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书评人徐融融对话楼秋华
廿年追寻·旷世名画论辩之路

2020年01月16日   作者:文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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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编按】《<富春山居图>真伪》一书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作品从回顾画史上最大的疑案入手,梳理了数百年间《富春山居图》真伪论辩的相关脉络与个中得失,进而对古代绘画的鉴别、研究作出一定的学理探究。近日,书评人徐融融专门采访了《<富春山居图>真伪》作者楼秋华,探寻他心中的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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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楼秋华
出版时间:2019年10月

一问:楼老师,最近一些专业媒体相继发表著名学者何传馨、王耀庭诸先生的书评,对您的新书《<富春山居图>真伪》(修订本)进行了精当的评述。我们知道,早在2010年秋,您就出版了《<富春山居图>真伪》及其附录两大册。当时,两岸掀起这一名作的热潮,您的著作也产生了较大影响。这次的修订本与初版本而言,主要有哪些区别?

答:谢谢,非常感谢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位先生,他们不仅是古书画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而且《富春山居图》真伪论辩的主角均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他们先后担任书画处负责人,对这些藏品最为熟悉。       

应该说,本书修订本与初版时的主体内容一致,主要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以充实,一些细节更为清晰,当然也增加了个别章节。这是基于近十年来新的研究资料的相继出现,我对于相关论题作了考述,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这些新内容大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此外,开本大了些,书中图像较之前有了更好的底本。尤其是图像的获取,对于大多数研究者而言,多少存在一定困难,有些作品难得一见。今年己亥是黄公望诞辰七百五十周年,我想以此表达心中的敬意。中秋节那天,江浙沪三地的学者、艺术家近二十人在富春江畔雅集,遥怀先贤。

二问:今年(己亥)是黄公望诞辰七百五十周年,的确意义非凡。何传馨先生在文章中说您长期关注《富春山居图》,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一专题研究的起因与过程?

答:对于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这些年来我一直加以关注。记得1999年春天,我应西泠印社诸君之邀着手编著《赵孟頫画语录图释》。当时初稿甫成,请王伯敏先生过目,王老先生和蔼地对我讲,你是富阳人,还可以研究一下黄公望,他是赵孟頫的弟子,尤其是《富春山居图》这件传世名作,意义重大。我告诉王老,西泠印社是有“黄公望画语录图释”这个选题的,也曾建议我执笔编著,只是觉得黄公望传世作品太少,难以与其《写山水诀》作一对应的图释。王老表示,确实有这个局限。后来我把王老先生的说法转述给富阳相关人士,得到了重视,好像很快就举办了两岸圆合活动。当然,令人关注的是,与此同时《美术报》上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内容大体涉及《富春山居图》真伪,尤其是《剩山图》部分,及其火殉前的原貌。对于一件传世名迹而言,真伪问题无疑是根本性的,难以回避。更令人讶异的是,当时出版社正推出历代名画解析,其中就包括《富春山居图》,可见一方面是真伪论辩的主角,一方面则作为传世经典。所以之后的十年间,我一直陆陆续续进行梳理与研究。但是受制于个人学识以及客观条件,进展缓慢,一直到2007至2008年间,形成了约三四万字的综述,评骘各家得失之外,还包括了个人的初步考述。当初只是想选择古今中外四十余篇重要论文,加上个人的研究综述,出一本研究文集。好友高士明看了之后,建议再作些扩展。不久,得到了故宫博物院藏品的一些图像,进展加快。尤其是在鲍贤伦老师帮助之下,获取了多家机构藏品的相关图像,使得这一研究在2010年1月基本完成。浙江大学出版社的重视,加上这一年春天的机缘巧合,本书初版在是年秋天面世。

