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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书局究竟何以将出土文献做得如此专业——找小切口,作大文章

2019年12月12日   作者:木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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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编按】相较一般图书出版,出土文献整理工作具有特殊性,对编辑的专业能力要求也较高,而且过程甚是耗时耗力,有的出土文献甚至整理了二三十年都未能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已顺利出版九辑,整理工作的高效率、高质量均得到学界广泛赞誉,也受到海外汉学界高度重视。中西书局究竟如何将出土文献做得如此专业?又如何克服重重困难,保证了一年一辑的出版周期?百道网就此对中西书局总经理、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秦志华进行了采访。

中西书局总经理、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秦志华

古希腊人用羊皮卷记录历史,古埃及人用草纸,两河流域的人用泥板,印度人用贝叶。而文字载体的变革,谁也没有中国这样传承有序,递进变更——从甲骨文到青铜,到竹木,到丝帛,最后的纸张,传遍了全世界。这其中,有人说简牍的时代始于春秋战国或更早,盛于秦汉,衰于魏晋。简牍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但至少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简牍已大量使用,秦汉时期(前221—220),简牍是最主要的文字载体。作为我国古代文化的遗存物,从殷周到汉晋的2000多年间,竹木简牍一直是历史记录的主要载体。但随着岁月的流逝,绝大多数实物已不复存在。只有通过偶然出土的那些文献,与古人相晤,去触摸历史。

出土文献指出自墓葬、遗址等处的古文献材料,涵括的对象从甲骨文、金文、盟书、玺印、陶文、货币、简牍、帛书、石刻,到敦煌遗书、吐鲁番文书、明清墓志等,甚至包括梵文、于阗文、佉卢文等古西域文献。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一直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随着上世纪90年代起考古新成果不断涌现,大批新材料陆续出土,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将出土文献作为古籍整理出版的一项重点门类,极大地推动促进了出土文献出版的繁荣发展。其中,尤以简牍所记录的文献资料最为丰富,因而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近年来,中西书局已完成《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肩水金关汉简》《地湾汉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壹、贰)》等重要文献的出版工作,在出土文献出版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在中西书局总经理、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秦志华看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为补充,可以更全面地还原古代文明,对于推动相关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

秦志华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玖)》成果发布会上发言

清华简整理研究成果叠见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玖)》成果发布会于11月22日在京举行,该书由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主编,中西书局出版。秦志华介绍,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集中力量整理清华简,平均一年整理出版一辑的速度十分难得,其整理质量也得到学界的高度认可。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玖)》书影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玖)》共收录简文四种五篇,都是前所未见的佚籍。《成人》通过王与成人的问答,集中阐述了先秦时期人们对法治观念、法律意义、司法制度、断狱原则的认识,其中一些语句与《尚书·吕刑》非常相近,是一篇重要的法制史文献。《治政之道》与第八辑的《治邦之道》属同一篇,共70简,约3230字,是罕见的战国时期的长篇政论。全篇气势恢宏,论说为君者当修身修德、教化人民、选贤任能、勤恤百姓、慎用武力、亲睦邻国等治国之道,体现出明显的儒家色彩。两篇《廼命》均以“毋或”引出禁戒之辞,主要是君主告诫群臣、同宗要忠君勤事、言语谨慎,不要强取豪夺,才能保全宗室。《祷辞》是一篇祭祷类文献,记载祷祠地祇的告事求福之辞。

在美国达慕斯-清华“清华简”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向李学勤先生请教

已故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前主任李学勤先生在出土文献领域作出重要贡献,涉及甲骨学、金文与青铜器、战国文字与战国简、秦汉简等各个方面,以及先秦秦汉史、思想史研究。他晚年的主要精力都投注在清华简的整理研究上,从2010年开始,陆续主编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捌)》。

出土文献出版要精益求精

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选择出版合作伙伴时,李学勤先生希望出版方具备相关的编辑出版经验,能够高效率地配合整理工作,并提供较为完整的出版方案。秦志华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担任《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前几册的责编,积累了一些出土文献出版经验。他创造性地提出6开本的设想,以便完整收录原大竹简;采取线装方式装订,解决特殊规格开本的装订问题;建议采用哑粉纸印刷,更好地反映竹简的色彩和字迹。这些都获得李学勤先生的高度认可。《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自此由中西书局出版。

