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 （英）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著 程淑娟译 新星出版社 2012年3月版
四五十年前，本该四海升平、八方宁靖的欧美却四海翻腾、五洲震荡起来，资本主义世界上演着反对资本主义的街头大戏，本该玫瑰芬香的帝国主义心脏却插满了共产国际的红旗。这些让我们似乎看到，那是一个激情四溢的时代。知识分子也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宽容时代躬逢其盛，从公共生活到私人空间处处洋溢着狂欢。《查泰来夫人的情人》的解禁，一方面标志着出版审查制度的新突破，一方面也标志着传统伦理束缚的挣脱；披头士的狂潮成为时代解放的标志，引导着新青年文化的先锋运动。这又是一个弗洛伊德的时代。正如王晓渔所言，“我越是革命，就越想做爱，越做爱，就越想革命”、“因为我存在，所以我要性交”这些口号的革命性不在于大声喊出“做爱”、“性交”这些词语，而是赋予“做爱”以革命的涵义、赋予“性交”以存在的涵义，精神和肉体不再是敌人，而是“战略合作伙伴”，互相推动。革命与性汇合而成革命性。
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的《历史人》就是描述美国当时校园状况的学界小说。它以社会学家的视角，通过对大学校园里社会精英生活状态的描写，来讽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极端自由行为，展现充斥着激进思潮和享乐主义的校园生活，同时也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巨变。
《历史人》剧情非常简单，开头与结尾都以两场聚会相呼应，中间穿插一些激进自由主义的校园小情节和颠覆伦理道德的性爱追求，加上人物满嘴社会学词汇和社会学家名字的对话，构成了整部小说的所有故事。表面上，主人公似乎为追求社会变革而发表大胆的言论和进行放纵的性爱；实质上，在激进的政治信念背后，在放纵的两性关系之下，在堕落的生活方式之中，大学师生不过是为革命而革命的行尸走肉，自我在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的断裂与颠覆之下被异化与非人化。从富有激情的对话与激进夺取的生活来看，貌似那一代社会精英在为社会变革进行着激情的革命，但为口号而革命的个体在符号化主义之下，早已丧失了个性的存在，而成为个体消亡的激进表现。在主人公霍华德的家庭聚会中，一向保守的亨利·比尔的自残与一向激进的芭芭拉的自残，殊途同归，在文本中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反讽，反映了现代文明的社会危机与困境。
在传统道德被颠覆、新型价值观尚未建立之时，激进夫妻霍华德与芭芭拉在学术与生活中对社会传统的敌视与对“美丽新世界”的刻意追求，与保守夫妻亨利与麦拉构成了反讽式的对比。在霍华德看来，婚姻不过是“社会为了政治稳定而使本身纯属偶然的关系变得永久化的一种技巧”，而“性关系似乎成了联系彼此最为亲密的纽带”。大学毕业之后，他们走在了一起，“其结果是性冷淡、压抑性歇斯底里和肉体羞耻感的典型性综合病症，最终是肉体上和社会上的自我厌烦”。芭芭拉终于因为厌烦而打破了沉闷的夫妻关系，在她与心理学家何米德兴奋而尖叫的出轨之后，霍华德用何米德的策略引诱朋友妻子，接受者的数量和出轨经历带给他的自信心与社会勇气，让他们的夫妻关系转入契约模式，而后又变成冲突模式。在霍华德与朋友妻子、自己学生的性爱关系中，芭芭拉也从美国坐飞机前往伦敦出轨。而在亨利与麦拉的夫妻生活中，亨利因为无法给予麦拉更多的性爱姿势而被麦拉抛弃，于是选择了自残的方式，以期换回麦拉对自己的爱意。最终的结局给了霍华德等激进革命主义者一个响亮的巴掌，那就是在霍华德的节节胜利之时，曾经宣布“最不恰当的关系之中会产生多种多样的生活”的芭芭拉因无法摆脱道德理念而陷入无法自拔的不安与绝望。选择了性解放作为社会革命手段的霍华德，也选择了解体家庭的后果。在最后的聚会中，芭芭拉选择了与亨利一样的自残方式，虽然没有给出任何的结局，但作者讽刺当时社会精英的写作意图达到了。
《历史人》通过家庭生活与校园生活的书写，塑造了“恶人”霍华德，反映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社会的革命运动，讽刺了当时的社会精英以恶的力量来推动历史发展的观念。同时，通过对霍华德的周围朋友关系刻画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精英为了寻求话语权而颠覆传统的激进自由主义，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因不同社会理念而勾心斗角的文化现象。通过对文化精英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双向书写，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心理冲突。在那个个性解放的时代，个体却因追求个性而丧失个性，沦为个性的傀儡，寻求个体力量的社会运动只能走向个体的消亡，现代社会危机之下的个体存在危机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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