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邹韬奋先后创办《生活》《大众生活》《生活日报》《抗战》等报刊，以笔为戈、出版救国，为提振民族精神、鼓舞抗战斗志、团结抗日力量、争取民主自由做出了杰出贡献，是当代新闻出版工作者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关键词】邹韬奋 抗战 出版 报刊
己亥岁末，庚子年初，世所罕见、凶顽异常的新型冠状病毒突如其来，肆虐于神州大地。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举国上下同心协力、各行各业共克时艰，中华儿女凭借无私奉献、敢于担当的民族精神，取得了这场没有硝烟的“全民抗疫战争”的重大战略性胜利。成果来之不易，抗疫仍需努力。传承弘扬民族精神，汲取先辈榜样力量，我们就必然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取得抗疫斗争的最后胜利。如今“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整整89年，“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回望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面对野蛮残暴的日寇铁蹄，中华儿女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凝聚起强大的民族精神，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历经十四年浴血奋战，终于战胜了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民族精神于文化出版界之体现，当以韬奋精神为代表。毛泽东同志曾为邹韬奋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们的地方。”【1】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邹韬奋先生创办抗战报刊，成立生活书店，以笔为戈、出版救国，为提振民族精神、鼓舞抗战斗志、团结抗日力量、争取民主自由做出了杰出贡献。正如邹韬奋先生自己说的，“自九一八国难发生以来，我竭尽我的心力，随同全国同胞共赴国难；一面尽量运用我的笔杆，为国难尽一部分宣传和研讨的责任，一面也尽量运用我的微力，参加救国运动。”【2】榜样力量彰显民族精神，激发使命担当。笔者以时间为线索，以报刊为核心，梳理和分析邹韬奋先生出版救国的不朽功绩，相信在当下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呐喊民族解放、呼号抗日救亡的《生活》周刊
1926年10月，三十而立的邹韬奋去职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从此开始了出版家、政论家、新闻记者的生涯。在邹韬奋和同事们的精心运作下，《生活》周刊从宗旨不明、无人问津的小刊物逐渐成长为颇受欢迎、销量可观的“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可谓一纸风行。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邹韬奋以“人民大众的立场”，公开表明“与国人共赴国难”，《生活》周刊迅速成为为民族解放呐喊，为抗日救亡呼号的舆论阵地。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生活》周刊予以强烈的反映，在9月26日第6卷第40期的《本周要闻》栏目中报道了这一事变，邹韬奋痛述道：“本周要闻，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记者忍痛执笔记述，盖不自知是血是泪！”【3】在这一期《生活》周刊，他还以满腔的义愤和激情接连发表了4篇鼓吹抗日救亡、痛斥妥协投降的“小言论”——《应彻底明了国难的真相》《唯一可能的民众实力》《一致的严厉监督》《对全国学生贡献的一点意见》，他疾呼：“全国同胞对此国难，人人应视为与己身有切肤之痛，以决死的精神，团结起来作积极的挣扎与苦斗。”特别是在《一致的严厉监督》一文中，邹韬奋严厉抨击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主持政务的人除了叫老百姓作盲目的镇静以恭候暴敌来侮辱外，主持军务的人除了高呼无抵抗——无办法的继续不断的无抵抗——以恭候暴敌任意疾趋直入掠杀奇惨外，没有听见什么有效的办法！”【4】此后，邹韬奋连续发表了《国庆与国哀》《历史的教训》《宁死不屈的保护国权》《宁死不屈的抗日运动》《宁死不屈的准备应战》《决死之心和怯懦自杀之区别》《战与不战的问题》《应有牺牲的决心和奋斗的计划》《无可掩饰的极端无耻》等战斗檄文，怒斥国民党当局对外妥协投降、对内用兵镇压“极端无耻”。他呼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指出“无论何人，无论何派，到了这个危机存亡的时候，如再图私利，闹私见，而有妨碍一致团结对外的举动，我们全体国民应群起反抗”。【5】
1932年1月28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驻沪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影响下，奋起抗击侵略者。在纷飞战火中，邹韬奋主持《生活》周刊克服重重困难，接连发行《紧急号外》和《紧急临时增刊》，及时报道抗战消息、发表抗战文章，来“唤起民众注意，共赴国难”。他在发表于《紧急临时增刊》的《痛告全市同胞》一文中警示国人：“日人此次为有计划之毁我国家民族，已暴露无遗。国果亡，族果灭，则国人之福利，家族之安宁，何所希冀？”他鼓励民众：“时势虽极危急，我们只有向前奋斗，至死不懈，不必恐慌，亦无所用其悲观；我们要深切明白只须我们能奋斗，能奋斗至死不懈，我们最后的胜利实在我们手中，任何强暴不能加以丝毫的改变。我们应利用这种空前的患难，唤醒我们垂死的民族灵魂，携手迈进，前赴后继，拯救我们的国族，复兴我们的国族。”【6】
