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了普及传播新知新学的文化重镇——商务印书馆，整理出至今仍是海内外古籍工作者常备的基本文献——《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编撰出版的教科书影响半个世纪，张元济，这位为毛泽东所敬重的出版巨擘，其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影响了几代出版人。先辈作古已过一个甲子，我们仍能从他的身上领悟到何为出版人的社会担当意识，那就是大局意识、创新意识、宗旨意识以及工匠意识，那就是出版人应具备的时代引领能力。
社会担当要有“开启民智”的责任意识
"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参与戊戌变法失败后，出身晚清进士的张元济认识到，已走向衰败没落、民生凋敝的晚清政府，以政治途径对其进行改良是行不通的，通过编辑出版来达到“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目的，是更为实际的道路。他毅然辞去官职，终生致力于商务印书馆。他首先确立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编辑宗旨，从编写教科书入手，把西方各种学术和中国的国民素质、习惯、政体结合起来，编写出版的《最新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共和国课本新理科》等一系列教科书，影响中国教科书市场几十年，直到解放以后，中国的大中小学教科书大部分是商务印书馆编写出版。无论在被列强欺侮的晚清，还是战乱不断的民国，这些教科书无疑为中国的民智开启、唤起民族意识的觉醒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因此，新中国成立时，立即邀请张元济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以八十余高龄参政议政。这是新中国对他为中国出版事业所做贡献的充分肯定。
现在，中华民族开始了伟大的复兴，波诡云谲的世界形势，使中国面临着百年来未有之变局。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在各个领域的疯狂攻击，外来文化和网络冲击之下，对国人思想意识不可避免地产生着多样性的影响，甚至可能产生多种多样的混乱的思潮。在多种意识形态并存的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一些人头脑中渐渐淡化，崇洋意识、文化自卑现象屡见不鲜。这时，站在思想文化前沿的出版人责无旁贷地应以民族文化守卫和国民教育为己任，学习张元济那种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意识，把弘扬文化自信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为出版方向，肩负起国民思想文化舵手的使命，拨乱反正，去糟粕存精华，用“昌明教育开启民智”。
社会担当要有“喜新厌旧”的创新意识
作为晚清翰林学士，饱学中国古典文学的张元济面对西方文化，并没有固步自封，惊世骇俗地提出“喜新厌旧主义”。为使国民迅速了解西方，他编辑出版了严复的《天演论》《法意》《日本法规大全》等一系列介绍西方情况的丛书。
张元济并没有满足于顺应时代潮流，他认为出版人的价值更应体现创新意识上。敢为时代先，敢开时代之先河，才是创新的真正要义。他与高梦旦、蔡元培一道编写的《最新教科书》风行全国，直到4年以后清政府才公布第一批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并且公布的百余种书目商务版占了一半以上。可以说，正是张元济不泥常法、勇于开拓的编辑思想，才使商务印书馆才成为晚清以来传播新知新学的重镇，对中国社会思想和学术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对当代出版人也是大有裨益的。
当今的出版界如何创新？当代出版人苦苦地探索着。张元济能够在政府之先编写出版引领时代的教材，今天的出版人就应树立敢开先河的勇气。河从何处开？当有对时代发展和国家政策敏锐的洞察力和预见力，出版物要对读者有引领力。要从“读者需要读什么，我出版什么”的市场性思维转变为“我出版什么，就是读者的需求”引领性思维。要有价值的创造能力，让读者看到光明的未来。这就要求当代出版人一方面要深入社会调查研究，全面深刻地了解社会需求，一方面要掌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前沿知识，能够对社会和科学发展趋势有准确的预测，从而对社会的阅读需求起到启迪引领作用。这种创新精神，就是当代出版人的社会担当。
社会担当要有“于民有益”的原则意识
前不久，沸沸扬扬的《平安经》事件使某家出版社的社会担当意识被公众置疑。尽管出版社向公众做出检讨，但人们不禁要问，一部既无公益性，又无思想性，更无知识性的劣质书籍，何以能被这家国内知名出版社出版？无非两个因素。一是政治利益，作者是本系统内厅级领导，可互相关照；二是经济利益。借助厅级领导的强大人脉，书的发行量必定可观，并且每本几百元的定价也能让出版社大赚一笔。究其深层原因，就是出版社没有自已的出版原则。这一点，与张元济在一百年前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
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有十分明确编辑原则：有利于提高国民素质的书一定要出，于国民无利甚至有害的书坚决不出。这一原则，张元济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从未违背过。对于完全自负赢亏的出版企业，要做到这一点须有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当时图书市场充斥着迎合低级趣味、黄色淫秽的小报和杂志，且有相当大的利润。对此，张元济从不肯为了赚钱去编辑出版这类书刊。而对于能使古代文化精华“化身亿万饷世人”古籍整理编校，张元济因其“于民有益”从不吝惜心血。一部浩浩达500部的《四部丛刊》，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从未有过的浩大工程。在军阀混战和日寇入侵的时代，张元济排除战火的干扰，以独道的眼光和超常的毅力，钩沉、整理这一维系着中华文化命脉的古籍。
