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芜 重庆出版集团党委书记、总编辑
刘向东 重庆出版集团总编室主任
七十年砥砺奋进，七十年成就辉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出版业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创造了新的辉煌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归功于我们党的正确领导，更是一大批不忘初心、砥砺前进的出版人团结奋斗和无私奉献的结果。重庆出版社原总编辑沈世鸣同志就是这些出版人中的优秀代表之一。
沈世鸣（1931—1995），女，山西省清徐县人，中共党员，编审。1946年3月赴解放区参加革命以来，一直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先后任《晋南日报》《新南新华日报》《重庆日报》记者、编辑，《重庆日报》工业组组长、副总编辑，重庆市出版局副局长。1983年10月调至重庆出版社，任副总编辑；1986年4月任重庆出版社总编辑。
沈老升任总编辑不久就罹患癌症，她“把生命的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抖擞精神与病魔赛跑。尽管身体每况愈下，但她毅然主持了大型出版工程——《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以下简称“三大书系”）的编辑出版工作。“三大书系”卷轶浩繁，凝结着沈老和编写团队的全部心血；丛书披沙沥金、取精用弘梳理中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辉煌成就，为宣扬世界和平和正义作出了贡献，在全国产生重大的影响，极大地提高了重庆出版社的知名度。“三大书系”荣获了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一等奖等众多奖项。她还主持了“重庆出版社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图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等其他大型项目的编辑出版工作，使重庆出版社的图书在短短几年内上到一个新的台阶。努力终有回报，美好如期而至。辛勤付出和突出贡献，让她先后被授予四川省劳动模范、重庆市优秀女科技工作者称号，被国务院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95年获得韬奋出版奖。重庆出版社党组、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和四川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先后都发出了向她学习的号召。
从沈世鸣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优秀出版人有胆有识、开拓创新的榜样力量，矢志不渝、顽强拼搏的奉献精神，心系作者、礼敬名家的宽广胸襟，精益求精、勤勉务实的工匠气质，作育新人、锻造团队的管理智慧。
有胆有识、开拓创新的引领者
“说干就干，要干就干好。”这是沈世鸣就职总编辑时的铿锵誓言。1986年，她担任重庆出版社总编辑不久，就给自己立下了军令状：卧薪尝胆，三年改变出版社的面貌。她向社党组提出建议：抓两头，压中间，出版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富有学术史料价值的图书。
1986年4月全国第一届书展的一次座谈会上，石西民、夏衍、童小鹏、张友渔、廖沫沙等当年战斗在重庆的许多老同志建议出版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他们郑重地呼吁：“抗日战争是一场团结各族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伟大正义战争，也是一场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反对法西斯暴政关系到整个人类命运的正义战争。战争的烈火锻炼了中国人民和他的文化文艺工作者，中国的文化文艺工作者也用他们的血泪谱写了一章章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诗篇。现在抗日时期的解放区文艺，孤岛文艺甚至香港的文学作品都在出版，如果重庆能够出版一套大后方文学将可以填补空白，积累文化，功德无量。”对于这一倡议，沈世鸣带领出版社进行了充分论证研究，提出编辑和出版《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的设想，并决定以盈补亏，拿出100万元资助这套大型丛书的出版。这在当时纸张和印刷成本猛涨，严肃的、学术性的图书滞销，出版事业十分困难的时候，做出这样的决定，该需要多大的勇气，需要克服多么大的阻力、承担多么大的风险！
说干就干，1989年9月沈世鸣组织带领重庆出版社在第二届全国书展中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这次书展的展柜上醒目地陈列出一套20卷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这是出版社自1980年恢复建制以来的一次总检阅，重庆出版社一大批优秀的图书走向了全国。要干就干好，紧接着她一鼓作气，又主持了《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的编辑出版工作，在出版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时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刘杲同志称赞说：“这是个壮举！”
矢志不渝、顽强拼搏的实干者
