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是一位著名的政论家和新闻记者。他在长期的抗日救国活动和宣传中形成了抗日救国思想。邹韬奋抗日救国思想来源于他强烈的爱国救国意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读。爱国救国意识是邹韬奋抗日救国思想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具体表现于他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认同。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读使邹韬奋本人树立起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其抗日救国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指导,更使其明确了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抗日救国伟业、实现民族解放目标的主体所在,并且坚信未来中国必然会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日益严重的日中民族危机的影响,可以说是邹韬奋抗日救国思想形成的外在因素。邹韬奋抗日救国思想的形成可划分为萌芽、初步形成、进一步发展以及成熟这四个阶段。九一八事变之前,邹韬奋就开始思考抗日救国这一时代主题,他主张应首先实现国家统一、避免国内分裂,进而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建设准备阶段提供和平稳定的国内环境。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至被迫流亡欧美之前,邹韬奋开始对以国民政府为抗日救国的主体产生怀疑,直至不抱任何希望。从1933年7月踏上前往欧洲的邮轮以至1935年8月返回国内,再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邹韬奋的抗日救国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考察欧美期间,邹韬奋认识到社会主义实为整个世界发展的趋势,中国自然不能置身其外,但中华民族的当务之急却在于完成民族解放的斗争,因为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严重的帝国主义侵略。而领导这一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心力量在于“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不两立的中国的勤劳大众的组织”。回国之后的邹韬奋,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他此举与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可谓不谋而合,并多次与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就统一战线问题进行交流,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邹韬奋抗日救国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抗日救国的途径及其目的,途径之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前形成的实业抗日救国思想、体育抗日救国思想,又包含全面抗战时期形成的全面抗战思想、战时经济思想、战时外交思想。抗日救国的目的即是邹韬奋希望抗战能够与建国并举,在抗战的过程中建设一个真正的三民主义共和国,进而实现民主政治。但邹韬奋关于国家前途的愿景绝不仅如此,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运动观,强调“世界是动的”,在“发展的演变中”,我们只能指出事物发展的前途趋势,但具体的发展“速度”和“限度”,则取决于“进步阵营中人的努力和客观事实的发展”,因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当它还给一切生产力以发展余地,而这一切生产力尚未展开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当其藉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尚未在旧社会胎包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邹韬奋的抗日救国思想引导和影响了许多爱国青年走向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反击了抗战时期的妥协投降倾向,维护了抗战阵营的团结。正如抗战胜利之后,周恩来对邹韬奋的评价,“在他的笔底,培育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促成了现在中国人民的胜利。”
邹韬奋先生之于当代的编辑出版事业有着不可小觑的地位，毛泽东主席曾经为韬奋精神作了精辟的阐述：“热爱人民，真诚的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纵观韬奋的报业生涯，他始终坚持服务大众，坚守社会责任，努力做读者好朋友，体现了强烈的新闻专业主义思想。
“一个民族所拥有的文化，正是一个民族灵魂的体现，更是未来国家发展与振兴的必要保障，编辑出版事业是整个文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对于文化传承起到非常强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编辑出版，对于文化的选择与积累方面，现在是文化迅速发展的时代，唯有把编辑出版放在重要地位，通过一些科技与传播方式，才能更好的让编辑出版在文化传承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1]由此可以看出编辑就是一种精神产品生产的活动，也是一种宽泛的文化活动，需要一些具有专业性知识以及编辑能力的人，从而通过编辑活动，来对对象进行加工。 编辑是一种知识传播的重要手段，编辑有着自己本身的基本规律，那就是通过工作人员，以传播文化为目的，将所选择的作品进一步的加工，编辑出版，这也是开展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可以对作品进行优化筛选，从而让作品更好的流传于社会，直接决定了整个国家在文化传承中的地位，因此编辑出版与文化传承之间存在的则是一种辩证的关系。[2]邹韬奋先生对于编辑出版在社会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早有了深刻的认识：第一，体现在报纸的内容上，他要求客观、公正。在邹韬奋先生看来，事实是神圣的，不应有丝毫成见。这是取舍稿件的前提。“选稿重质量，看文不看人”即是邹韬奋先生关于这一前提的真实写照。评论上邹韬奋先生讲求真实客观。他曾发表文章指出“我既坚守评论须根据事实的原则，在未得到证实的材料以前，亦绝不原因’大炮’志纷飞而作违心之论”。邹韬奋先生根据事实而下判断，断然拒绝贿银，在言论上做到了客观中立。第二，体现在邹韬奋先生的“报格”，即“记者所始终认为绝对不容侵犯的是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他认为，这种独立精神对一个有强烈责任的报刊来说至关重要，并表示“宁为保存这种报格而绝不为不义屈”但报刊要保持独立租住、客观公正首要就需要做到经济的独立，这就要求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追求经济效益。他曾表示“我们事业性和商业性是兼顾而不是应该对立的，必须同时兼顾，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必须尽力赚钱，因为我们所赚的钱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用到事业上面去”[3]在编辑出版与文化传承之间，也是存在相关联系的。