邹韬奋和他的同事们以笔为戈、出版救国的同时，还做了大量的助战工作。《生活》周刊积极发起抗战募捐，为十九路军、东北义勇军等抗日力量募得大量物资，并押送至前线，有力地支援了一线将士奋勇杀敌。《生活》周刊还借用沪西青年会中学校舍开办了“生活伤兵医院”，收容救治了大量受伤将士。在医院成立的当天，邹韬奋前去看望了伤病员，还赠送了新近出版的100册《生活》周刊。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感动地说：“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此心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以此祝贺伤兵医院开院典礼！”
“一·二八”淞沪抗战终因得不到国民党当局增援而夭折，但是邹韬奋从抗日军民的忠勇御敌中看到了“创剧痛深的曙光”，他称赞：“我们观于上海祸变发生之后，忠勇军士和热烈民众在事实上的种种表现，实足使人奋发兴起，认为‘能自卫的国家’所赖的基础即在乎此。”【7】
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为民族解放呐喊，为抗日救亡呼号，为民主自由奋斗，为人民大众服务，深受读者青睐，影响不断扩大，却也因此受到国民党当局忌惮和痛恨。1933年12月，国民党当局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罪名查封了《生活》周刊。
二、高擎救国大旗、凝聚民族力量的《大众生活》周刊
“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国民党当局对外妥协投降，奉行不抵抗政策；对内重兵“剿共”，镇压抗日民主运动，强化其专制独裁统治，这使邹韬奋认识到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本质。在胡愈之等共产党员的影响下，邹韬奋渐渐摆脱改良主义窠臼，开始具备阶级斗争意识，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由于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坚持抗日救国、反对专制独裁，因而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所处环境日益险恶。在此情况下邹韬奋采纳了胡愈之的建议，在《生活》周刊社的基础上成立了“生活出版合作社”，即生活书店，如此便扩大和巩固了宣传阵地，即使一种刊物遭到查封，还可以出版其他刊物和书籍。生活书店以“促进大众文化，供应抗战需要，发展服务精神”为宗旨，出版发行了大量抗日救亡刊物和进步书籍，其中针对性最强、影响力最大、销量最多的期刊当数《大众生活》周刊。
1935年11月16日，流亡海外两年方才回国的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再次高擎起宣传抗日救亡的大旗。他在发刊词《我们的灯塔》中提出了《大众生活》的办刊宗旨：“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这三大目标——在汪洋大海怒涛骇浪中的我们的灯塔——是当前全中国大众所要努力的重大使命；我们愿竭诚尽力，排除万难，从文化方面推动这个大运动的前进！”可以看出，邹韬奋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有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刻认识，他指出帝国主义使中国战乱而“永不能统一”，还“操纵中国经济命脉，使民族工业不能发达”，因此“中国大众的唯一生路是在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从侵略者的剥削压迫中解放出来。这是中国大众的生死问题，也是我们所要特别注意的重要目标。”
《大众生活》周刊在第一期就对国民党当局的所谓“敦睦邦交”政策予以强烈谴责。邹韬奋写道：“把敌人当做老子看待似的，秉承意旨，奴颜婢膝，打着嘴巴还要满口声明舒服，表示不但一点不敢存有反抗或叫冤的意思，而且还格外的俯首装作亲热，这是天地间无耻之尤！”作为“民众的喉舌”，深受民众欢迎是顺理成章的，《大众生活》周刊的销量迅速达到20万份，再次开创了当时中国期刊发行新高。
1935年12月9日，为抗议国民党当局“华北自治”的投降卖国之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得到了各地学生的响应和广大民众的支持，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大众生活》周刊对这场运动给予了大力宣传和强烈支持，连续数期大篇幅报道学生运动，并配以现场照片，全面、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邹韬奋在《星期评坛》栏目中发表《学生救亡运动》一文，称赞这场运动“至少使全世界知道中国大众并不是甘心做奴禁；至少使全世界知道投降屈辱毫不知耻，并不是出于中国大众的意思。这是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序幕，这是中国大众为民族争生存不怕任何牺牲的先声！”此后，他还陆续发表了《再接再厉的学生救亡运动》《致北平全体学生的一封信》等文章，以支持和指导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值得一提的是，“一二·九运动”以后，《大众生活》周刊每新出一期，都会优先寄给北平学联几千份，并且只收取印制成本，以此来支援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邹韬奋及《大众生活》周刊受到了北平广大爱国学生的爱戴和拥护。
1936年1月，《大众生活》周刊专门就“抗日联合战线”问题开展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先后发表了《论联合战线》《怎样组织群众参加救国阵线》等文章。其中邹韬奋撰写的《学生救亡运动与民族解放联合战线》指出，“全国学生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大目标下，结成学生的联合战线；全国人民也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大目标下，响应学生救亡运动而结成全国救亡的联合战线。必须有这样整个的斗争力量，向着这个明确的大目标迈进，才能拯救这个危亡的国家。”【8】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相符合，对凝聚民族力量共御外侮起到了重要的宣传和推动作用。
