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容置疑，在林林总总的职业中，出版人这个职业似乎与生俱来的还有更多浓郁的使命意识、担当意识，而不仅仅是一个谋生的普通职业。可以说，在一个出版人一生的职业生涯中，社会担当会贯穿其始终。不出坏书、不出昧着良心的图书，是每一个有为的出版人毕生的追求。而多出精品书、多出版影响社会和时代的优质图书，又是每个出版人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和使命。
如果说，教师这个职业是传道解惑，医生这个职业是为人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出版人则是文化传承的摆渡人、文化传播的使者。
既然社会担当是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重大使命，那么，出版人担当的社会责任、文化责任的好与坏、高与低，就直接影响着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和国民的精神风貌。正如著名出版家聂震宁先生指出的那样：“做出版和从事其他许多社会文化活动一样，首先要有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金庸曾提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理念，我们同样可以说‘书人优者，为国为民’”。可见，出版人一定要有大胸怀、大格局，为社会出好书，为文化传承主动作为。
因此，在国家的《出版管理条咧》的第三条就规定：“出版事业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传播和积累有益于提高民族素质、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丰富和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
这个对出版的使命表述就是我国最大的出版国情和现阶段以及今后时期的出版人必须遵循的定海神针。只有充分把握好这一准则，我们的出版事业、出版产业才不会出现道路跑偏，才不会质量滑坡；反之，出版业就会出现令人痛恶的精神垃圾，就会出现和出版人的历史使命相背离的文化产品大倒退。对此，强调出版人的社会担当，是实现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出版业守正创新的一个重要手段。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放松对出版人社会担当意识的淡漠和背弃！
（一）社会担当是中国出版人的光荣传统
作为有着38年编辑生涯的笔者，从一踏入这个行业，就发现出版业和其他的行业有着很大的不同。记得在1982年刚踏入出版社工作，来到编辑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了一个多月的本社所出版的新书。了解本社的产品特点和图书结构。然后又用三个月时间看了各地作者的自投稿。当年出版社不是太多，出版阵地稀缺，因此作者自然来稿出现井喷。笔者所在的编辑室，一个月就能收到上百部书稿。
当笔者看了这些新出版的图书，又看了作者的自然来稿，才对出版有了初步认识。然而，接近半年的这种历练，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做编辑了。紧接着笔者又接到了一个出版局交给的全新的任务：到一个市里新成立的工程指挥部去锻炼一年。然而，就是这一年，是笔者在职场生涯中最为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全面锻炼了约稿、策划、采访、写作、社交等能力。笔者通过这一年，初步体会到了出版业必须围绕国家的发展和建设大局服务，不能在重大事态面前袖手旁观。这一年，笔者参与了服务地方重大工程的优秀人物的先进事迹集—《引滦英雄赞》的两册新书的组稿任务；参与报告文学集《地球上留下的痕迹》的写作任务。花了一个月十余次采访一个先进典型，并花了一个月写作了一万字的报告文学。一年的市级重大工程指挥部的磨练，使我的写作能力、策划能力、写作能力有了全新的提高。
这样，在经过半年的书稿阅读和一年的重大工程指挥部的锤炼，笔者才在参加工作一年半之后，正式开始了编辑工作。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的出版业还很稚嫩，产业规模也不大。当时出版社的性质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也就是不是单靠政府拨款过日子的事业单位，必须自收自支，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作出贡献。而当时的编辑们，也没有辜负国家的期望，出版了影响那个时代的大量好书。
笔者当时所在的编辑室，主要出版适合少儿阅读的文艺读物。在主要的文艺读物都很热销的情形下，出版社的决策层还是考虑要为文化积累、行业建设、理论建树服务，因此将出版不赚钱的文艺理论读物选题交给了笔者。笔者也不负众望，编辑了大型理论读物《论童话寓言》《儿童文学论评》、连续三年出版的全国儿童文学小说年选，为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从笔者初步踏入编辑职业生涯开始，就强烈地感受到了出版人的使命和担当意识。记得当时出差，都是由编辑室主任带领，看他如何向作者约稿，如何向作者讲解出版规范、写作规范。而当时的编辑，每到一个地方约稿，都会受到热烈欢迎和高规格接待，有点像文化大使。
1984年的冬天，为了更大规模促进全国的儿童文学创作，笔者所在的出版社，准备斥巨资在河南洛阳市召开一个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笔会。筹办这个笔会的艰巨任务就交给了笔者。笔者在编辑室主任带领下，坐着绿皮火车，在一个凌晨4点半到达了洛阳。没想到，在寒风凛冽里，车站的站台上站立着洛阳文联主席等一行五人，这令我们十分感动。在当地文联的有力配合下，这次牡丹笔会取得了巨大成功。来自全国30多位著名作家参加了会议。会后有十几部书稿出版，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少儿文艺图书市场，取得了重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笔者也在这几年的初入行中的历练中，感受到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担当。
