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 辽海出版社古籍部编辑室主任
摘要：沈昌文先生从事出版工作60年，在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力，被誉为“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梦想”的人。他从家境困难、辍学谋生的学徒，到三联书店总经理，带领三联走出困境，并确定三联的文化品格、发展方向；再到把《读书》杂志经营成为拥有十三四万读者的“观念最开放、思想最活跃”的刊物，其成就可谓不凡。考其出版成长之路，他好学进取的精神、兼容并包的思想、“依常理悦人，依常识做事”的处世方式以及竭诚为读者服务的精神都是值得新时代的出版人借鉴的。
关键词：沈昌文 出版“学徒” 成长
沈昌文先生自1949年开始非正式接触出版（1949年刚解放不久曾报考三联书店），1951年正式进入出版行业，实实在在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出版事业的发展、壮大和种种变迁。在与我国出版事业共同成长的过程中，他60年的出版生涯取得了不凡成就，在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力，被誉为“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梦想”的人。但他却把自己定义为“出版学徒”，将自己的“学徒”生涯划分为三个时期：1944—1950“学徒”的第一次；1951—1980“学徒”的第二次；1980—1996“学徒”的第三次。文章即从这三个时期探寻沈昌文先生的出版成长之路。
一、“学徒”的第一次——对出版产生初步认知
沈昌文先生1945年14岁时因家境困难，辍学进入银楼做学徒。1947年，银楼关门后给老板贺先生做“生活秘书”，一直到1951年3月。这期间的“学徒”生涯学的并非出版，但因爱阅读，结识了好些“新派和老派的出版人”，和以后有条件考进出版社做校对员有一定关系。贺尚华、黄宝珣、赵鸣皋、赵振尧几位是沈先生这个时期重要的引路人。
在《沈昌文，岁月的孤本》一文中，沈先生曾对记者谈道：“在这个阶段认识的一些人，让我变成了今天的沈昌文。第一个影响我的人叫刘硕甫……他教我练书法，讲‘写字如做人’，高明处要‘意到笔不到’，还教我读《古文观止》。对我帮助最大的则是几个地下共产党，他们经常来吃饭，让我送信、买报，我受他们最大的影响是在他们的鼓励下学了俄语。我始终记得祖母的教育：‘要记得自己是好人家子弟’，千方百计地寻觅补习的途径，使自己有一技之长。起先找到函授学校，通过函授学速记、学会计，后来又出门上夜校。曾经在五六年的时间里，我前后上了14所补习学校，学习了多种技能。这还不算，早上5点钟，我就到法国公园（现上海复兴公园）听人讲英文。我至今还记得公园有位丁文彪先生，是留英的博士，听他讲英文和西方历史、文化，让我大开眼界。”沈公好学进取如此，日后不出成就也难。
生活书店出身的贺尚华是老板贺先生的表弟，在上海经营一家“上海书报杂志联合发行所”。在帮他接收邮件的过程中，解放区的邮报使少年沈昌文大开眼界。贺尚华的书店开业后，这是沈先生常去的地方。黄宝珣女士是老板贺先生的朋友，也是生活书店出身，经营一家耕耘出版社。他们聚会中时而谈出版业务，时而谈及生活书店的往事。因黄女士“谈锋颇健”，沈先生常常会听得入迷。赵鸣皋先生是位共产党人，常向大家谈起时局，对众人颇有启发，他也总推荐沈先生读生活书店的书刊。恰巧那时离做工不远处有个生活书店，是沈先生常去浏览的地方。
这期间，对沈昌文先生在自学路上帮助最大的一位是赵振尧先生。振尧先生因看到沈先生喜欢书本，便常加勉励。其后，赵振尧为上海书报杂志联合发行所编校一本关于希腊神话的书，让他帮着做些抄抄写写之类的事，由此沈昌文先生得知什么叫做出版工作，并因此喜欢上了这份职业。于是在1949年向三联书店写信，希望通过考试成为三联书店的员工，但遗憾的是，因学历达不到没有被录用。
这是沈昌文先生第一阶段的“学徒”生涯，因自己的勤奋进取、因爱书而广结的善缘让沈先生逐渐走上了出版道路。
二、“学徒”的第二次——三联前辈的出版启蒙
（一）认真工作态度的养成
1951年，沈昌文先生考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做校对员，三联书店并入人民出版社。那时的出版形态与现在流程化的“策划”“营销”等环节有所不同，所要奉行的铁律是“认真”。“天天费力在认真消灭错字，认真规范写法，认真统一译名，以及认真地把一本书里面的文件或经典中没有过的说法消除掉”。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时间，沈昌文先生给五六位有学问的领导做秘书，有幸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了除编校业务之外其他方面应有的认真态度。如怎样认真执行有关政策、认真动员作家积极协作、认真整理旧的资源进行新的出版、认真了解阅读并研究国内外学术信息、认真了解世界……这三十年的工作被沈昌文先生认为是正规化的出版学徒训练，“尤其在认真做好细枝末节及认真执行出版纪律上，可以说这时期的‘训练’到了极致”。