《大众生活》周刊由于坚持抗日救国立场，与国民党当局奉行所谓“敦睦邦交”的投降主义针锋相对，于1936年2月被查禁。然而，它对全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邹韬奋后来回忆道：“《大众生活》每期销售数达20万份，打破中国杂志界的纪录，风行全国，为每一个爱国青年所爱护，为每一个妥协阴谋者所震慑。”【9】
三、疾呼停止内战、号召团结御侮的《生活日报》
1936年3月，拒绝了蒋介石约谈的邹韬奋身处险境，面临随时被拘捕的危险，于是他前往香港继续开展出版救国工作，筹备创办《生活日报》。其实早在四年前的1932年3月，邹韬奋就招募股款筹办《生活日报》，却因国民党当局刁难而未果。此番去香港办报，实现了他办一份“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日报”的夙愿。
1936年6月7日，《生活日报》在香港创刊，其副刊《生活日报星期增刊》（后更名为《生活日报周刊》）也同步出版发行。邹韬奋在《创刊词》中指出“本报的产生正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最迫切的非常时期”，作为“民众的喉舌”，要“以全国民众的利益为一切记述评判和建议的中心标准”。他提出“民族解放斗争是大众的事情，不是少数人的事情，民族解放运动所争取的是民族大众的利益，所以必须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在这样的办报宗旨下，《生活日报》每天都会发表一篇社论，并且绝大部分是论述抗日救亡问题的。邹韬奋还在《生活日报星期增刊》上发表大量文章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包括《救国联合阵线的出发点》《前进思想与救国阵线》《团结御侮》《联合阵线和党派立场》等，不仅透彻地阐发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还严厉斥责了投降主义，批评了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
1936年进入夏季，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继续蓬勃发展。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大会坚决反对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邹韬奋虽不在上海，仍被推举为救国会的执行委员。胡愈之为救国会起草了公开信《为抗日救亡告全国同胞书》，该文虽在形式上属于中间派立场，但其内核与中共中央《八一宣言》步调一致，它详尽阐述了“联合救亡”的立场，指出“各党派各方面共同联合抗日救国”“动员全国一切人力财力智力物力，发动神圣民族解放战争”，对于国民党当局，希望它“赶快起来促成救亡联合战线的建立”。公开信在上海讨论定稿后，改名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由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和邹韬奋联合署名，刊载于《生活日报》上。公开信发表后，很快被其他进步报刊转载，并印成单行本分发各地，在国内广为传播。
毛泽东看到公开信后，于8月10日致函邹韬奋等救国会成员，他说：“我们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诚恳的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正派的组织和个人合作，以便如你们纲领与要求上所提出的一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10】9月18日，毛泽东再次致函邹韬奋等人交换意见，并委派潘汉年与他们保持经常性的接触。从此，邹韬奋与中共中央取得了直接的联系，接受了共产主义信仰，全心全意为党服务。
出于经济性和时效性的考虑，《生活日报》于7月底在香港停刊，准备迁刊上海，邹韬奋和同事们相继回沪开展相关工作，但在国民党当局蓄意阻挠破坏下，《生活日报》还是未能再同读者见面。其副刊《生活日报周刊》改名《生活星期刊》迁至上海，坚持出版。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当局勾结法租界巡捕房逮捕了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等救国会领导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生活星期刊》也被迫停刊。
四、引领正确舆论、宣传我党抗战的《抗战》三日刊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的全面抗战由此开端，民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7月31日，迫于社会各界的巨大压力，国民党当局释放了“七君子”。 历经八个多月牢狱之灾的邹韬奋回到上海，便立即着手构筑抗日救国的文化阵地——《抗战》三日刊。
1937年8月19日，《抗战》三日刊在上海创刊，邹韬奋任主编，胡愈之、金仲华、张仲实等为撰稿人。邹韬奋在该刊第一期明确提出：“在这民族抗战的紧急时期，本刊的任务，在一方面是要对直接间接和抗战有关的国内和国际的形势，作有系统的分析和报道，显现其重要意义和相互间的关系；在又一方面，是要反映大众在抗战时期的迫切要求，并贡献我们观察讨论所得的结果，以供国人的参考。”【11】