应当说，出版人的社会担当，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和权宜之计，而是要深深地融入到我们细胞的一种精神内核。就是这几年笔者新入行的编辑锻炼，可以说是从操作文化积累、服务时代、砥砺读者的精神世界的选题入手，从而为笔者的漫长的编辑生涯牢牢地注入了强大的社会效益第一的意识。以至于到后来，在笔者策划、编辑的几百种社科、少儿、文艺图书中，都始终牢记必须注重社会效益第一的职业准则。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在笔者先后担任主编的四种杂志中，也始终把握政治导向，所主编的期刊都名列全国优秀期刊行列。
前不久，笔者在翻阅有关商务印书馆的资料中发现，文化担当一直是这个百年老店的优良传统。商务印书馆自创立之日起，便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不仅开创了中国现代出版业，而且在民族教育和文化事业等方面，屡开先河，出版了大批影响时代的优秀读物。著名作家巴金曾感慨到，“我是五四的产儿，我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走上文坛。”胡适更是高度肯定了商务印书馆的成就，“得着一个商务，比得着一个什么学校更重要。”陈云也曾在商务印书馆“当过学徒、店员，也进行过阶级斗争”，他曾说：“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
在跨越三个世纪的漫长生涯中，商务印书馆从上海的三间民房起步，历经战乱，辗转迁往长沙、香港、重庆等地。但在每一个艰难的时期，都有重要的书籍出版。即使在抗战期间，商务印书馆遭到日本侵略者的破坏，还以极大的毅力，以“日出一书”的奇迹，回应入侵者毁我文化的企图，为抗战的最终胜利，进行了文化上、舆论上的重要努力。
在学术研究领域，很多人案头都读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作为重要的研究参考读物。这套丛书自1981年问世，迄今已经出版了约500种。正如该馆总经理所言，“丛书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代表了人类文明所能达到的高度。一切人类优秀文明的成果，都应该为我所用。商务印书馆就是要把这样的世界文化经典推荐给国人。”
举凡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素有盛世修典、太平纂帙的文化传统。像《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经典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厚重历史，影响深远。近代以来，出版业总是与文化共生共长，不断推出反映时代需要、体现时代精神、记录时代进步的精品图书。以张元济、陆费逵、邹韬奋、叶圣陶、赵家璧等出版家为代表的出版巨匠，都以强烈的精品意识、文化情怀、质量观念，为出版业树立了标杆。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策划的图书，很多至今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
（二）社会担当在新时代赋予了出版人新的历史使命
我们说，出版业不是孤立于时代和社会的产业，而是一直站在时代的前沿，发挥着号角和启蒙作用的一个文化行业。进入新时代以来，出版业发生了巨变，特别是2010年全国出版业都由事业单位转为了文化企业。在这个历史巨变中，出版业虽然考核、运作的形式有些变化，但是，它的社会属性、文化属性、意识形态属性，始终没有变。对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在出版领域，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如何形成相应的体制机制又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为此，2015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2018 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如果说前者还偏重于指导性的政策，后者则具有明显的制度性。
2018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为出版业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会议强调，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加强内容建设，深化改革创新，完善出版管理，着力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出版体制机制，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优质的出版产品和服务。目前该方案的全文虽然还没有披露，但是从新闻中表述的指导方针看，这是一个事关出版业走向和发展的重要文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出版业作为文化产业的排头兵，无论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累传承方面，还是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掘弘扬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直接服务方面，都具有光荣的使命。
