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佘江涛专栏】1500年左右欧洲人通过大航海开启的全球化，以及后来自然顺接的经济、资本全球化是否会终结？这种终结是新冠病毒引发的，还是它加速的？如果全球化终结或者严重弱化是一种理性预期，我们是否要在经济、技术、金融、文化等方面做好应对的预案？答案尽在本文。百道佘江涛专栏文章来源于“佘江涛的江和涛”，作者佘江涛。
由于影响未来的变量实在太多，世界已经不是简单的均衡关系，或者复杂的线性结构，而是混沌的结构。凯恩斯在他那个时代就说过，所有的长期预期都是失败的，何况现在。
但是尽量客观和中立地回溯、认知历史，是科学的素养，是强大的心态，是学术的志业或天职，它多少能够让我们知道今天的世界大概是如何形成的，为未来的走向投去一束具有解释能力的光亮。如果许多人有价值的思考都是一束这样的光亮，未来起码不是层层揭不开的迷雾。个人认为首先必须认清近代全球史演进的动力——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而非亚当·斯密从开始就神话了的市场经济和有限政府。
这样的想法使我不断想起我在2004年编辑出版的一本书，我为它出过好几个版本。这是我编辑生涯中编辑的唯一一本伟大的历史著作，可惜很少有人认识其重要性。它就是杰奥瓦尼·阿锐基研究资本主义历程并揭示其本质的杰作：《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社会的起源》。这是一本值得花上一个星期好好阅读、并经常精读的图书。我另外编辑的霍布斯鲍姆的历史四书（《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只能算是杰出的历史著作。
近代开始，资本的中心从热那亚到阿姆斯特丹到伦敦到纽约到西太平洋，发生了地域的漂移。国家的政治、军事的权力角逐也随之漂移，出现了一系列修昔底德陷阱和帝国的替代。资本到哪里，角逐就到哪里。当资本的中心向西太平洋漂移，美国千年罗马帝国的梦想和资本的移动发生了最为剧烈的历史性的矛盾。阿锐基1995年的预言变成了现实的冲突。
资本主义不能等同于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从来就没有纯粹过。它或多或少地受到垄断的威胁，还受到政府的扶植或掣肘。资本主义到今天已经600多年了，期间兴衰起伏，经过不断的内部调整，一次又一次地度过了致命的危机，进入一次又一次新的发展阶段，至今尚未衰败。特别是80年代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90年代的新经济全面复活了有气无力的资本主义，而今全球经济和政治的一体化的规则似乎又是由资本主义在制定；与此同时，苏东社会主义体系的解体和计划经济全球范围内的衰落，使资本主义产生了已经消失了几十年的兴奋。在这种背景下，资本主义的本质、发展规律得到了重新重视和研究。
研究资本主义的鸿篇巨制可谓多矣，如马克思的《资本论》、韦伯的《经济通史》和《经济与社会》、霍布斯鲍姆的《资本的年代》、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等。阿锐基则与众不同，著名的左派政治学大师安德森说“他综合了马克思和布罗代尔的思想，阐述了资本主义的整体历史，在所有的同类著作中最为雄心勃勃，前无古人”。本书因为其不凡的成就获得了1995年美国社会学会杰出学术奖，被评价为“很少有学术著作能够使读者同时在过去当中看到现在，同时在现在当中看到过去。但阿锐基的《漫长的20世纪》却做到了这一点。它把资本主义的历史描述为一连串体系积累周期，对学术界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它结合了精湛的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对现代世界的理论解释犹为发人深思。”
阿锐基的体系积累周期的思想是建立在布罗代尔的一种非传统的观点上的。布罗代尔说得很清楚，资本主义从其出现到扩张完全依赖其国家权力，并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对立面。资本主义从来就没有完全的市场经济，而是不同程度地反市场经济。具体地说，国家与资本的一体化是资本主义三层结构的最高层面，中间一层是市场经济的层面，最低一层是自给自足的物质生活层面。大多数社会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主要关注市场经济的层面，很少有人研究作为“反市场”的资本主义的顶层。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对资本主义的底层做了广泛的研究。阿锐基的体系积累周期就是要对顶层的阴影地带投入一束光线：当代经济史是资本和帝国主义联姻，市场经济只是它的底层。
有人说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美国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霸权影响波及到整个世界。阿锐基为了阐释清楚美国的资本积累周期在“漫长的20世纪”——相对于布罗代尔“漫长的16世纪”和霍布斯鲍姆“漫长的19世纪”，这里的“漫长”意味着跨越一个世纪，而非恰好一个世纪；意味着观念上的世纪，而非时间上的世纪——从崛起到全面扩张的全过程，势必要追溯到前一个世界霸主——英国体系，因为美国体系的崛起只有与英国体系的消亡联系在一起才能被理解；同样，英国体系的崛起是与荷兰体系的消亡联系在一起，而荷兰体系的崛起又是和热那亚体系的消亡联系在一起的。不难看出，美国体系恰恰是前面三个体系最终的延伸物。这样，资本主义体系此消彼长的流变就一目了然了。
阿锐基认为，马克思对货币资本向商品资本的转移，然后商品资本再一次向货币资本的转移这种循环往复出现的现象的描述，不仅提供了资本主义一般的投资逻辑，而且也描述了作为世界制度的历史资本主义反复出现的格局。这种格局的中心方面是物质扩张阶段与金融扩张阶段——即货币资本向商品资本的转移与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转移——的交替更迭。在物质扩张阶段，货币资本使越来越多的商品开始运转；在金融扩张阶段，越来越多的货币从商品的形式中撤离出来，资本积累不再通过商品交易，而是以金融交易不断进行。这两个阶段共同组成完整的体系积累周期。上述的四个积累周期，较后一个都在更大组织和更大规模上重复前一个周期的特征，同时又有所创新。四个资本体系积累周期相互重叠，而且，后者与前者相比较，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然而，物质和金融的扩张从来不可能是独立进行的，这种资本的自发行为必须有国力的保障，否则，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将终止。