清华简的整理,采取的是集体讨论、分篇整理、集中定稿的模式。从第八辑开始,除了主编审稿外,还延请校外专家审稿。基于这样的成稿过程,释文注释的整体质量很高。中西书局在此基础上进行编辑工作,统一通假字的使用规范,纠正字形与隶定的差异,对引文部分等仔细进行核校;除了与作者对接书稿内容,编辑团队还要负责整体图版质量,与制版、印刷环节反复沟通,清晰还原竹简上的文字。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费时耗力,有的出土文献甚至陆续整理了二三十年都未能出版。在同类出土文献中,《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出版进度实属难得。但这样的进度无疑也给编辑出版增加了压力,每年出版一本,实际上留给出版社只有不到三个月的编辑和校对时间。

清华简编辑团队在印刷厂校色

出土文献整理出版面临重重挑战

战国秦汉帛书寥寥无几,因为丝绸历经数千年,很难保存下来,所以出土竹简数量远超帛书。饱水竹简出土时是深褐色的,简上的墨迹不易辨识。为了使文物拍照时字迹更清晰,需在逐枚简上涂抹特制的药剂,使竹简在一定时间内呈现竹木本色,并抓紧时间拍照记录,否则竹简整体就会恢复为深褐色,且随着出土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深。因此,往往竹简图版上的字迹比原物要更清晰,而出土文献出版的重要一环就在于图版的调色、印制。

相较一般图书的出版,出土文献整理工作的特殊性对编辑的专业能力要求也较高。编辑不仅要对古文字字形敏感,对于造字构形的理据和审美都有一定判断,能够发现字形的细微差别;还要具备古文字、古文献相关的知识,因为出土文献内容丰富,除了文史哲外,有时还涉及数学、医学、律令等多个门类,十分考验编辑的知识储备;此外,责任编辑还要部分兼任技术编辑、美术编辑的角色,与排版、制版、印刷等环节直接协调沟通;考虑到新材料发布问题,出土文献的书稿交付出版社后,作者往往都急切希望图书能尽快出版,因此编辑的工作效率也很重要,经常需要加班加点。

秦志华坦言,现在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还需要进一步重视,《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新书发布会后不久,书还未正式上市,个人扫描版的PDF版本就开始在互联网上流传。一方面要通过法律手段维护作者方与出版方的权益,但同时也要加快出土文献数据库平台的自主建设,通过提供更优质、更便捷的数字化产品,吸引读者使用,形成良性互动。

中西书局开发的新出土文献数据库(内测版)

搭建出土文献平台,展示研究成果

由甘肃简牍博物馆等学术机构主持整理的《悬泉汉简》项目即将由中西书局出版第一卷。悬泉汉简发掘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这里是汉代西北重要驿站之一,去瓜洲和敦煌均为两天行程,最盛时能接待1000人的使团。悬泉置出土了2万多枚汉简,不仅记载时人出入情况、接待记录以及法令文书等,更有大量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材料。

 

《悬泉汉简(壹)》书影

秦志华介绍,中西书局通过这些年的不断积累,与甘肃、湖南、湖北等地文博机构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与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平台的十多家大学和科研机构也有深入合作。为更好地展现出土文献领域的整体面貌,对接学科需要,梳理学科情况,推动学科发展,进行阶段性的总结显得尤为必要。目前上海辞书出版社正与吉林大学古籍所合作编纂《简帛学大辞典》,该项目也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与此同时,中西书局与清华大学合作创刊的《出土文献》期刊(季刊),也将于明年开始正式出版。这是出土文献领域第一家学术期刊,立足于打造一个开放的学术交流平台。加上《出土文献研究》《古文字论坛》等学术辑刊群,“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博士研究博士丛书”等学术论著群,“新出土文献数据库”等数字化产品群,以及西域历史语言文献板块,中西书局将逐步形成一个多元一体的出土文献出版格局,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不断走向纵深。但秦志华也意识到,目前中西书局于出土文献整理研究方面用力较多,而在学术普及、学术传播方面做得远远不够。今后要更多地面向大众,从读者需求角度出发,尝试将艰深的学术内容进行知识性的转化和形式上的创新,推出更多适合大众读者的出版物,更好地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本文编辑:水英、杨子欣;编助:牛倩云)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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