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专访李景端:关于翻译出版和“走出去”

2020年02月06日   作者:张慧玉

(点击图片 进入论坛)

【百道网·李景端专栏】聚焦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图书翻译出版的发展、关键点及新挑战。主要从三个方面切入:(1)中国图书翻译出版的发展历程与现状;(2)中国图书翻译出版中的重要议题;(3)新时代译者与编辑面临的新挑战。

2019时代杯·年度最美书店·十点书店

 

访谈人物简介

李景端先生,高级编审,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1979年创办《译林》外国文学杂志并任主编;1988年出任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曾策划出版《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等西方名著,着力打造译林版翻译书品牌。发表各类文章200余篇,著有《波涛上的足迹》、《心曲浪花》、《如沐春风》、《翻译编辑谈翻译》、《风疾偏爱逆风行》、《我与译林:半生书缘一生情》等。

作者简介

张慧玉,博士,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与翻译出版、语言政策与规划、组织话语等。

一、中国图书翻译出版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张慧玉:作为新时期中国翻译出版事业的拓荒人,您从事翻译出版工作三十余年,见证了中国翻译出版的发展。能否请您从一位出版人的视角,谈谈中国翻译出版的发展历程?

李景端:2015年我曾在《中国出版史研究》期刊上撰文,把中国翻译出版的发展历程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1988年,称为“打开窗口”阶段。十年文革期间翻译出版几乎为空白,而改革开放为中国翻译出版打开了“窗口”。1978年,国家出版局先决定赶印35种中外文名著,来克服当时的“书荒”。接着,在文学翻译出版领域,部分思想开放的翻译家,突破被禁锢多年的“禁区”,开始译介西方现代文艺思潮与流派。《译林》的诞生,更使大批读者包括一些学者,开始认识和接受反映西方社会现实的当代外国通俗文学。随着思想的解放,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的出版也逐步扩大。1981年1月,经中宣部批准,26家出版社重新开始翻译出版“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三年内陆续出版了64种。由人民文学社与上海译文社承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三套丛书的出版步伐加快,而介绍外国文学的杂志,一度多达近二十种。由《译林》杂志发展成立翻译专业出版社译林出版社,陆续推出了“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和“译林文库”等(李景端 《译林》二十年 46)。这些都促成了“打开窗口”以后呈现的出版活跃气象。但这一阶段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拨乱反正的阻力尚存,对某些翻译读物的价值评价存有不同认识,比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的翻译出版就遭遇过反复的周折。二是“窗口”打开后的过快发展导致翻译出版市场呈现某些乱象,如对引进版内容把关不严、将不宜公开的书籍公开发行、假用“内部发行”名义来促销等。还有一些书商利用买书号出书,使得低俗、劣质的外国文艺书刊和漫画等一度泛滥,对市场造成了负面影响。

针对上述现象,第二个阶段1989-1993年是“整顿调整阶段”。该阶段出版主管部门就翻译出版出台了多项整顿措施。1989年,新闻出版署查禁了《玫瑰梦》等一批淫秽外国小说,惩罚了买卖书号的相关单位和责任人,通报批评了出版单位跟风出版的“柯林斯热”和“西村寿行热”。1991年,新闻出版署在全国外国文学出版工作会议上发出整顿、加强外国文学出版管理的文件,同时组建翻译出版行业社团,批准成立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下属的外国文学出版研究会,开展行业交流和自律。经过整顿,外国文学刊物减少到七八家。法律方面,1990年颁布了《著作权法》,1992年加入《世界版权公约》,有效制止了翻译出版某些乱象的蔓延。从翻译出版品种看,相比前阶段,虽进入低谷期,但却推进了行业管理和市场的规范化。