这就是社会担当的原则意识！没有这种意识，出版人就会陷入唯利是图的歧途，就会被某种权力所裹胁，陷入同流合污的泥潭。所以，原则意识是当代出版人的“定海神针”，不可缺少。
社会担当要有“为伊憔悴”的工匠意识
出版人的工匠精神就是要保证出版物的准确高质，其不仅关系到出版单位的信誉，更关系到对社会全方位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深远的。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作品至今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所以，出版人的工匠意识关系到千秋万代。然而，现实是让人忧虑的，粗质滥造的劣质报刊书籍常见于出版物市场。这些书刊不仅有思想性的偏颇，知识性错误，更有错别字、标点符号不准确、版式不规范等低等错误。这是由出版人的缺乏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造成的。
张元济的工匠意识堪称楷模。所整理的影印各种古籍丛书中，他为《四部丛刊》花费了巨大心血，前后用了7年时间，工程浩大，前后印了初编、续编、三编，汇集了中外宋元明善本及一些精抄本，从书目确定、选定底本、文字校勘，到工程预估、印刷纸张选择，他都要亲历亲为。挑选版本时，他遍访名家，“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对古籍的残破、字迹不清处，他都要认真整理、描润，并对不同版本进行甄别，断其是非。他终日伏案，每天编校百页，每页校勘到准确无误。直到今天，业界仍公认，《四部丛刊》无论选目的精当，还是校勘和影印的质量，都是出版物中难得的精品。而对于另一部中国文化的伟大工程《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影印，张元济精心挑选最好的版本作为底本。对于宋代留传下来的《二十四史》版本的缺卷，他都精心配上其他宋本，并配上缺页。成为名副其实的“百衲本”。张元济不仅要求书籍内容精确无误，对装帧也讲究得有些“苛刻”，《册府元龟》样张减色，他就邀请懂化学的人研究改进；《居易堂集》抄补缺页，他要求模仿原字体补全……
这就是出版人的工匠意识！这种精益求精的工匠意识，体现在“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拼搏精神，体现在为当代社会和子孙后代提供精品的责任意识，体现在出版人勇于社会担当的优秀品质。
社会担当要有时代的引领能力
张元济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意识、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于民有益的原则意识以及精益求精的公益意识，激发着当代出版人对社会担当的思考：对读者引领能力是当代出版人必备的品质。那么，我们的出版物引领什么？
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内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当代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当前社会出现的一些丑恶现象无一不是世界观的问题。无论是马加爵等年轻人的犯罪，还是山东出现的顶替上大学事件以及腐败案的颇发，就是当事人没有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没有基本的道德意识，才使自己走上歧路。所以，当代出版人应选择具有正能量的作品大力推广。不唯利，不唯名，只为社会和谐稳定。要让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出版物，对民众起到价值引领的作用。
二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引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文化自信，就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肯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上下五千年，纵横五大洲，对中国甚至世界的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均产生着巨大影响。当代出版人要像张元济编辑《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那样，励精图治，辛勤耕作，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长盛不衰。中华书局出版的书籍就是以此为己任，古典文献品类之齐全，装帧之古朴考究，受到读者的高度认可。
三是科技发展的引领。当今世界是科技爆发、日新月异的时代。当代出版人要像张元济率先出版《天演论》那样，与时俱进，勇于进取，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多出版知识性、前瞻性的书籍。当年在“科学的春天”来临之际，一部《小灵通漫游未来》，激发着多少青少年对未来对科技的向往。今天的科技类作品更是浩若烟海。无论是《时间简史》等科普著作，还是《三体》等科幻作品，无不为当代出版人提供极大的选择空间。当代出版人要精选出能对读者产生启发性的作品，让读者如饮甘露，促进全民的科技知识水平的提升。
当代出版人的社会担当意识，小而言之，是出版单位公众形象展示和自身生存的需要，大而言之，是国家民族兴盛的需要，是全民文化素养全面提升的需要。当代出版人要以出版巨擘张元济为师，多出精品，不负时代重托，方为民族复兴的责任担当。
（本文作者张绍波，城乡统筹研发展究中心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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