三问:对一件作品的研究最终写成了一本书,这当然与这件名作本身的复杂性有关。同时也应该与您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理念直接相关,您觉得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简而言之,这可能涉及到语境重建。譬如,过往研究者对乾隆皇帝当年鉴别之误,往往一笔带过,甚至只是以嘲笑的口吻来评判其能力与心态。不过,在我的研究中,虽也指出了他贵为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言九鼎,不容质疑等等,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乾隆皇帝在十年、十一年(1745、1746)相继收得子明本、无用师本时,毕竟只有三十五六岁,作为一位满人,而且还是一位日理万机的皇帝,对他而言,一件作品真伪鉴别的能力自然无法与专门鉴家相提并论。事实上,他在收得无用师本当晚便陷入不解之谜团。第二天,在大臣们的应和声中匆匆下了结论,并且认为子明本前隔水处董其昌一跋为真。其实,乾隆皇帝当时热衷于章草,鉴别时也没有与内府所藏的董其昌真迹相对照,整个过程比较随意。如果他充分了解董其昌这一时期的典型书风,恐怕就不会作出这样的判断。在本书中,我将董其昌在1596年前后所作的数件题跋也纳入其中,有助于观者加以比较、鉴别。当然,这一切的前提乃是得益于目前发达而有效的图像传播。

进而论之,乾隆皇帝在认定子明本为真迹,并加以题跋、赞叹时,其实并无多少鉴别力。况且到了清中期,黄公望传世作品已经少之又少,即便作为皇帝,也只是有所耳闻罢了,并无机缘可以借鉴比较,他身边的大臣更是如此。所以,当乾隆皇帝收得无用师本时,由于之前他在子明本上一跋再跋,“白纸黑字”,使他失去了回旋的余地,难以自圆其说。值得注意的是,《石渠宝笈》初编与续编均未著录这件作品。

四问:这么说来,无用师本并没有像乾隆皇帝所说的“俟续入《石渠宝笈》”。

答:《石渠宝笈初编》在1748至1749年之间加了一个附录,其中收录了子明本,但没有无用师本。对于这个附录的形成过程,我曾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在故宫博物院作了学术报告,后来发表在中央文史馆馆刊《中华书画家》。编纂于1791至1793年间的《石渠宝笈续编》,也同样没有收录无用师本。这显然与乾隆皇帝当初在卷首的说法相背离,可见他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难题,直至乾隆皇帝去世十六年之后才得以“解决”。到了嘉庆年间,在1815至1816年编纂《石渠宝笈三编》时无用师本方才予以著录。但相关文字仍然恪守政治伦理与君臣纲常,回避了真伪论辩。所以我在本书中,专门增加了这一章节,加以述及。

五问:《富春山居图》被誉为画中之《兰亭》,在画史上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力,能否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答:应该说,《富春山居图》在雍正朝以前,基本上为今天所称的江浙沪三地的名画家与大藏家所珍藏。从明中期至清早期约二百余年间,逐渐成为人们争相临仿的经典之作,尤其是沈周、董其昌、蓝瑛、查士标、王翚、王原祁等人一仿再仿,成为一种风气,影响广大。然而,随着这一名卷在乾隆朝进入清宫之后,世人难得一见真容,民间只有一些仿本以及伪本流传,包括《富春山居图》在内一大批名作的影响力渐渐消褪,似乎也未曾出现值得一提的临仿本。与此同时,山水画名家也乏善可陈。这其中的相互关系,实在是艺术史研究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话题。一直到民国之后,《富春山居图》重见天日,以多种方式出现在公众面前,逐渐恢复其应有的艺术生命力。

六问:您在书中,以大篇幅对子明本与“张宏”本关系作了考辨,这似乎在其他地方未曾见到,何传馨先生提及了其中的研究细节,您是如何打通这一路径的?