从1994年开始,我国翻译出版进入第三个阶段,即市场经济阶段。许多出版社适应了“先买版权才能翻译”的观念,选题质量和出版品种都有提升,在出版老牌丛书的基础上,又推出了不少新译丛。随着出版业加快向市场经济转型,出版社事业改企业,成立股份制公司,实行出版多元化、产业化等等,获得更健康的快速发展。引进版势头不减,对外出版也获得了明显成效。输出图书的门类、选题、形式等都有了新的进展。相关主管部门,还通过举办国际图书博览会,制订“对外出版推广计划”,启动“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举措,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实施的“走出去”战略。当前,不少出版社还着力开发少数语种的翻译出版,尽力为国家开展“一带一路”的合作提供服务。(李景端 新时期翻译出版 32)

张慧玉:2008年以来,根据国家政策,出版社转制逐步进行。这对中国图书出版、尤其是翻译出版有何影响?

李景端:据我观察,出版社转制的影响肯定是有的,但目前的影响还并不显著,主要体现在市场淘汰机制的作用尚未凸显。一方面,转制后的出版业运转机制依然与市场接轨不足。国外很多出版社都是完全自负盈亏,若不符合市场需求,便会倒闭关门,但在中国,即便转制已经进行了十年,还是很少出现原国有出版社倒闭的情况,有书号制度或书号资源作为依托,即便不能适应市场需求,也能存活下来。换而言之,市场的竞争淘汰机制尚未充分发挥作用。而另一方面,中国图书出版、发行依然多少“有利可图”,这也让很多出版社避免了被淘汰的命运。以翻译出版为例。首先,传统的世界名著销路一直不错,是图书翻译出版界的“摇钱树”。现在读经典的人不少,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夜灯读外国文学一事被报道后,读外国文学经典又掀起热潮。同时,中国图书翻译出版受到较多的政策支持。现在国家提倡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等计划,在政策上鼓励文学、文化“走出去”。尽管目前“引进来”受到一定的限制,但“走出去”一直深受鼓励。与政策配套的项目、工程及经费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图书翻译出版的发展。

不难判断,目前影响有限与国家干预、政策导向有关,但随着改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市场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文学、文化交流应该以市场为驱动,应该靠质量获取市场。以韩流、韩潮为例,尽管人们对韩剧、韩国综艺节目、哈韩现象等看法不一,但不得不承认,韩国的影视艺人凭借艺术本身走了出来,并且风靡中国及其他多个国家,而这背后,韩国政府的推动力很小,基本上是市场作用的结果。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现阶段依然享有政府及政策支持,但从长远来看,必须依靠质量走“进”去,走进国外消费者的“口袋”里(李景端 译坛论争 67-68;李景端 走出去倾向 33-34)。

张慧玉:2005年,您采访过季羡林先生,在访谈中探讨翻译质量、知名翻译家培养、从政策上繁荣中国翻译出版事业等问题(李景端 听季羡林谈翻译 30)。如今已经13年过去了,您认为当时关注的问题有没有改观?

李景端:必须承认,这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翻译出版事业确实逐渐在进步。这首先体现在国家对外开放、走出去等方面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翻译出版事业。另一方面,人才培养有一定的成效,翻译队伍越来越壮大。这与现在的物质条件、技术条件关系密切。现在比我们当年创业时条件要好得多。译林出版社刚成立的时候只有16个人,搞翻译出版很艰难(李景端 《我与译林》 19)。而今天,有很多人在搞翻译,经济支持充裕,词典、工具书、参考资料都很多,又能借用新技术,优势明显。但是,也必须指出来,当时提出的老问题,如质量问题、知名翻译家培养等,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与此同时,新问题凸显出来,例如,尽管出版社转制了,但自主权依然有限,市场机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目前图书翻译出版中有一些亟待改善的实际问题,如培养高端翻译人才、提高翻译报酬、加大翻译抄袭惩罚力度等。目前翻译报酬低的问题很突出,图书翻译的报酬尤其低,因此很多图书翻译都是由兼职译者完成,专职、专注的高端译者匮乏,这不仅影响了翻译质量,而且也十分不利于翻译家的培养。质量问题一直是中国翻译出版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李景端 听季羡林谈翻译 31,编辑中心 38,翻译“坏象”六种 30),现在借助各种翻译工具、先进的网络技术,资料搜索十分便捷,质量提高比以前容易很多,目前也有很多高质量的译著,但受到各种“时尚”翻译模式的影响(李景端 翻译升级 1),加上报酬低、评估难等因素,质量问题依然是核心问题。

