，因此同一本数字出版物，可以有不同的呈现形式，可有彩色、黑白之分，也可有单一阅读、视听同步和人书互动之分。知识产品中的意识形态可借助多种形式向读者传达，不再是过去单一的“看”书，读者更易在潜移默化间，受到意识形态教育和接受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输出。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深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必然要求知识产品形态的变革。那些伴随着电子产品成长起来的90后、00后，乃至10后，逐步成为图书阅读的主力军后，形态丰富的数字图书产品，是他们更愿意选择的阅读方式。
优秀的内容，是知识产品最大的核心竞争力。借用数字出版形态，好内容也拥有了漂亮的“外衣”。数字出版物对读者的吸引力胜于纸书，也更加扩大了知识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
其次，新速度提升了出版物的时效性，强化了出版业的社会担当，转变了民众对出版业的社会认知。
如同本文前面所列举的，面对突发的公共事件，数字出版物可以做到快速响应，从文本制作到图书发行，时间周期短，对时间节点的把控精准，可做到及时、定时出版。同时，借助各网络终端设备，数字出版既可以做到用户全覆盖，也可以根据用户定义，对特殊内容的产品，实现精准投放，确保内容输出做到一对一。这样一来，出版物一改过去时效低、反应慢的特点，转变了民众对图书产品和出版业的固有认知，为出版业的社会形象的塑造加分添彩。
正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国各地的出版机构，在严峻的防疫抗疫形势下，迅速针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编辑出版或侧重防疫知识普及或侧重心理防护，或讴歌英雄事迹的优秀出版物，为人民群众输送“知识武器”，共克时艰。同时，各家数字平台向广大读者免费开放，为居家学习、居家办公的读者们提供了暖心的知识服务保障。这些举措，在疫情期间，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好评和赞扬。
再次，成本控制精准，使出版物“利他”与“有我”共存，为出版业坚持公益精神提供有效保障。
在不考虑平台搭建等早期投入的情况下，数字出版物节约了与印制相关的诸环节的生产费用，节约了发行物流成本和仓储成本，降低了出版物的总成本与单本成本。同时，电子图书利用网络发售，变传统门店与网上纸书的销售为面向全国乃至全球读者发售，扩大销售渠道的同时，还可以实现销售量的精准监控，做到回款一对一，最大化保障了图书产品的收益。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公益不是无原则的利他，而是要追求双赢、共赢。数字出版物既可做到降低图书成本，又可精准收益、扩大销售，在保证了图书产品以社会效益为先的目标下，实现了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如此才能使出版业的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良性坚持下去。
四、结语
新形势下，出版业坚守公益精神、加强社会担当，是出版业社会身份的必然选择，是实现出版业“坚持社会效益优先，追求两大效益兼顾”的有效途径。与传统出版物相比，数字出版物具有时效强、传播广、形态多、成本低、投放精准的特点，扩大了知识产品的传播范围、转变了民众对图书产品和出版业的固有认知、实现产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的目标，更能保障出版业坚守公益精神、强化社会担当。
（本文作者刘喆，重庆出版集团编辑）
参考文献
[1]聂震宁.后疫情时代我国出版业面临的变化预测与应对
[J].出版发行研究，2020,6：29-35.
[2][8]张稚丹.御疫有书香：出版界紧急集结推出主题读物[N].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02-24.
[3]开卷研究.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下图书零售专题分析[N].新华书目报，2020-02-20.
[4]卓高生.公益精神概念辨析[J]. 理论与现代化，2010，1：87-91.
[5][7]徐刚,王薇.公益精神形成规律简论[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2），5：118-120.
[6]李林容，陈成.承续与变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出版业改革发展与身份转型[J]. 中国出版（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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