“生命在，事业就在。”执着于出版事业的沈世鸣，即使在身患癌症时意志也是那么坚定。为了“三大书系”的顺利出版，她带领同志们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甚至在重病之中以生命作拼搏，坚持完成了这一史诗般巨著。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启动之初，最为关键的是落实编委会组成成员。为此，沈世鸣辛苦地四处奔走，拜访专家学者。1986年年底沈世鸣带着两个编辑风尘仆仆地到了北京，在北风呼啸、零度以下的严冬里55岁的沈总编辑以她正厅的出差标准完全可以享受打出租车的较为舒适待遇，但她不愿意浪费公家钱，能给公家节约一分就是一分，永葆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和年轻编辑一道挤公交，因为年纪大了，需要别人在后面使劲推帮一把她才可上去；一日三餐从不下饭馆，都是西红柿黄瓜就着烧饼，最多加个煮鸡蛋。从早到晚她都在不停地奔波，每天要拜访三四家，脚疼了，回来泡泡热水又接着再跑。一天晚上离开阳翰笙先生家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公交，只能摸黑走夜路的她不小心摔倒了，摔伤了胳膊，眼镜也摔出去老远。一天清晨，大雪让地上结了厚厚的冰，稍不留意就会滑倒，然而困难未能挡住前进的步伐，她一刻也不肯歇息地挤公交去拜访冯牧先生。有志者事竟成，编委会搭建成功。
1987年春，沈世鸣带着编辑团队又踏上新的征途，兵分几路对当年的“大后方”进行拜访，累积资料、收集各方意见建议。带着夏衍老的“路条”，拜访了欧阳山、杜埃、陈残云、秦牧、杨康华、黄秋耘、许杰、王西彦、郭风……从桂林到广东、香港，从海南到上海、福建、新疆……一路都留下了沈总编的足迹。为了编好“大后方”书系，沈总编辑走遍了“大后方”的每一处历史遗迹，查阅“大后方”保存的每一份资料，聆听“大后方”老作家的每一段回忆。
一切工作迅速又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然而沈世鸣总编辑的肺癌病情却进一步加重。闪过她脑海的是：“我没有生病的时间，‘大后方’书系不能停。”
家人朋友为她担心不已，医生也警告她应该立刻手术。思前想后，沈总决定在北京做手术，因为“大后方”书系的编委多半住在北京，如果情况很好很快就可以开始工作。术后的第3天，沈总就打了吗啡止痛，听我给她汇报工作。第7天拆线后她认为“我该工作了”，就在病房里开起了“大后方”编辑会议，布置任务。在这场与癌症的搏斗中，她“把生命的每一天都当做最后一天”。医院叮嘱她出院后半休，3个月后就可以上班。但术后20天，她就立马回到重庆，回到繁忙的工作中，争分夺秒，要把住院的时间抢回来。
沈总以顽强的毅力，坚持一边治病，一边工作。她又陆续主持了《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的编辑出版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从1986年起，历时8年，出资600万元，先后完成《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的出版工作。“三大书系”以其94卷5600万字的出版规模，以其选收作家作品国家和地区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屹立出版之林，沈总以她的坚守与奉献圆满完成了这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文化出版工程。
心系作者、礼敬名家的探行者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选题确定之后，沈总就明确指出，作为一套高品位的重点图书必须要有第一流的专家学者，特别是亲身经历过“大后方”的老专家、老作家的把关审定。但是，像重庆出版社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出版社，又怎么能得到那些德高望重的文坛泰斗们的支持呢？
“得道多助，心诚则灵。”这是沈世鸣的事业信条，也是她的具体行动。把总主编定下来，把编委会成立起来，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沈世鸣按照事先理出的专家学者名单，逐一登门拜访。在拜访阳翰笙时，翰老说：“我赞成默涵当总主编，他多年搞文艺领导工作、理论工作，对出版工作也很内行，主持过《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工作。除了他，再没有合适的人了。”老人还答应，他要和夏衍也通通气，说：“夏公那里，你们要多给他汇报，他工作抓得很细，都要过问。”于是他们去看望了夏公，夏公说：“我年纪大了，只能给你们当顾问，总主编还由默涵来当，现在文艺界的情况有点复杂，他出来主持工作事情就好办了。”
为了请到林默涵先生担任总主编，沈总编辑委托中顾委一位朋友黎虹帮忙去邀请。黎虹原是胡乔木同志的秘书，对文艺界情况很熟，和林默涵交往也深，但黎虹来电话说：“默涵说他对大后方情况不熟悉，担子太重，不好干，但请他推荐别人也提不出来……”事情眼看要陷入僵局，沈世鸣总编鼓足勇气敲响了林默涵先生的家门。她详细汇报了工作进展情况，中宣部、新闻出版署领导同志的谈话，翰老带给他的口信和夏公的愿望，一句话，总主编非他莫属。但林默涵先生仍有难色。沈总编再三表明诚意，林默涵先生在送出门时还是说：“先开会，听听大家的意见再说。”林老的回复给沈总留下一丝空间，不轻言放弃的沈总于是又请刘白羽同志助一臂之力，白羽同志热情地答应了：“不要急，过几天我陪你们到他家去。”几天之后，当我们把总主编的聘书呈到林老面前，又有白羽同志为她们“说情”，默涵同志再也不能推辞了。
古人云：“敬一贤则众贤悦。”林默涵先生出任《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总主编，赢得了一大批著名作家、诗人、文坛泰斗的支持。
“每位作家都敬重。”这是沈世鸣的处世原则。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老作家毕朔望一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他私下对出版社的编辑说：“我的意见要写出来告诉你们总编。”这引起了沈总的重视，对每位作家都要敬重，每位作家的意见都很珍贵，即便是不同的意见。这是她和作家交往的原则。她与毕老是一年前在出版社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认识的，以后曾通过信，寄给他两本出版社出版的《四十年代诗选》。这次会前没有去拜访，毕老有意见要提，她觉得应登门恭听。门铃响了，毕老亲自来开门。他说话坦率，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沈世鸣总编辑诚恳地表示，有些意见将写进她们的编辑体例，有的将在编书过程中采纳。毕老听了爽朗地笑了，说：“那你们的书出来我一定买一套。”