二、中国图书翻译出版中的三个重要议题

张慧玉:针对图书翻译出版,您在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成立仪式上提到了“一仆三主”的观点,这一观点凸显出出版商等代理人、中间人的作用,也确实是翻译出版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冯全功、张慧玉 39;张慧玉、徐开 65)。能否请您进一步阐释“一仆三主”的观点?

李景端:这个观点其实是杨绛先生提出来的。她提出翻译过程是“一仆二主”,译者是仆人,要伺候作者、读者两个主人;我认为现在变成了“一仆三主”,除了作者、读者,还要加一个中间者,如出版商、文学代理人或经纪人(李景端 翻译升级 1)。在市场经济情况下,翻译兼具商品的属性,有两个层面,一是学术层面,二是传播层面。在翻译学术层面,要遵循公认的翻译理论,但在传播层面,翻译是社会性劳动,其成果必须通过传播并被他人接受以后,翻译的价值才能实现。进入传播领域,其“游戏规则”便同学术圈里遵循的游戏规则不一样了。作为商品的翻译,必须考虑如何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通俗来讲,就是和任何商品一样,要卖得快、卖得多。因此,第三个主人的作用就在传播层面得以凸显。葛浩文先生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做报告时便讲到,他翻译作品,并不看中国作家哪个名气大,而是要看文学代理商愿不愿意出版。这些人比出版商更加懂文学,同时也了解传播资源的重要性,懂得判别作品在传播层面上的“好坏”。因此,文学代理人和出版商这些第三主人,在当今时代其作用甚至超过读者,他们不仅决定翻译成果能否以商品进入市场,甚至还能左右读者去接受什么样的翻译成果。

张慧玉:针对翻译中删减、改动原文的现象,近年来有较多的探讨,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在图书翻译出版中,这种现象定然存在。不难推测,翻译中做出变动的原因很多,而进行变动的商榷过程也较为复杂,可能还涉及到相关方的话语权问题。能否请您基于自己作为出版人与编辑的经历,从出版界的角度谈谈您对删改现象及相关问题的看法。

李景端:图书翻译中的删改问题,确实与话语权有关系。中国作家的话语权与中国文学的话语权密切相关。国外翻译家为什么要改莫言的作品呢?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在整个世界文学的地位有关。在国外图书市场,中国书籍占比不到3%,很多都是华人在看,而且很大一部分是由国外图书馆采购,外国读者自行购买较少(李景端 走出去 33)。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圈话语权十分有限。因此,为了走出去、为提高话语权打基础,中国作品只好通过一定的删改迎合国外读者,否则可能更缺乏市场和读者。但等到中国文学及作家话语权增强后,越来越多的国际读者希望读中国的书,那时我们在是否删改上便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对比一下爱尔兰作家乔伊斯所写的《尤利西斯》,明明非常难懂,但现在全世界70多种译本里面,几乎没有一个译本敢对原著做删改(李景端 编辑中心 38,翻译升级 1),而且依然能够在全世界畅销。这与英语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话语权、乔伊斯自身的话语权密切相关。

 图书翻译中的删改,有时候是不得不为之,而同时也很可能意味着责任与冲突。译林出版了《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一书。我们发现,书中关于中国的一些描述与事实不符,有些也有悖我国国情,非删不可(李景端 翻译升级 1)。出版后,希拉里得知部分内容被删,便借题炒作,除在报上公开批评外,还通过记者向外交部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这是译林出版社与美国舒斯特出版公司之间的商业纠纷,应由双方按照商业惯例去处理。后双方无法取得协议,只能以舒斯特公司收回版权、终止中国大陆发行告终。这是因删节带来的后果。