从文化的积累角度分析，文化积累其实就是文化价值上的一种积累，它是有着长期与稳定的特点的，在人类积累这些文化的过程之中，编辑出版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上下五千年，代代相传，从最开始历史上的著名思想教育家孔子，到春秋时期各大诗人编写的诗文，没有一个不是记载着历史的变迁。不论是所发行的那些历史性代表著作，还是普通的诗集，他们所蕴含的文化分量是强大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批文学家，我国是中华文化才得以传承，才想起了文化的时代浪潮，他们秉承着开启民智，富国强民的决心，让中华文化代代相传。当然在此过程中也引进了许多优秀的国外作品，这一切都是编辑出版工作人员所付出的努力。编辑是人类文化一种记录的形式，其中少不了创造与整理，这更是一个文化积累的过程；从文化传播角度分析：现在信息交流的方式千变万化，人类关于文化传播活动也有着不同的形式。编辑出版则是直接通过作品，按照一定的原则将文化传承出去。伴随着如今编辑出版事业的不断发展，编辑出版对于文化传播也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主要是表现在编辑通过自己的构思，不断完善文化作品，发挥起了主导的作用。另一方面来说编辑者，听过自己的劳动，对所编辑的作品进行加工与后期设计处理，通过一些技术性的劳动，发挥了文化的传承作用。同时编辑者还会经常做到与读者相互联系沟通，分析当代群众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精神文化，从而把这类精神文化的作品流传于社会；从文化选择角度分析，文化选择是编辑过程中，按照如今人类对于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从而对作品进行进一步的筛选，让文学作品具有针对性的去流传于世间的一个具体的过程。其中少不了的就是选题策划，这是每一位编辑工作人员所要做的重要工作。编辑主体，对于整个社会精神文化也是一种创新，为的就是实现社会文化上的进步。编辑工作人员通过相关的选择，将那些具有着科学价值与生命力价值的优秀文化作品，传承下去，既然做了编辑这一份职业，就要拥有着这一份职业操守。出版文化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为一位工作人员的眼光以及判断力，都会决定着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趋势，每一位出版人员都不可以忽略自己的这一份文化上的责任。[4]从文化创新角度分析，说到编辑上的文化创新，必然要通过重新选题、重新策划、重新加工等过程，编辑人员的自身素质直接决定着文化创新能否顺利进行，主要表现在一些选题方面，编辑部工作人员可以根据当代文化市场需求，从而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性的话题，然后再根据这一个话题进行相应的文段筛选。也可以通过一些已完成的作品，进行不断翻阅，从而进一步筛选。缺少了编辑的文化创新，后期也不可能会带来更好的作品，也无法将好的作品，传播给这一个需要文化的社会。编辑部对于整个作品的思想结构还有表述，都应该进行相应的分析，想尽办法，让作品内容变得更加丰富，符合当代文化标准，为后期传播作品准备充分的条件。编辑加工还可以增加增加整个作品的文化价值，编辑出版，其实就是一种富有创新性的文化活动，主要目的就在于让文化再一次得到精神上的提升。如果文化的发展离开了创新，那么编辑出版活动也就自然失去了它的社会价值。
韬奋精神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放入博物馆，相反却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大力提倡，究其原因，除了邹韬奋先生的崇高精神，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邹韬奋先生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生态环境的特殊性。韬奋精神保留了中国新闻人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产生了一些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新闻理念。[5]“今天的出版人仍要坚持韬奋精神”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曾经说到。学习韬奋精神，要学习他始终满腔热情，尽一切所能团结服务好作者和读者的精神。这也是出版工作者职业精神的重要内容。邹韬奋先生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他曾经说过：“生活书店可以说是由服务社会起家的”，“只须于读者有点帮助，我们从不怕麻烦，不避辛苦，诚心诚意地服务”。正是通过这些诚心诚意地团结作者、服务读者、为读者释疑解惑的行动，《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获得了广大作者和读者的信任，作者和读者又反过来给予杂志和生活书店以热烈的支出和帮助，使得邹韬奋先生所要建设的先进文化事业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学习韬奋精神，还要学习他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唱响时代主旋律的精神。这种精神可以说是今天我们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必不可少的一种职业精神和最重要的一种职业素养。韬奋先生正是因为始终主张“要用敏锐的眼光，深切的注意和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怎样的’精神食粮’”，从而把握了时代发展的大势，唱响了抗日救亡、反对内战这一时代主旋律，掌握了话语权，主导了舆论的方向，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同，使得他领导下的《生活》、《大众生活》和生活书店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今天我们这些从事出版工作的青年同志，应该很好地学习韬奋先生这种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唱响时代主旋律来办出版的精神，实践好“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原则。因为只有密切关注当下社会变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唱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主旋律，我们的出版工作才能落实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我们的出版物才能真正占领市场，真正占领宣传舆论阵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欢迎。[6]
综上所述，在这样一个信息发展的时代，若想让文化传承真正实现，编辑出版工作人员就必须从自身开始努力，加强对技术方面的创新以及人员能力方面的培养，认真学习贯彻韬奋精神，把握时代脉搏，唱响时代属旋律，传承和发展出版文化，努力提高青年出版人的职业素养，将每项工作落实，才能维持编辑出版产业，后期更顺利发展，未来的文化传承才有更多的希望。
（本文作者：黄文琪 北京印刷学院18级编辑出版专业学生）
[1]马燕茹 论编辑出版在文化传承中的地位和作用
[2] 郑德云. 试论博物馆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地位与作用[J]. 文物鉴定与鉴赏，2018, No.134(11):152-153
[3]邹韬奋. 《事业性与商业性的问题》
[4]曹晶.浅谈文化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J]. 艺术评鉴，2017(24)：47-48.
[5]陈清晗. 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视角解读韬奋精神
[6]李远涛. 韬奋精神：青年出版人的思想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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