在14世纪前后的欧洲，在泛欧亚大陆的物质扩张中，意大利北部的资本主义城市国家是主要的受益者。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和热那亚这四大巨头各自占有界限较明确的市场。在激烈的竞争中，威尼斯成为在战争立国活动和控制国内市场方面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威尼斯以国家为中心，而热那亚以资本为中心，在那里，资本具有巨大的活力。但是，热那亚的资本家缺乏进行战争和立国的竞争实力，为了在物质扩张和贸易扩张中挫败威尼斯，使资本在欧洲的每个角落获得不断再生，他们与伊比利亚的地主阶级统治建立了政治交换关系。通过这种跨国的交换关系，伊比利亚的统治者可以利用国际贸易和金融网络来支撑自己的地主事业，而热那亚的商人则利用强大的外国战争和立国机器来向世界扩张。
同热那亚体系不同，荷兰在17世纪崛起之时，就把热那亚外部化的保护成本内部化，它用自己的枪炮力量——荷兰商人与当地的地主阶级统治组织奥兰治家族建立的政治交换关系——绝对控制了波罗的海的贸易。它还效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前辈威尼斯，成功地使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商业和巨额融资的中心，而且创建了许多规模巨大的特许股份公司，这种公司兼有战争立国和贸易扩张的双重作用，是半政府、半企业的机构，如17世纪下半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是一个拥有海外领土的微型帝国。
英国早在16世纪就通过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难忘的”同盟，实现了保护成本的内部化。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加上19世纪拿破仑的战败，使英国的立国力量称霸全球，使其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了压倒一切的支配地位。19世纪的英国在更大的规模上再现了威尼斯和荷兰转口贸易的战略和结构；同时，英国体系又正是通过更加复杂的形式，恢复了热那亚国际金融主义和伊比利亚地主阶级统治的组织结构来实现其生产成本的内部化；而且，在以前的热那亚和荷兰的积累周期中，主要的资本主义企业一般只从事远程贸易和巨额融资，尽量把生产活动排除在外，而在英国积累体系中，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积极参与组织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企业之上的。
19世纪70年代，英国开始失势，资本主义似乎快要走到了尽头。但一个新的国民经济开始崛起。这个国民经济的财富、规模和资源都大于英国。这就是美国，它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吸引力的“黑洞”，吸收着来自欧洲的劳动力、资本以及企业家。这个帝国的特点是，地主阶级的统治制度和资本主义完美和谐地统一在立国的过程中，而且，它的保护成本远远低于英国散落在海外的领土帝国，但却继承了英国在世界贸易枢纽的岛国地位。作为一个洲级岛屿，美国可以随意进入世界经济的两大海洋。
德国两次扩张的失败更使美国经济得到空前的扩张。1947年，美国的黄金储备是世界总量的70%；1938年，美国的国民收入相当于英法德意和荷卢比的总和，几乎是苏联的三倍；而到1948年，美国的国民收入是上述西欧国家的两倍多，是苏联的六倍。美国体系不仅实现了保护成本、生产成本的内部化，而且通过一种新的、规模更大也更复杂的形式恢复了荷兰体系的公司资本主义的战略和结构，实现了销售成本内部化。
历史资本主义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制度，它是由政府和商业组成的世界—帝国（如热那亚、英国）或公司—国家（如荷兰、美国）集团为基础的。然而，这种集团越强大，它们所产生的积累体系的生命周期就越短暂。
随着苏联的解体，世界性的军事力量集中在美国及其盟国手里，但资本积累的中心却从美国逐渐转移到东亚地区。15世纪以来，枪炮的力量和金钱的力量结成了“神圣的同盟”，一直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向前扩张。如今，如果说把追求利润的东亚与追求权力的美国连接起来的政治交换关系，已经很像16世纪热那亚与伊比利亚的关系，但无情的区别是，金钱的力量好像第一次在西方人手中滑落。但是，这又将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是否将要目睹一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换岗，目睹资本主义下一个积累的开始，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阿锐基肯定：新的地区（东亚）将取代老的地区（北美），成为世界资本积累过程最富活力的地区。这已经是事实。
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的存活和发展并非其市场经济，而是其资本一次次地和国家权力成功而有力地结合。无论是在物质扩张，还是在随之而来的金融扩张阶段，国家权力一次次地给予资本以新的生存空间。这使人想起了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所揭露的，新自由主义不是传统的自由主义的复活，而是国家权力和巨额资本的一体化，是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全球范围对资本主义的保护和对市场经济的绞杀。
可以说，本书是至今为止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描绘最为有力和精彩的著作，它解说了资本主义四大积累体系的因果关系，但对资本主义未来的预言，作者是非常慎重的。历史是开放的，在现有资本主义的国家力量支持下，历史会不会再次给资本主义的物质和金融以扩张的空间和机会，对此，谁都不敢，也无法断言。
但可以肯定的是，新的资本积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漂移。有着千年帝国梦想的美国是不允许看见这种漂移的，漂移意味着帝国权力的丧失，何况这次丧失不是在600年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美国一定会用尽立国之力量出来干预，殊死一战。
（责编：肖歌；编助：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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