 有时不删节,也会带来另一种后果。1987年南京译者韩沪麟,在翻译法籍华人周勤丽的纪实性小说《花轿泪》中,未删除书中提及她曾遭受婆家欺凌及被性侵的文字;1992年,其婆家两名在国外的亲属,向南京法院起诉译者侵犯了名誉权。该官司前后拖了7年,曾在翻译界、法律界引起巨大争议,最终法院判决被告译者侵权成立,责令译者、出版社向原告道歉并赔偿。(李景端 《翻译编辑谈翻译》 114)

这两个案例,表明译作删节与否,如何删节,涉及学术、审美、市场、乃至法律多方面因素,这无疑对译者的判断和选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张慧玉:您曾于2012年在《编辑学刊》上撰文指出,中国文化走出去不差钱,差的是内容与翻译(李景端 走出去不差钱 6-10)。六年过去了,您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情况有没有改观?现在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李景端:推动“走出去”是中国重大的文化战略,对于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文化话语权、国际影响力等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相关政府部门的大力推动下,用于支持该战略下图书出版的资金、资源十分丰富,成果也颇为丰硕。我在2012年那篇文章(李景端 走出去不差钱 6-10)以及另外一篇文章(李景端 差的是内容与翻译 5-8)的标题里醒目地提出,中国文化“走出去不差钱,差的是内容与翻译”,是针对各项走出去出版工程中存在的核心问题。客观来说,这几年来,情况有所好转,但依然有待实现实质性改善。我认为目前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有几种潜在的倾向。首先是重视“走出去”,忽视“走进去”。在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中国图书大量走出国门,但实际上尚未真正进入国外图书市场,因为愿意自己掏钱购买中国图书的外国读者还很少,这和我几年前谈到的内容与翻译质量问题有关,也与文化差异、文化话语权、营销方式等密切相关。第二是“贪大求全,虎头蛇尾”,即很多出版社出于惯性思维,大力推出大而全的大部头图书,这些书不仅翻译、出版困难重重,而且忽略了国外读者追求快捷、方便的阅读习惯,市场潜力有限。第三是“重下游,轻上游”,即走出去战略十分重视下游的出版与对外推销,但对上游原创与翻译的扶持力度有限,而实际上,上游对内容与质量的提升具有决定性作用。最后我依然尤为关注翻译这个薄弱环节,目前优秀的翻译作品对国外译者、汉学家倚重很多,但从长远来看是要培养本土的高端译者,这便又涉及到译者待遇、报酬提高的问题。总体来说,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至关重要,近些年来,相关政府部门、出版界、翻译界、文化界等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有了一定的成果,但依然任重道远。(李景端 走出去倾向 33)

三、新时代译者与编辑所面临的挑战

张慧玉:新时代很显著的一个特征是技术快速发展。技术对当今社会各行各业的冲击都非常深远。就出版而言,一直有人担心电子书会取代纸质书。就翻译而言,由于最近机器翻译发展很迅速,很多人便担心翻译这一职业最终会被人工智能取代,有的父母甚至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读英语或翻译专业。不知道您怎样看待技术对翻译及出版的影响?作为译者,肯定不能一味被动地接受技术的“负面影响”;那么,译者应该如何利用人工智能为翻译服务?

李景端:技术进步的潮流是难以抗拒的。但从整个人类的发展历程来看,技术进步给人来带来的不只有福祉。原子弹等战争武器的发展进步便是最明显的例子。信息通讯技术为世界打开了崭新的局面,人类享受了很多福利,如微信等社交媒体;但同时,这些技术的负面作用也会慢慢地展现出来。

