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的书房，书架一边是书，一边是碟。
崔卫平是鲍勃·迪伦的粉丝。虽然长期做政治、电影研究，诗歌却是她写作的出发点。她书架上有这本《鲍勃·迪伦1962到1985年歌词集》。
崔卫平收藏的米沃什作品。她也是米沃什的粉丝，刚完成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一书的导读，此书最近即将在国内出版。
崔卫平
1956年生，江苏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知名学者、翻译家和文化批评家。研究领域从电影、艺术到文学理论和批评与政治哲学。著有《带伤的黎明》、《看不见的声音》、《思想与乡愁》《迷人的谎言》等。
很多人都不相信崔卫平是搞哲学出身的。“黑格尔？”崔卫平坐在书房的躺椅上，模仿别人惊讶的声音说：“一个女孩子怎么去写关于黑格尔的硕士论文？”然后咯咯笑了起来。刚到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她说自己很不适应，因为满脑子都是黑格尔，非常理性。而电影学院终归是一个艺术学院，同时也需要感性的力量。不过过了这么多年，她说自己的哲学训练给电影阅读带来了不少益处，而在电影学院的训练也已有不少成果了。
崔卫平的书房不大，大约只有八九平米。除了顶到天花板的书架外，屋子里还有台工作用的电脑，以及一张躺椅。
在她的书架上，书籍按照现代性理论、小说、历史等分类整齐排列。在外界看来，近些年崔卫平身份是一名学者。而她说诗歌和小说是她的秘密出发地与起源：“书架上的小说也许是最多的，我也是个非常认真的诗歌读者。”哈维尔的作品集在书架上单列出了一格，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也被摆在最顺手的位置。
书架还有另外几格，满满堆着汉娜·阿伦特的著作。“但许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都已经不是‘平庸的恶’了，都在主动作恶嘛！”崔卫平愤愤不平。但她也说自由不仅仅在外界，人心中的自由同样重要。家处郊区，无市内的喧哗，在这小小书房读书倒是清静。
“奥威尔简直是个先知”
如果以一个人平视与触手可及最方便的位置来评判的话，她最常阅读的书籍是极权研究、现代性研究、小说与诗歌。一本《切·米沃什诗选》摆在案头，她也刚刚给即将出版的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作了导读。她说《被禁锢的头脑》特别有意思：“米沃什参加过波兰的新政权，但他又下决心离开。这本书就是他在解释为什么战后人们还相信社会主义。”而波兰在苏联时期的创伤巨大，所以她说这种信任更让读者痛苦。
对极权主义的研究是崔卫平最大的兴趣之一。乔治·奥威尔是她最喜欢的一个作家。她说奥威尔简直是个先知：“他没有经历过苏联，却有天才的洞解，还把洗脑书、意识植入给写进了小说里，讲一个人如何像是被做了外科手术一样被植入思想、纳入轨道，简直跟《黑客帝国》一样。”所以，奥威尔的《政治与英语》、《缅甸日子》等等就被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
但是奥威尔的小说毕竟有太多政治思辨在其中。一提起纯粹的小说，崔卫平第一反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她说陀氏担当得起伟大二字：“你要读《罪与罚》、《群魔》，还有《卡拉马佐夫兄弟》。”她告诉南都记者：“他的作品是在面对着现代性所带来的虚无处境。没有人比他更早、更深刻地理解现代性背后的阴影与空洞。比如《群魔》里所谓的革命党，他们打着新世界与未来的名义，背后却是价值虚无主义；《罪与罚》也是第一次像寓言一样写出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价值虚无处境。”
陀氏的作品总是充满大段无视读者感受的倾诉与独白。但在崔卫平看来，这种连绵不断的独白、大段狂乱的倾诉恰恰是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学：“《白痴》太说教了？但又何止在《白痴》里，他就是这么狂乱。”
打破隔阂与界限才最有意思
不喜欢单一的东西，还表现在她对维吉尼亚·伍尔芙的喜爱上。她说刚看到《一个人自己的房间》的开头时就被震撼了：“她能用极为敏感的触觉在第一时间里感受到事务，并且以最清晰的形式拿起来。她总是能在最模糊与灰色的意识混沌深处，提取出一种最清晰的形式，这就是天才。”
伍尔芙的作品在国内，往往受到两极分化的评论。一方认为她颇有女性气质，而另一方受不了她缠绵的絮叨。南都记者把这个问题抛给崔卫平。“不不，伍尔芙多干净、干燥啊。”崔卫平说“缠绵是因为总是有多余的情感，但伍尔芙又干燥又坚硬。”而对伍尔芙的写作过于女性化这种看法，她干脆地说：“在阅读面前还真是不要强调男性和女性。”
她一边说着，一边干脆拿出自己的新著《迷人的谎言》，找到一段念了起来：“男女性别之门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被关闭得死死的。人内在的气质、美的气质，果断中所包含的力量，凌厉中包含的速度，陈纳中包含的质量，都并非男性所独有。”读完，她微笑着说：“一个人如果不是被现实的夸张所限制住，不是恐惧地躲在既定角色之后，是能够体验到自己身上的中性之美的。中性并不是无性，而是不丧失两性的另外一方，更不让它们互相抵消。不要抱有那么多的隔阂与界限。”她最后说“打破隔阂与界限才是最有意思的。”
崔卫平本人就时而调皮得像个小姑娘，时而又严谨、理性。由于要不断地书写、工作，她说现在能保持每天读两三个小时的书，她就很满足了。
坚持一块叫做“价值”的基石
崔卫平每天也看新闻。她说她也无法忍受新闻中的惨痛现实。
“米沃什就讲过一种面对无法反抗的现实时，无权力者用戏仿和顺从来反抗的方式。”崔卫平说。
但归结到她看到的新闻，她并不完全同意以戏仿和顺从来反抗。她说这种模仿会导致真假不分，而没有自己的根基，因为戏仿者并没有自己的建树与正常的价值、逻辑。她认为知识分子一定得坚持一块叫做“价值”的基石，让它像锚一样扎下去：“就算社会越来越娱乐化、轻浮化，我也得坚持一种正面的价值。无论我说什么、写什么，如果不表达正面的价值，我就宁愿不说话。这就是少数派的特点。”
这时，她又倔强了起来，挺直了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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