答:以往研究中(或者包括当下),“张宏”本除了徐邦达先生文章作为《富春山居图》临仿本之一加以罗列之外,确实也少有人加以论及。所以我在2010年的初版提出了“张宏”本与子明本密切关系之后,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子明本的真相,也涉及不同的作伪方式。次年,在“山水合璧    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中,子明本与“张宏”本便放在一起展出。记得当时我应台北故宫博物院之邀作专题讲座时,也有研究者问我当初是如何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我是画山水画的,对画面笔墨与章法的细节相对比较敏感,经过再三的逐一比较,最终提出个人看法。我有幸前后七次得以细细并观,后来又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中国书画》上,对于子明本与“张宏”本的摹仿(作伪)途径、材质特性等作了进一步探讨。

在本次出版的书中,加入了一件款署“辛卯中秋前二日”邹之麟名下的横卷,这同样也是过往研究中几乎无人触及的,从而对另一卷邹之麟名下款署“辛卯冬日”的临仿本再次作出回应。要知道后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富春山居图》真伪论辩与原貌的追溯中,曾经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无法回避。

七问:看来,图像语言有自己的路径。对于真伪论辩,或许有时不便作简单化判断。

答:对,我觉得既不必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但也不便把复杂问题过于简单化。因为对于古书画研究而论,真伪问题始终处于死无对证的境地,必须慎之又慎,如履薄冰,几乎没有一锤定音的可能。书中主要的观点并未改变,尽可能丰富相关视角与论据本身。

八问:过去有些研究对《剩山图》的真伪看法较多,您这里是否有新的论述?

答:1650年,《富春山居图》因火殉事件而分为两段。其中卷首的《剩山图》如今藏在浙江省博物馆,长度为51.4厘米,约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后大段无用师本(636.9厘米)的十二分之一,见到的机会比较多。在“山水合璧    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期间,相关文献将《剩山图》引首“富春一角”的题写者误识为“韩對”,不详其人,而轻轻略过。因此,《剩山图》在康熙朝之后直到晚清约二百年间的收藏脉络存在空白,成为遭人质疑的原因之一。其实题写者为活动于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的韩崶(1758—1834),他是一位比较重要的官员,生平也较为清晰。就其书风而言,“富春一角”大约是他五六十岁时所书,这就为《剩山图》的流传史补上重要一环,我在本书中对此有所提及。当年七人鉴定小组的正确辨识,似乎知者寥寥。

九问:乾隆皇帝身边有富阳人董邦达、董诰父子,而且他们还是绘画名家,他们与《富春山居图》之间是否也存在某些关联?

答:二董是清中期的两位重要词臣,董邦达作为乾隆皇帝非常推重的一位山水画家,同时也是《石渠宝笈初编》的编纂者之一,自然知晓《富春山居图》的真赝之辩。不过他并没有在无用师本上留下任何讯息,倒是在子明本的锦套上有他所绘制的一帧山水,右旁题曰“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并注有“董其昌画禅室旧藏”一行小字。这个锦套在民国年间已经有些破损,1936年出版物著录时称之为“破锦套一个”。至于董诰,则是乾隆朝后期的重臣,并成为皇帝信任的代笔人之一,我曾写有一篇《乾隆皇帝与董诰的“代写”佳话》发表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月刊》上。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董诰与其他六位大臣一起在无用师本卷后写下长跋,述及当年的真赝之辩。可见董氏父子与《富春山居图》真伪之辩关系颇深。当然,乾隆皇帝在子明本的题跋中多次咏及富春山水,致意富阳,一再赞美,念念不忘。我个人认为,董氏父子受到重用,多少也与乾隆皇帝这一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心绪不无关系。

十问:您前面提到从1999年起,便一直关注、研究《富春山居图》真伪,至今已整整二十年。将来还会继续这一领域的研究吗?

答:这二十年中,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生活的重要内容,时至今日,大致可以告一段落。事实上,我还做了一些其它的相关研究。但是由于近些年来一直忙于“中国历代绘画大系”这一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分身乏术。我想不久的将来,还会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边创作边研究,继续尽个人的绵薄之力。

本书作者楼秋华,知名书画家、学者。书法、山水画作品多次参加国家级与省级重要展览,如“浙江书法二十家作品展”等;有论著数种行世,其中《〈富春山居图〉真伪》一书入选全国“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先后应邀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学院等机构作专题学术报告。系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重大社科项目《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清画全集》首席专家、执行副主编等。

(本文编辑:杨子欣)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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