关于电子书对纸质书的影响,凭我个人感受来讲,主要有三点。第一,传统纸质图书可能会受到很大打击,但是永远不会消失,因为纸质图书不仅传载了文字,还承载了作者的感觉、感情以及情怀。就读者来说,读纸质书的感觉,跟刷屏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第二,有些纸质书会有特别的意义,比如签名书。如果我用电子签名签一本电子书送人,有什么意义?名家的签名书最后可以成为文物,若不是名家,至少也是很好的纪念。图书里还有精装本,装帧得很别致、很漂亮。从艺术的角度来说,那些不仅仅是图书,还是艺术品,这是电子版代替不了的。第三,我们国家还有珍藏本、古籍的善本,那是多少代人用心留存、守护下来的,不可能会被取代。所以,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纸质图书是永存的。由于电子书的冲击,人们对纸质书的消费难免会减少,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部分纸质书被取代,就漠视了纸质书,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纸质图书、传统出版方式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应该对此有信心。有些人可能认为,人工智能等技术太厉害,电子书可能会完全取代纸质图书,我觉得这种观点未免太悲观。

关于人工智能对翻译行业的冲击,我想先介绍一个电视台的语音识别实验。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用最标准的语音正常讲话,人工智能机器识别的正确率高达97%;但是,话剧演员讲台词时,识别的正确率只有52%。这说明标准化的声音可能很容易被技术识别,但带有丰富情感、个性化因素的语言则很难准确识别,更难以准确表达和翻译。因此,随着技术的发展,相对标准的文本翻译、相对简单的交替传译可能会被取代,也就是说,普通翻译的饭碗可能会被人工智能抢走,但是特殊类别的翻译,如艺术翻译,以及作为精品、强调质量的高端翻译,是人工智能难以取代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强调翻译升级的原因(李景端 翻译升级 1)。对于有志于从事翻译事业的人来说,若想成为技术的主人而不是俘虏,目标便不只是做翻译匠,而是要争做聚焦精端、高端翻译的专家,争做人类文化艺术交流的使者与传播者。无论技术如何发展,社会肯定依然需要这类专家。

张慧玉:您曾指出,编辑在图书翻译中非常重要。现时代的图书编辑同样面临压力与挑战。作为一名资深的编辑、出版前辈,您认为新时代图书翻译出版编辑应该具备哪些素质?能否请您与年轻一代编辑分享您的经验?

李景端:其实我是半路出家,42岁才进出版社,一开始也不搞翻译编辑,而是搞词典,到1978年才转入翻译出版(李景端 《我与译林》 3-5)。从我本身来讲,有在机关里当秘书的经历,写文章、写东西还行;但外语水平其实有限,在人民大学时跟着苏联专家学了俄语,英语只有高中的一些底子,加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自修,所以做翻译出版编辑应该叫“歪打正着”,或者说是客观形势需要。如果要说优势的话,我对新事物的判断会比别人快一点,能比别人抢先一步去做。这一点素质对于我从事图书翻译编辑及出版很有帮助。至于做翻译编辑应该要有怎样的素质,我曾经强调说编辑是整个出版流水线里面的一个中心环节(李景端 编辑中心 38)。之所以如此强调,是因为曾经有人认为,现代出版流程中,营销是第一环节,认为如果书卖不掉,其他都是空的,即营销有一票否决权,并且现在出版确实如此。图书选题讨论过后要请营销部判断书是否好卖,若后者认为这些书没有前途,则一票否决,是真正的“老板”。我认为这种现象不正常。对出版社而言,营销部负责卖书,而编辑是选书、做书、真正编书的人。在出版流程中,第一关键是选书,这个主要得靠编辑,如果编辑没有基本的文化积累、没有基本的学术功底,根本就看不到好的选题。