新时代的核心任务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要实现这个伟大的奋斗目标，国家需要高质量的治理，社会需要高质量的管理，各行各业都需要高质量的发展，进而迈上一个新台阶。正如业内权威人士所言：作为与政治、经济、文化、民生密切相关的出版业，当然也要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要有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迈进。如今的时代，正充满了更多的机遇与可能，而各界读者对优质出版物的呼唤从来没有向今天这样强烈。在建设小康社会、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作为以内容支撑的出版业比以往有了更多探索的可能。出版业本质上就是以选择、加工、生产、传播优秀作品为自己的中心任务，高品位高质量高效益发展出版业是新时代的特定要求。特别是，面对媒体融合的大趋势，出版业已经不局限于纸质书的生产，出版业早已经告别了铅与火，面向了光与电、数与网的高科技时代。在万物可联的5G时代，出版的新作为、新外延、新融合变得更加广阔与多维。
但是，不管出版业的外部环境如何改变，出版物的内容核心始终都不能变。出版工作始终要明确政治方向和出版导向，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我们说，任何时候都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是因为出版工作肩负着生产精神食粮、传播先进文化、培育民族素质、建设社会文明的神圣使命，这也是出版社性质所决定的。也许有人会担心，只是强调出版物的守正创新，那么经济指标如何很好地完成呢？有的出版机构在出版业发展的大是大非面前，的确迷失了方向，把双效变成了单一的经济效益为唯一的指标，只要是赚钱，不管是什么不入流的选题都能得以出版。
我们也遗憾地看到，在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的进程中，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充斥在出版业。尤其从前几年开始，出版业转企的这几年，不少出版机构一味地向钱看，向市场看，不同程度地放弃了出版人的主体责任和把关人的作用，出版了一些内容低劣，没有什么积极的社会意义的出版物，甚至还有一些内容导向严重偏离我国现状、诋毁主流文化和主流思想的读物。这些有着伪劣内容的出版物，加上一些没有节制、选题严重重复的公版书、没有什么科技含量的教辅读物、宣传不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所谓名人明星的读物，都给出版业增添了很多杂音和不和谐因素，影响了出版业一直以来在广大读者心目中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一味以经济效益来衡量出版业的业绩，也极大地影响了从业人员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每年海量出版的教辅书、公版书，其实也严重影响了行业的创新力和原创读物的发展。因此出版业的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就被或大或少地降低了，甚至放在了脑后，成为了“聋子的耳朵——摆设”。出版机构不狠抓原创、不抓有重大前瞻性的选题，无疑地就把自身降低为一个只是赚钱工具的行业，一个文化的剪刀手了。
从近年来出版业丧失文化坚守、社会担当的案列比比皆是，这不但反映了业内某些人士对出版使命的淡漠，也让我们看到，当出版物被金钱裹挟，被效益和利益裹挟，就会对社会风尚和时代进步产生不利的影响。
笔者清楚地记得，2013年5月，湖北省教育厅为农村中小学免费提供、由湖北崇文书局出版的320万册《学生新华字典》被曝出严重质量问题，引起全国关注。前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某单位出版的一个公安厅副厅长撰写的奇书《平安经》，这样一本幼儿园水平的灌水之作，居然在中央级出版社堂而皇之地出版，可以称得上出版界多年罕见的事件。正如豆瓣网友芦哲峰的评论：青史有愧留遗臭，白纸无辜印平安。
在这一系列出版乱象的背后，我们也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现实问题：随着产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许多产业出版主体在市场经济趋利性的体制特性下,正在逐步丧失其应有的文化内涵与文化责任。当代出版产业如何坚守自身的文化责任与文化使命，实现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已经成为出版业界与学界急需正视的现实问题。
（三）作为新时代出版人，如何做好知识的摆渡人、文化传承的坚守者
笔者以为，优质的出版物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衡量把握：
一要有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主旋律。所策划的选题，要紧扣时代关切和读者心声，把握时代脉搏，让读者从这些优质图书中，不但得到知识的熏陶，还会得到思想上的洗礼。因为出版影响的是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是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在这方面，主题出版物大有作为。
主题出版是发挥出版记录历史、宣传真理、资政育人功能的重要载体，也是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有效渠道。虽然出版业早已完成体制改革，但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使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责任依然是重中之重。国家的需要就是出版业重点关注的对象，出版业要为中心工作、重点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主题出版突出体现了出版业的这一特点。