（二）组稿与编校业务能力的提升
人民出版社成立三联书店编辑部之后，组稿工作便常态化，编辑部明确提出外出组稿的任务就是要“翻箱倒柜”，在国内作家、学者中组到除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以外的高质量稿件。沈昌文先生也参与其中，尤以参与“十二年翻译规划”（十二年出版一亿二千万字外国名著的译本）这一项目时，收获最大，学到了不少编辑的基本功。
这一时期，沈昌文先生的稿件审读和编辑加工能力在各位前辈的引导下也大有长进。如岑仲勉先生的《黄河变迁史》，书里有这么一段话，说“黄河怎么变迁的，很多人考察过，都不如我的考证清楚，因为我是根据古今的记载讲的，所以比实际考察准确”。在沈昌文先生看来这话说的过于绝对，且违反实践论。但是陈原先生却认为应该允许各种不同的意见存在。再如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编辑在编辑加工时删掉了些自认为写的庸俗的话，但是曾彦修等领导却认为编辑有些过了，应该保存作家的风格、尊重作者的表达方式。陈原先生对审读书稿，曾提出十点要求“审稿应该注意不被原稿拘束，应该对原稿做一些鸟瞰，避免随着某些原稿钻牛角尖”。“在学术问题上作者的一说与众不同，但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在审稿意见书中可以指出，但不要遽加否定”。“要适当注意主题要求阐明的内容是否充分，是否有说服力，但不要偏于找寻原稿所没有接触到的问题”……这些都是对编辑加工业务的精辟总结，对编辑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另外，沈昌文先生尊重开放性的表达以及编辑要抓大事，不必拘泥于小节等的稿件审读加工思想也是这一时期在陈原先生、曾彦修先生等几位领导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
（三）出版社管理工作的耳濡目染
20世纪50年代，三联的出版工作在多个方面存在缺陷，为此，陈原先生作为管理者之一会根据实际情况出台一些管理措施。当时，这些管理措施不管是积极的还是遭到反对的，都给沈昌文先生以很大的启发。“如编辑访问作者，事后必须写详细的访问报告。对书稿的修改，必须有记录。……提出建立书稿档案管理制度。还主张编辑工作中很多事要‘挪前做’。就是做选题的时候要考虑到约稿，约稿的时候考虑到来稿，来稿的时候考虑到加工”等等，这些管理思想为日后沈昌文先生主持三联工作提供了很好现实意义的指导。
（四）转益多师，广结善缘
俞晓群先生在总结沈昌文先生的出版经验时说：“沈公做出版，另一条重要的经验是广结人缘。这里的核心是一个‘广’字。为达到这一点，沈公说，出版人最好游离于各个学派之外，最好不要随意得罪人，遇事最好不要急于站队表态。这也是一种基本的职业训练。另外，‘广’字还包含着对新人、晚辈，以及一般读者的尊重。”
20世纪60年代的三联书店编辑部人才济济，沈昌文先生多数都能友善的交往并能择善而从。如精通外语的何思源、郭从周、杨静远等老师；关心年轻人成长的曾彦修先生；放浪形骸、精通古文、英文、德文的朱南铣先生等。当然这一时期决定沈昌文先生一生、“善为书商”的法宝是和众多被打成“右派”名编的交往，如李慎之、董乐山等几位前辈。他认为在与“政治上有问题的”众学者型编辑的交往上是自己的一个长处，“不以他们的‘政治污点’为忤，而是真正拜他们为师”。且“师生”关系一直维持到20世纪末，他们一直都在帮助沈先生的出版工作。
这种处理人际关系的经验，沈先生也带到了日后的编辑出版生涯中，从而形成了自己与作者沟通接触的“三无”（无能、无为、无我）编辑工作思想。王蒙先生对此做了最好的阐发：“出版家编辑家只有进入兼收并蓄的‘无’的状态，即无先入为主，无偏见，无过分的派别倾向，无过分的圈子山头（有意或无意的），无过多的自以为是与过小的鼠目寸光，无太厉害的排他性，无过热的趁机提升自己即为个人的名利积累的动机，才能兼收并蓄来好稿子，也才能真正团结住各不相同的作者，才能真正显示出一种恢弘，一种思稿若渴四线若渴的谦虚和真诚，才能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和容纳力。”（《阁楼人语》之序：《有无之间》）沈昌文先生大智若愚的交往方式，让他握有来自知识界、读者、行政界等众多方面的出版资源。如学者中的吕叔湘先生、金克木先生、张中行先生等；读者中发展成朋友的如刘宏图先生、沈自敏先生；政界的胡乔木等先生。众人拾柴火焰高，三联强劲的发展正是得道多助的结果。