精益求精、勤勉务实的实践者
多出好书，多出精品。这是沈世鸣的事业追求。在她担任总编辑之初，就与新组建的领导班子达成共识：如果在我们这一届拿不出一批高质量、高品位的好书，不仅对不起子孙后代，也对不起重庆出版社。
沈总编辑编书审稿一向编风严谨，一丝不苟。即使是选择书的作者、主编也绝不马虎。对于“三大书系”的主编、编选者人选的确定，都是反复斟酌，优中选优，最终确定的参与者都是精兵强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副总主编、老诗人方敬率领着来自西南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学院、四川外语学院、重庆图书馆、重庆话剧团、重庆曲艺团、重庆文化局等单位的30位教授、讲师组成的创作研究人员团队，跑遍了全国的图书馆、资料室和书店，在年深日久、浩如烟海的文档材料中，认真细致地进行着抢救、挖掘、甄别、筛选、精编的工作。仅以林亚光教授编选的《外国人士作品》为例，这60万字的内容就是从多达2300万字的资料中精选出来的。而整个书系的1200万字精选于多少万字的资料，已是难以统计估量了。书系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他们都反复推敲修改，认真打磨。曹禺先生写的“大后方”（戏剧编）的序言需要修改，老人家先是坚持己见拒绝修改，但是在沈世鸣的支持鼓励之下，我作为责任编辑并不气馁，充分理解老人的心情，又下了大力气修改完善了序言。几天后，再次拜访曹禺，老人高兴地肯定了我的修改，并且又自己提笔完善，慎重地署上自己的名字。
在“三大书系”的编辑过程中，沈世鸣带领着她的团队从编辑、校对、设计直到发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发扬工匠精神、精益求精。他们有的掉了十几斤肉，有的“熬白了少年头”，有的推迟婚期、推迟生育，婚假都没休。
作育新人、锻造团队的管理者
沈世鸣认为，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出版事业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为了将来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努力培养新人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她充分发挥传帮带的作用，通过锻炼年轻编辑与作者打交道、与名家打交道，让他们积极参与重大出版项目的编辑出版工作，培养年轻编辑茁壮成长。她对出版事业的热爱，为出版事业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的精神，也深深地感染着她周围的年轻编辑们。如今，这批年轻编辑不断成长，大都走上领导岗位，带领重庆出版人为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继续拼搏。
在此之前的重庆出版社，虽然通过经营教辅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但却没有叫得响的图书品牌。沈世鸣总编辑带领着全社同仁，齐心协力，从“三大书系”开始，誓要做亮重庆出版社这块招牌。之后，这逐步成为重庆出版社的光荣传统，一代又一代的重庆出版人在沈世鸣的精神感召下，以“书行天下，传承文明”为己任，坚持出好书，深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出版阵地，设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出版基金”，策划组织出版了《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等上百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通俗读物系列。《马恩列画传》获得刘云山同志称赞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益尝试”；《马克思画传：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版》作为中宣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三种重点图书之一，荣获第八届优秀通俗理论读物、2018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2018中国好书”。继1988年设立的由著名科学家钱伟长任主任委员的“重庆出版社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延续至今已经资助出版了110多部学术著作，获得155项奖项，《现代交通医学》《昆仑植物志》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法学变革论》版权输出到日本；《结构振动分析的矩阵摄动理论》成功解决了我国“长征二号”捆绑火箭系统动态特性预测问题，为“奥星”上天作出了贡献，该基金成为全国科技界和出版界知名品牌。重庆出版社还发扬老一辈出版人的光荣传统，推出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100卷，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全方位立体展示中国抗战大后方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空白。
不忘初心，勇做先锋。“说干就干，要干就干好。”沈世鸣总编辑远去了，她的精神永存，她无愧韬奋出版奖的称号，无愧为中国出版界的优秀代表，是我们出版人奋进新时代的标杆。她的精神品质、工作作风，必将薪火相传，激励着重庆出版人不断开拓渝版图书出版事业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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