同时,如果编辑没有好的判断能力,就接触不到高端的作者。这一点很重要,编辑没有人脉,一事无成。我自认为学问并不高,但是交朋友很多,上至钱钟书、戈宝权、萧乾,下至一般的小年轻,我都可以交朋友。人脉多的话,资源就多。我认为编辑要有做判断、选题的眼光,同时也要建立一个支持、理解自己的人脉队伍,而这队伍最好包括不同层次的人。有的年轻编辑觉得自己只是大学毕业生,只跟年级、层次相仿的人交朋友,不敢接近“大人物”,这样是不行的。我胆子比较大,一开始并不认识钱钟书、戈宝权等人,初识时我只是一个小编辑,但后来通过多次接触,便都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作为编辑,我们不要畏惧这些权威,要敢于跟他们接触,主动跟他们交流。而有了交往之后,很重要的一点是,既要有仰视的眼光,又要有平视的眼光。也就是说,要尊敬他们、仰视他们,但是仅仅尊敬还不够,如果没有与他们交流的能力,是无法继续交往下去的。例如,我想请杨周翰教授做编委,便必须要提前做功课,老先生的书我要大致了解,甚至他夫人是哪里人,我都要去了解。一开始请他,他并不愿意。我知道他是编外国文学史的,便斗胆给他提了个想法。我认为,以前有些编者在编外国文学史时把苏联时期看起来落后的、左的理论完全删掉了,但这样做未必好,既然是历史,便应该批判性地保留,承认那个特殊时期有左的、落后的东西。这个观点让他对我这个小年轻有了新的看法,在学术和感情上便拉近了距离了,我成功地把仰视变成平视。后来逐渐谈深了,我还建议他文学史中不能光写巴尔扎克、狄更斯等,外国通俗小说也是一个类别,如美国的爱伦坡、英国的侦探小说也都是精品,文学史里不能一字不提。这样的对话最终赢得了他的认可,也慢慢成为朋友。我跟钱钟书的交往也是这样,他知道可以跟我探讨,甚至可以有不同意见。他曾说我是头一个敢改他稿子的人。所以,我认为,编辑必须要有“平视”的能力,要多做功课、提高自己,学会与专家们对话。当然,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待人要真心诚意。这么多“大人物”愿意与我成为朋友,愿意为我的编辑出版工作提供帮助,对我真心相待,那是因为我对他们也是诚心的。以戈宝权为例,对于他的事情,从帮助他在南京图书馆成立戈宝权藏书室,到他的一些家庭琐事,我都是全心提供帮助。这也是他诸事对我非常信任的重要原因。也就是,对好的编辑来说,真心待人、真心做人,至关重要。


引用文献

[1]冯全功、张慧玉:论图书翻译出版中主要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与互动。《中国出版》 6(2017):39-43。

[2]李景端:打开“窗口”促开放——《译林》二十年回顾。《出版广角》 12(1999):46-47。

[3李景端:翻译“坏象”六种。《出版广角》3(2002):30-31。

[4]景端:呼唤治理劣质翻译。《出版广角》 4(2003):37-38。

[5]李景端:当前译坛论争的几个话题。《中国翻译》 3(2004):67-68。

[6]李景端:听季羡林谈翻译。《中国翻译》 6(2005):30-31。

[7]李景端:“天书”《尤利西斯》是怎样“名利双收”的。《编辑学刊》 3(2008):35-39。

[8]李景端:《翻译编辑谈翻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

[9]李景端:编辑应该是出版流程的中心。《编辑学刊》 5(2011):38-39。

[10]李景端:走出去不差钱,那到底差什么?《编辑学刊》 5(2012):6-10。

[11]李景端:走出去不差钱,差的是内容与翻译。《中国版权》 5(2012):5-8.

[12]李景端:新时期我国翻译出版的回顾。《中国出版史研究》 1(2015):21-35。

[13]李景端:关注“走出去”潜在的几种倾向。《编辑学刊》 5(2017):33-34。

[14]李景端:《我与译林:半生书缘一世情》。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

[15]李景端:新时代需要升级版的翻译家。《中华读书报》 2019-3-25。

[16]张慧玉、徐开:图书翻译出版中的利益相关者责任互动:以冯唐译《飞鸟集》事件为例。《外国语文研究》 4(2018):64-73。

 

(本文编辑:水英)

(本文原载于:《外国语文研究》2019年第5期)

来源:百道网

(点击图片 进入论坛)

加编辑群提问

百道学习

随时随地 百道学习

百道学习

点击图片 立即购买

百道学习

点击图片 立即购买

百道学习

点击图片 查看详情

百道学习

点击图片 查看详情

发表评论前,请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