第二阶段的出版实践，沈昌文先生得益于众多出版前辈的提携，更多是从出版的实际业务上发力，在组稿、编校业务、出版社交能力等多方面得到了实质性的提升，为第三阶段的运筹帷幄积累了丰厚的储备。
三、“学徒”的第三次——从文化意义上认识出版
这一时期的沈昌文先生因此前两个时期的的积累和储备，对这这个阶段的开始颇为高兴。因为开始了《读书》杂志的编辑生涯，“了解什么是中国当代文化人，什么是我们的文化前景，我们出版人的职分何在”，站在了更高的位置和平台上来审视出版、思考出版。
（一）出版是传播真理
三联书店是在物质极度匮乏、精神极度丰富的背景下恢复建制的。沈昌文先生接手《读书》杂志后，以相当“开放”的姿态，传承着老三联的办社经验、思想品格、精神风貌。在随笔集《最后的晚餐》中沈先生曾总结道：“当我以文化为职业的时候，常蒙前辈教诲。现在视之，这些言传身教，无异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对门徒的训词。”
主持三联《读书》杂志的十五年间，他在陈翰伯、陈原、范用、倪子明、戴文葆、史枚等先生的身上看到的是“迥然不同”的出版人的风格——把出版当做传播真理的事业。为此，他们“拍案而起”“据理力争”“字斟句酌”“夙宵匪懈”。但是，传播真理的前提是要以严格按照中央的文件精神办事。陈翰伯、陈原常告诫沈昌文先生要“定下心来好好学习新近的党的十几大文选，以及邓小平同志的有关文章”，绝不可把追求思想特色同国家的出版方针、路线对立起来，偏离总的方向。
（二）思想开放、客观，正确区分“争鸣”与“棍子”
《读书》这本杂志在老一辈出版家苦心经营下形成的性格是思想解放、百家争鸣但不“打棍子”。
曾有位诗人和翻译家写了首感时的旧诗发表在《读书》上，其后，杂志收到署名“某某办公室”的来信，并附批评性文章一篇，认为该诗反党反社会主义。对这篇批评文章的刊发与否，杂志社众前辈进行反复讨论，最后陈原先生的一番话获得大家的称许，他认为读书应当容许不同声音的存在，欢迎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但绝不容许“打棍子”。此文经多人反复斟酌阅读后，认为这不属于“争鸣”的范畴，乃退。沈昌文先生从这个事件中明白了“争鸣”与“棍子”的区别。
《读书》这种思想开放、客观的性格得到了众多读者的认可，曾有读者在一次读者座谈会中发言道：“你们（《读书》杂志）解放思想。历经两个寒暑，你们不怕顶头逆风，不信歪门邪道，解放思想的旗帜始终鲜明，不含糊，不吞吐，我们（读者）正想说的话，被你们说出来了。”“你们平等待人。有不同意见，可以批评，可以讨论。然而又不是无休止的争论，到时适可而止，以后再有新意，还可继续商量。你们只用批评的武器，不用武器的批评。打棍子的文章你们不登，这样好，我们赞成。”可以看出，开放与客观的态度让三联得到了读者很强的信任。
（三）传承三联的追求及品格
1.三联的追求
（1）内容上具有思想特色和文化积累价值
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版事业迅速发展，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新书和杂志上市，加之三联书店从1983年才重新独立，面对严酷的市场竞争，沈昌文先生决定带领三联继续走老一辈三联人所走的特色化道路。这种特色化即在遵循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前提下，积极宣扬爱国主义、大胆提出问题、勇敢揭示矛盾，引进有益社会发展的新观念、新认识。具体做法便是，“继承过去”“记录当下”，即出版历史上留下来的优秀文化成果和传播“当下”的好内容以传诸后世。力求所做的内容能够具有长期效果，达到重复出版的价值，最终成为可以被积累的文化。
（2）形式上要典雅、洁净、含蓄
沈昌文先生曾说，在三联书店的老同志们眼中，出版物就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品，它的特色既要在内容中凸显又要显示在形式上。沈昌文先生主政三联时也刻意追求这方面的特色。对一本书的装帧设计从上到下都会反复斟酌，不断推敲，且告诫负责印装的同志，要把书籍的印刷制作当成一项艺术任务，要让自己的出版理想、出版情怀，通过一本书的整体制作来展现出来，在风格上达到典雅、洁净、含蓄的效果。
2.三联的品格
（1）政治品格