例如，党建读物出版社只有20多名编辑，全年出新书120余种，但该社2018年的销售总码洋却近10亿元。该社出版的“组织工作基本丛书”累计销量达几万套，这套丛书对基层党组织如何加强自身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和组织制度建设等进行详细介绍和阐述，为广大基层党组织、党务工作者提供权威、务实、管用的工作指导。丛书刚上市时，销量一般，但出版社发现当时许多基层党支部不知道怎么开支部会，这套丛书应该是基层党员干部迫切需要的好书，于是加大宣传和营销，不断扩大丛书影响力，并根据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不断更新内容，大大提高了图书的实用性，深受基层党员干部的喜欢。就这样，一套指导党建工作的图书，因为其内容精准地服务于特定人群而成为畅销书、长销书，成功实现了两个效益的统一。
特别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在今年旷日持久的新冠疫情中，出版人不等不靠，主动作为、智慧作为，交出了一份份合格的答卷，书写了出版人社会记录者、时代见证人、文化坚守者的优秀答卷。据不完全统计，自1月23日第一本相关图书出版截至2月18日 20多天的时间里出版机构争分夺秒共有100余种与新冠病毒防控相关的图书面世。它们面向不同人群从老人到婴儿从学校到社区它们形态各异有电子出版物也有纸制图书它们选择的角度各有千秋从感染防护到心理健康甚至探讨疫情相关法律问题。当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之际，中国在有效控制本国疫情的同时，不断加大对外支援力度，助力全球战疫。这其中，中国出版界通过向海外输出版权和译成多语种图书，彰显了面对全人类共同挑战时同心同行、守望相助的责任与担当。青岛出版社积极响应走出去战略，努力推进版权输出和海外出版工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手册》已先后推出中文、韩语、英语、日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6个语言版本。该书以问答的形式，详细介绍了新冠肺炎的可能发病原因、临床表现、自我保护办法、公共场所注意事项及防治误区等内容，同时参考了大量国内外最新资料，言简意赅、通俗易懂，能够发挥动员社会力量、传播科学知识、提升防控能力的积极作用。
人民出版社与美国圣智学习集团盖尔公司、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分别签订了3本纪实类图书——《中国疫苗百年纪实》《最美逆行者》及《战“疫”日记》英文版版权输出协议。
二要站位要高，不但是政治站位，还有学术站位都要高。所出版的选题，一定要牢牢站在时代的聚焦点上，自觉抵制同质化、庸俗化的选题。要自始至终把打造高质量选题作为出版人毕生的追求，不为平庸选题开绿灯，不为关系稿、职称稿、官员稿、跟风稿开后门。诚如有专家坦言的那样，编辑要具备分清政治是非的能力，不能做政治上的糊涂人。平时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具备宏大的政治视野。一本书一旦在政治上出了问题，在导向上出了偏差，那么，这个编辑的职业生涯也会彻底终结了。甚至会危及一个出版机构的整体生存。特别是涉及民族、宗教、地图、疆域等敏感话题，编辑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判断能力。
三要有强烈的工匠意识，并把这种精神贯穿到出版工作始终。眼下不少出版机构对所出版的产品缺少严格把关的态度，由于措施的不到位、制度的滞后，致使出版次品层出不穷，严重地影响了出版业的声誉，以至于“无错不成书”很不幸地成为某些出版机构的真实写照。
作为出版人的使命担当，还具体表现在所策划、编辑的图书，不但要经得起现实的考验，还应当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当然，不能奢望全国一年出版的几十万种新书，本本都会传世，那也是不现实的。按照二八定律的原则，如果有20%的精品，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而这些精品也会最大限度地提振出版物的社会美誉度、影响力。
四要有与时俱进的出版融合理念，做大出版文章。如今的出版业，已经不再是单一的纸质书的天下，出版融合已经成为时代的趋势和历史潮流。可以说，哪个出版机构在出版融合的风口上融合得快，就会在工作中如鱼得水，适应市场和读者需求，让出版物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大产业链。出版业面对5G、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业态，应当主动作为，让读书、读屏、读网相互交融，共同提振。让纸质书、有声书、电子书一起成长，为全民阅读的大发展贡献出版人的智慧和贡献。
（四）结语：社会担当任重而道远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出版担当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付诸于出版人日常工作的点点滴滴。出版人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自己神圣的使命。要在所有的出版工作环节上不折不扣地体现这一情怀和这一担当。眼下，随着随着科技强国、文化强国、乡村振兴、数字经济、小康社会、走出去战略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出版业融入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变得越来越重要。
出版人一方面要主动作为，一方面有关出版机构，应当牢牢地落实好党和国家有关出版工作的一系列文件和指导方针，为出版人肩负起这个神圣的使命，提供更多的体制、机制的保障，让出版人不但有信心、有能力完成这一使命，还要在具体的出版实践中，用配套的政策来引领，用有效的保障机制来助推。笔者相信，只要出版人坚定文化自信、坚守出版情怀，用不懈的努力和一批又一批的图书精品实践，一定会让更多的优质出版物走进广大读者的心田！
（本文作者赵强，资深出版人、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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