“八一三事变”以后，日军持续进攻上海，进而威逼南京。在此形势下，国共两党于9月22日宣告合作共同御侮，由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全面抗战的局面终于形成。邹韬奋获悉后倍感振奋，立刻撰写《全国团结的重要表现》一文，发表在9月26日的《抗战》三日刊。他称赞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 “是全国团结御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无疑地是全国爱国同胞们所热烈欢迎的”。文章认为：“这样的全国团结，是保障抗战胜利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重大的打击！”【12】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民党当局仍然放不下专制独裁的包袱，置其自身私利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理论、政策、事迹严密封锁，甚至歪曲宣传，例如造谣“八路军和新四军游而不击”“不敢与日军正面交锋” “只顾保存实力”等等，使得广大民众（尤其是国统区民众）难以知晓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真实情况。而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引领正确舆论导向、宣传共产党抗日事迹的重任。邹韬奋在《抗战》中转载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等党的重要文件，有力地宣传了党的抗日理论和政策；刊发了《朱德等就职抗战通电——坚决抗战众志成城》《怎样争取持久战的胜利》《救亡运动在山西》《华北主力战的前夜》等文章，详尽地介绍了八路军敌后抗战经验和事迹。其中邹韬奋发表的《怎样争取持久战的胜利》一文，分析梳理了彭德怀的论著《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使广大读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游击战理论有了一定了解。他评价该论著说：“彭先生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副指挥，正在前线作战的军事专家。他在这小册子里由已经3个多月抗战的实际经验所得到的意见，实值得我们的郑重介绍。”《华北主力战的前夜》一文则对八路军115师平型关大捷给予了高度赞扬，“第八路军的游击战士已经开到晋北与晋南的主力军配合起来”，他们“到处游击，迫使敌人疲于奔命……被我首尾夹攻”。
1938年1月，《抗战》连载的《边区实录》，对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情况作了系统介绍，特别是对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做了诸多推介。《抗战》还刊登了两所学校的招生简章，发表了《赴延安途中见闻》《陕公毕业典礼速写》《青年的求学狂》等文章，使读者受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和教育建设成就，在国统区引起了很大反响。无数有志青年为了抗日报国，纷纷致函《抗战》和八路军办事处寻求帮助，不少人更是按图索骥奔赴延安，投身革命。
随着上海的沦陷，《抗战》三日刊于1937年12月迁至汉口续办。1938年7月，《抗战》三日刊与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合并，更名为《全民抗战》继续出版，后迁至重庆。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邹韬奋因形势所迫于次月秘密离开重庆而转战香港，《全民抗战》也被国民党当局查禁。邹韬奋抵港后继续坚守舆论宣传阵地，为抗日救国复刊了《大众生活》周刊。直至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邹韬奋在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下脱离险境，辗转进入了我党抗日根据地。
五、结语
在中华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岁月中，韬奋先生办报刊，开书店，宣传进步思想；抗日寇，争民主，坚持革命斗争。他为民族解放，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战火硝烟早已散尽，韬奋精神必当永存。作为当代新闻出版工作者，我们当以韬奋先生为榜样——敢担当，有作为，乐于公益付出；为人民，出好书，传承韬奋精神。
（本文作者牛超为中国书籍出版社编辑部主任）
参考文献
【1】毛泽东．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2日．
【2】中国韬奋基金会著作编辑部．韬奋全集第7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207．
【3】沈谦芳．邹韬奋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128．
【4】中国韬奋基金会著作编辑部．韬奋全集第5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52．
【5】中国韬奋基金会著作编辑部．韬奋全集第5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66．
【6】中国韬奋基金会著作编辑部．韬奋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3．
【7】中国韬奋基金会著作编辑部．韬奋全集第5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20．
【8】中国韬奋基金会著作编辑部．韬奋全集第6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516．
【9】中国韬奋基金会著作编辑部．韬奋全集第10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834．
【10】周天度，孙彩霞．救国会．北京：群言出版社，2011：128．
【11】沈谦芳．邹韬奋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308．
【12】中国韬奋基金会著作编辑部．韬奋全集第8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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