家国情怀从来都是三联的传统。邹韬奋先生在《我们的立场》中曾说过：“民族兴盛与社会改进是要靠多方面各就其境地能力而分工努力促成的；本刊不过是许多努力的无数单位中的一个，好像大海汪洋中的一个细流，所以本刊从来不存包办一切的态度，只想竭尽我们的绵薄，在振兴中国民族改进中国社会的许许多多的努力中，希望能贡献我们一个小单位或一个细流的责任。”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人深深感受到多年文化气氛的沉闷，《读书》为立矫时弊，大力提倡“当今最新之学”，鼓励刊发“从新角度谈论新问题的文章”，包括“重视中外比较文学，提出有分析地对待西方现代哲学，强调文化问题研究，主张重新探讨某些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引进外国法治思想，以及介绍海外重要的学人及其著作……”
沈昌文先生经营下的《读书》，从最初提倡“解放思想”到后来主张“文化开放”，既不束手束脚，也不随波逐流或者走向庸俗低劣，以其严肃的政治品格保持着自己的声誉和特色。
（2）文化品格
文化有品位之分。三联书店以中等以上知识分子为读者对象和工作对象，这些读者思想敏锐，精神需求层次相对较高。因此，沈昌文先生带领下的三联从事的是“高品格的文化”出版。即便通俗读物，也必须是生动活泼的学术论著，即知识的普及性、思想性、学术的严谨性、语言表达的生动活泼性要兼顾。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出版原则“我做出版……强调文化第一、质量第一、人脉第一”。把“文化”放在了第一位（“政治第一”不言而喻的前提下）。有了文化才会产生品牌，出版社也才能得到读者的信任。
（3）出版品格
出版的品格即出版的质量，包含书稿的审读、编校、加工，书刊的装帧、印制等。沈昌文先生认为出版工作是一个长命的工作，“比人长寿”。出版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本书做完要知道哪些方面做的不好，哪些地方是好的，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保持这样的出版品格才是一个合格的出版工作者。
3.始终践行“竭诚为读者服务”的精神
三联书店前身、由邹韬奋先生创立的生活书店，创立之初就提出了“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宗旨。邹韬奋先生曾在《<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一文中说：“我们办这个周刊不是替任何个人培植势力，不是替任何机关培植势力，是要借此机会尽我们的心力为社会服务，求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尤其注意的是要从种种方面引起服务社会的心愿，服务所应具有的精神及德行。”
沈昌文先生在主持三联书店工作后，亦以为读者服务为核心价值观。他根据自己多年出版的经历总结认为，平时工作中的失误，及因失误导致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低迷，都是没有抓住“服务”这一基本点。他认为，出版过程中有许多问题必须从服务着眼才有意义。当时的三联书店，在为读者的服务上大致做到了这样几点：一是设立“《读书》服务日”。每月至少一次把读者聚集在一起，了解读者的想法和愿望，以确定读者的精神需求。二是改进文风面貌，既有思想性、学术性，又不乏生动活泼的可读性。为此，聚集了一大批“善文之士”，如费孝通、金克木、黄裳、李一氓、杨绛等。三是出版普及性读物。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了适应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三联书店在面向中高层读者推出大量学术著作的同时，还推出了一系列大众读物，如《蔡志忠中国古籍经典漫画》系列、《中华文库》等。
结语
时代虽然不同，出版形态亦多元并融，但事理不会变更。从公的方面来说，新时代的出版，人才培养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任何事业没有人才的话都会变得举步维艰。从私的方面来讲，一个编辑如何进修、提高，我们可以从沈昌文先生的经历、思想、处世之道中得到一些启发。不管做何种形式的出版、在出版道路上追求什么样的效益，传统出版人所追求的文化精神、竭诚为读者服务的精神不可丢、不可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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