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这是周德伟先生自撰的名联，既有对知识分子以启蒙天下自任的警惕，更有对统治者以功业自傲而荼毒百姓的批判。这幅由湖南耆旧、1951年后在台湾任“总统府资政”的赵恒惕书写的对联，高悬于台北紫藤庐楼下客厅，在海峡两岸知识界传诵多年。无论赏叹还是反思，“文章”与“功业”自是触着百年中国人最为痛苦的情结。顺便一提，李敖在紫藤庐主人面前对此联的内心哂笑是有点浮滑不恭的。
对“岂有文章觉天下”，尉天骢先生认为指胡适一派自由知识分子以文章救世自居，而李敖则说周德伟自言此句是指他自己。以周先生的思想与襟怀论，应该包括他与胡适在内曾以思想启蒙为己任、服膺自由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表达了内心的自我反思。生于清末、长于民初的周德伟正是因领受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对法治、宪政、人权的启蒙而获得思想上的成长；1928年他创办《天津双周刊》，宣传宪政思想、鼓吹宪政实践，任教湖南大学时，又与李寿雍合作创办《中国之路》半月刊，阐扬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学理，对当时的左翼思潮、计划经济严加批评；而台湾时期译述哈耶克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复以写出国民党真实历史为撰写自传的主旨——可以说，周德伟一生著述皇皇百万言，在在不离以思想言述“觉天下”。但百年仓皇风雨之中，无论周德伟的保守主义自由派还是胡适一路的自由主义均遭惨败，所有自由、宪政之“文章”不但难以“觉天下”，连写作者自身都无处安顿。因此，“岂有”既是对百年中国历史的痛陈，也是对自由知识分子以启蒙者自居的深刻反思。
以今天之国势及海峡两岸思想界、知识界的拍岸潮涌而言，或许可以说：仍需文章觉天下，只缘霸业苦苍生。今天所谓“文章”者，从西学译述、阐扬传统的高头讲章到纸媒时评，再到网络博客手机微博，总之思想的切磋、公义的呼唤、信息的传播无远弗届；而作者早已不是区区几个办报文人，而是广大的知识群体、万千有才的网民。毫无疑问，知识分子固然不应再以“启蒙者”自傲于人群，但断不可放弃追求公义、批判社会的天职。周德伟在台湾时期，虽然以其在国民党内的资历而仍位居经济官僚之列，但目睹蒋氏一党独裁的“霸业”龙爪飞舞，内心的痛楚与愤懑常溢于言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在紫藤庐中与张佛泉、殷海光、夏道平、徐道邻等自由主义学人论道，“天下”觉否已在所不论，只是目睹“霸业”苦苍生，内心的职责仍在。
几年前，周德伟之名在大陆学界可能还比较陌生，因此2005年他的两部大著（《自由哲学与中国圣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月；《周德伟论哈耶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在陈明、秋风、高全喜等学者的引介下在大陆出版的时候，一时间引起了部分学界中人的兴趣。但是，对周德伟先生思想事业的更多面向，知识界仍多有隔膜。去年，周先生自传《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台湾远流，2011年6月）在台出版，邵建等学者撰文评介，大陆读者对周先生的认识才逐渐增多。承钱永祥教授去年7月慷慨寄赠该书，我方对周先生的一生事迹、思想和人品有了更多了解。所谓“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正是我读该书最深的感慨。
在周德伟身上，兼有多种身份象征：民国历史风云的亲历者和坚定的宪政自由主义者、老牌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他是哈耶克的入室弟子，曾任湖南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及台大、政大兼任教授）、长于慎思与精算的技术官僚（曾任台湾“财政部关务署”署长、外汇贸易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终其一生不改其志地服膺中华儒学道统的思想家与践行者。因此，无怪乎编辑该书的主事者、周先生幺子周渝邀请了多位学者为之写序，诸序各有其侧重的面向。
然而，无论周德伟有多少不同的人生面相，其核心精神却一以贯之：自由主义的学识思想与传统儒学“尊德性，道问学”的心志情操的紧密融合。周德伟虽然前半生随时潮动荡而起伏、后半生郁闷而不得申其志，但其一生汲汲于在深厚的传统文化学殖之上吸取西学自由思想中的古典精华，兼以不忘践行于建设国事的技术操作层面，此种识见、风骨与人生体验确为特立独行。时下流行“民国范儿”之说，可以说，周德伟先生独具思想与人格魅力的“范儿”。
周德伟撰写该自传的初衷，固有其家人苦劝之因，但是对国民党官修国史、党史之扭曲事实、遮蔽真相的痛恨却是其内心深处最重要的缘由。因此，该书虽为自传，但其立意、涉笔却每有为一己之外的历史作证立言的抱负。周渝先生谓其父晚年撰此自传，“其实负着一个巨大的使命，等于是重写国民党史，他说：‘我不写国民党史，国民党将永无真史！’虽然‘我只能就我的接触，写出片断的真相。但此片断的真相，多为世人所不知，所以不失其重要性。’”（见周渝序《不容青史尽成灰》）
在该书第八章“国民党汉宁分裂前之种种事实及其再分析”中，可见“写出片断的真相”之一斑。周德伟指出：“国民党之史料及官书，均为蒋家一言堂所把持，反对者无登纪录或正确记载之余地。作者翻阅此日志一一遍，常发见荒诞及歪曲之记载，其足欺蒙后代，盖可断言。故有就亲身见闻补述前事及再加分析之必要，为民国保存真史。”（第218页）而“自序”中则把对国民党官方伪史的深恶痛绝表述得淋漓尽致，尤可为治现代史者所深思：“所阅官方文书（当指官修史书——引者注）狂悖谬妄，如尊陈其美如神智，抑黄克强如鬼。至于误国误民之独夫，则有豢养之文奴歌功颂德，尊之如尧舜文周孔孟，且集政教大权于一身，强奸民意，败坏士风，为前史所无。嘉言语录到处流传，掩尽天下人之耳目，自上尊号曰民族救星也，世界唯一之伟人也，万口雷同从而利之，不复知人间羞耻。”斯言至矣！只是此等“豢养之文奴歌功颂德”盛况之极，恐怕周先生当年仍难以想象。
就历史人物的评价而论，周德伟既以所认知的史实为依据，更以对自由、宪政价值观念的认同及功过为历史功罪的根本分际，复以儒家士君子的道德精神衡量人格，正是他的自由主义学识思想与传统儒学“尊德性，道问学”的心志情操在历史评价中的庄严运用。比如，他认为汪精卫比蒋介石具有更为明确的宪政理念，而蒋则有太多的私人权谋考虑，故以各种理由拖延立宪；而以人格而论，他认为黄兴高于孙中山、蒋介石也不比汪精卫好。是耶非耶，史学界仍有商榷。但是不以“霸业”之成败论英雄，不被官史及教科书成说所左右，可见其史识之超迈。
如果说“仍需文章觉天下”，周先生启发我们思考“文章”的立根之所和价值取向：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谱系的重新认知和思考，对个人价值与自由权利的关怀，对“儒家自由主义”，都应该有更深入的研讨和更广泛的交流。就哈耶克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影响与作用而言，经由周德伟的学问文章，可以期待，宪政自由主义者面对“霸业”狂嚣未有穷期的时代会有更新、更融会中西思想精华、更具坚忍不拔之力量的庄严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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